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作者：寒冰，责编：罗文，原文标题：《豆瓣9.1 : “独立女性”不是拥有了一切，而是承担了一切》，题图来自：AI生成
前阵子有一部很火的悬疑美剧《都是她的错》，在豆瓣被打出9.1的高分。除了剧情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片名，即对婚姻中女性处境的深刻洞察——母亲受到的责怪多，恰恰是因为她做得多。
片中塑造了两位中产妈妈的女性形象：Marissa和Jenny。Marissa是拥有独立公司的金融从业者，Jenny是出版行业的营销主管，各有一个5岁大的儿子。
她们住着大别墅，有保姆帮忙，丈夫看上去也还算“进步”：愿意支持妻子的工作，能一起承担育儿责任，情绪价值也提供得到位。
表面上看，两个家庭是那种让很多人向往的现代化的平等婚姻，但Marissa和Jenny依然深陷育儿的泥潭中，并在孩子出事后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女性受过更多教育、有更多钱和资源支持的中产阶级家庭内部，虽然不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性别观念也更先进了，但性别不平等的处境并没有改善太多。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双职工家庭中，女性做家务的时间为男性的 2.4 倍，母亲作为孩子日间照顾者的占 63.2%[1]；到第四期数据差异更大了，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依然是男性的2 倍左右，而 0~17 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 76.1%由女性承担[2]。
而且，这种性别不平等的处境还更加隐蔽了。2025年的最新一项研究指出：这些城市中产家庭中，夫妻们大多感觉不到家务劳动的不平等分配，反而觉得很公平、不存在问题。不仅男性如此，女性亦如此[3]。
当“独立女性”走出家门，开始工作，她们并没有（如期待得那样）拥有一切。相反，她们最终承担了一切（甚至比传统女性承担得更多了）。
那么，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一、有钱也无法“外包”的家务
《都是她的错》中有一幕很扎心，保姆出事后，很多人指责Jenny，说她找保姆是为了逃避育儿责任，说不定是为了寻开心。
Jenny苦笑，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没有人帮我，我完全无法正常生活”。
孩子出生后，家务量会大增，新增部分往往会逐渐叠加到女性身上。且家务由于其复杂繁琐性、不可量化、掺杂了大量情感因素在其中，很难通过“外包”全部解决。
保姆只能做简单的执行工作，比如接送孩子、给孩子准备午餐。研究者们发现，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钱买不到的“隐性劳动”：
1. 情绪劳动
情绪劳动始于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经典研究，她指出，情感的付出与管理是与体力劳动相伴，但并不总与之同步的另一种劳动形式，往往被作为女性的专属责任[4][5]。
比如处理家庭内部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维系孩子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劳动往往要耗费大量的情感能量。
2. 认知劳动
“认知劳动”是关于家庭事务的预测（anticipate）、识别（identify）、决策（ decide）和监测（monitor），其中涉及很多心理、脑力和管理方面的活动，比如安排活动、决定并准备吃什么、采购等。
研究者Daminger提出“认知劳动”高度性别化，且由于其分散和抽象特性，女性在这个层面上付出的劳动虽然很多，却不像体力劳动一样易察觉，甚至连劳动者本身都会忽视[6]。
许多丈夫并不会花额外精力去关注以及思考家中还有哪些家务需要做，而是作为妻子命令或吩咐的执行者：“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还往往能为自己赚来“听话好老公”的称赞——但看似掌握更多“权力”一方的妻子，其实只是无形中承担了更多认知劳动[3]。
3. 数字劳动
随着数字技术对工作和生活的渗透，还产生了情绪、认知劳动的叠加效应。
一项研究对29 个欧洲国家的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关联工作与家庭中的数字通信技术使用时，发现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更大概率属于高家庭型与双高型（即工作和家庭中的数字技术使用都高）；男性更大概率属于高工作型与双低型（即工作和家庭中的数字技术使用都低）[7]。
剧中Marissa孩子的失踪后，她被丈夫指责：“我以为你手机里有全部家长的联络方式？”Marissa不得不道歉，“因为工作忙还没来得及存”——这就是典型的数字劳动，但人们往往默认是母亲的职责。
一项访谈研究中也发现了母亲承担的繁重数字劳动[3]：
“孩子的交流和信息互通常通过微信进行，妻子们需要在多个妈妈群、家长群、通知群查看各类通知、填写意见反馈、报名缴费，与老师和其他家长沟通孩子的学习、生活和活动情况，并且通过必要的回应强化个人之间的关系。”
“日常采购常在淘宝、盒马、山姆等云商超或团购群进行，家居日用品、家人的衣物等在采买之前还可能通过小红书进行了解，要在不同 App 上比较价格，其他一应大小事务也需使用不同 App 或平台，使得妻子们常常手机不离手”
这些“看不见的劳动”琐碎、繁重，持续介入会不断切割母亲们原本完整的时间，形成碎片化时间——给职场妈妈们带来巨大压力。一项研究中，一位孩子刚满周岁的学术妈妈就谈到此困境[8]：
“跟生孩子之前相比，我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没法专注写东西了。
以前有一个idea（想法）可以执行得很好，现在即使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但一会儿孩子饿了要喂孩子，一会儿又要哄孩子睡觉，就没法专注。等你安排好一切再来写文章的时候，你发现你刚才的想法又忘记了。所以，一个好的想法往往写着写着就虎头蛇尾了，挺打击自信心的”
二、看不见的情感绑架：母爱=母职？
在家务和育儿问题上，性别分工的文化惯性问题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加根深蒂固，这种集体潜意识常常会内化成为一种看不见的情感绑架。
剧中孩子失踪后，Marissa反复陷入自我怀疑，“我是个坏妈妈吗？”尤其是回忆起为了兼顾工作而忽视孩子的时候。
关于学术妈妈困境的研究中也多次提到，在追求工作—家庭平衡的过程中，学术妈妈常因疏忽对孩子的照料和陪伴，产生“我不是一个合格妈妈”的想法。一位已经通过首聘期考核的学术妈妈谈到[8]：
“一提起孩子，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亏欠。
前两年，我拼命地追求首聘期考核达标，经常在学校加班。孩子还小啊，是最依恋妈妈的时候。我晚上不回家，他就不睡觉，非要等我回来陪他一会儿他才睡觉。每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宝宝也是哭得撕心裂肺。”
这种“情感绑架”让母亲更容易陷入自责和内疚，因而不自觉地承担更多劳动。
另一方面，也给了家庭中的男性更多“脱身”的借口。
剧中，每当Jenny抱怨育儿劳动分配不公时，总被丈夫质疑，“你需要得太多了”。Jenny也会因此陷入自我怀疑，是我要得太多了吗？是不是本该如此（即母亲本应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哪怕双方都有工作）？
Marissa的丈夫也经常用“孩子真的想找你，需要你”为借口“找妈妈”，默认自己只能处于被动或“帮助型”角色。
而这其中，最具有迷惑性的是，“母爱”常常和“母职”混淆，育儿的繁重劳动被包装成某种爱和责任。
家务增加成为身份获得的“附赠礼品”，与身份的光环一起套在女性身上，与经营家庭、养育下一代这种宏大任务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化，使她们的学习和转变成为一种“自然”、“应当”和“自愿”，也因此更容易被忽视[3]。
而实际上，你完全可以爱孩子，但要求更平等地分配育儿劳动。
有时候，劳动就仅仅是劳动。
三、进步性别观念的自我催眠
相较于低阶级家庭来说，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受教育程度高，性别观念理应更进步——丈夫也要分担家务和育儿劳动，成为中产家庭需要保持的“优势”，也是一种“政治正确”。
但研究者们发现，有时候，恰恰是这种“进步”让人们自我催眠，陷入平等的假想，从而忽略现实分工的不均。比如2025年针对城市中产家庭家务分工的一项研究发现[3]：
女性受访者对丈夫在家务上的贡献往往持称赞态度，尤其是将丈夫与传统家庭中不干家务的男性比较时，会觉得他们特别优秀。有些妻子虽然会抱怨丈夫“眼里没活”，但抱怨大都只落于男人通常不够细心、粗枝大叶等，男性的问题只是某些个人特质，而且由于大多数男性如此，比较容易被原谅。
也就是说， 妻子们总会倾向于称赞和妥协，毕竟这“相比那些啥事都不愿意干的丈夫来说”，已经“算是还可以了”。
美国也有一项类似的研究，针对32 对中产阶级异性恋高知夫妻进行了访谈，发现他们在理解家务分工时有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
他们更关注当下的安排而忽略长远的性别化选择，比如夫妻双方的职业发展方向对家务分配产生的影响。将某些安排解释为个人特质、特长、偏好等的偶然结果，而非社会性别的结构制约。并用“家庭和谐”、“经济贡献”等说辞模糊性别化的选择，使得实际仍为传统性别化的家务分配，被合理化为个体的、例外的状态[6]。
这些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性别平等的深层障碍——即使个体意识进步，结构惯性仍通过认知框架的自我调适得以存续。
还有些时候，“进步”的性别观念甚至还会成为进一步压迫女性的“武器”。
剧中Marissa和Jenny的丈夫都善于提供“情绪价值”，他们经常会夸赞妻子：“你真的太棒啦”“没有你可怎么办”——通过这种“甜言蜜语”来逃避自己本该承担的责任。
比起那种传统性别规训下的压迫，这种“软性”方式似乎看起来很无害，还会让妻子们感觉良好，无从抵抗，“能者多劳嘛”。
这也是中产阶级女性面临的某种困境的悖论，越有能力的女性反而可能被迫承担得越多。
女性主义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以一种看似“自由、解放”的面貌出现——“如果你够努力，你就可以做到一切；如果你能做到一切，你就能拥有一切，进而证明你很厉害”。
尤其对于那些从小没有得到无条件的爱，内在自我价值感较低的女性来说，她们更容易接受这套叙事——需要有机会来证明自己很厉害。
这些女性会因此产生一种“我拥有权力，我还可以比男性更强”的错觉，但实际上，这套叙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女性的处境，甚至在某些方面让女性更加“失权”。
因为这套叙事过于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和自我负责，弱化传统社群、集体的支持功能，让女性陷入“自我增值就能解决一切”的误区。而一旦任何一方（工作、家庭）出现失衡，她们只能将问题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进而产生自我否定、愧疚感。
正如美国专注研究“女性权力”的心理治疗师Kasis Urbaniak在《A Woman’s Guide to Power :Unbound》书中所说：
“独立女性看似和传统女性不一样，因为她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对吧。但实际上呢，独立女性什么都不要了，她们得到的甚至比传统女性更少。
于是最终，独立女性没有拥有一切，而是（自己）完成了一切。”
但有一天，这些女性也会缓过神来。
剧中保姆出事、孩子失踪成为导火索事件。Jenny逐渐意识到，她厌倦了当一个厉害的人。某天她为了忙工作只好把孩子托付给其他家长帮忙，而此时丈夫正躲在海边的车里，边吃薯片边刷短视频——他谎称自己也要加班。这一幕深深刺痛了Jenny，让她下决心离开婚姻。
Marissa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丈夫的自私、无能，最后选择“处理”掉丈夫，独自育儿。
某种程度上，这个结局让人觉得解气，“爽”。但另一方面又有些悲哀，女性的极端反抗本质是对结构性压迫的绝望回应，恰恰反映了母职困境的无解性。
Jenny和Marissa已经是掌握更多钱和资源的精英女性，她们的处境亦如此，对于底层阶级的母亲来说，只会更艰难（实际上片中也塑造了这样一位母亲形象，在此不作赘述）。
当性别平等在观念上首先抵达了一部分人，但实现平等的现实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隐蔽了。
但这至少提醒了这代走在女性主义叙事前端、自我感觉“我和我妈那一代人处境已完全不同”的年轻女性们：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参考文献：
[1]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
[2]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N].中国妇女报，2021.12.27.
[3]丁瑜，史依宸.隐藏的不平等：隐形家务和性别平等观念如何制造城市中产家庭夫妻的家务感知裂隙[J].妇女研究论丛，2025，(04):37-52+68.
[4]Hochschild，A.R..Emotion Work，Feeling Rules，and Social Structure[J].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1979，85（3）.
[5]Hochschild，A.R..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Human Feeling[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6]Daminger，A..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Household Labor[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9，84（4）
[7]Hu，Y.，and Qian，Y..Gendering Digital Labor:Work and Family Digital Communication across 29 Countries[J].Community，Work
[8]李胜蓝.夹缝中的母职实践:“学术妈妈”的焦虑体验及缓解策略[J].青年研究，20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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