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欧洲价值 ，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糖代表着甜蜜。尤其是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一杯白糖水、一根几分钱的冰棍都令人开心。但如今糖已不再被许多人视为必需品，甚至闻糖色变，“控糖”成了流行词。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人类仍然需要糖，许多人依然会沉迷于它的魅力，但同时又会有许多人基于现代健康理念，对糖充满警惕。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对糖的迷恋和警惕也会同时存在，爱恨交织。
在人类历史上，糖不仅仅是调味料，更是影响人类文明走向的资源之一，深刻塑造了今日世界的格局。从早期的奴隶制种植园到现代的工业化生产，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深刻影响了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糖与现代世界的塑造：种植园、奴隶制与全球化》一书中，伊丽莎白·阿伯特梳理了糖从早期欧洲贵族的奢侈品，到成为全球广泛消费的食品，以及在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变化历程。在她看来，糖的甘甜凝结了四五百年的血泪与抗争，是一部由奴隶的血泪、殖民地的压榨和种植园里的强制劳动写就的残酷历史。糖的全球史远比大家想象的更有滋味，也更苦涩。
人类对甜味的感知，最早来自于蜂蜜。早在公元前1世纪，养蜂业就已出现。甘蔗的种植使得人类开辟了最重要的糖分来源。公元7世纪，波斯人已经学会了蔗糖加工技术，10世纪时，甘蔗已经成为中东地区重要作物之一。
欧洲人接触甘蔗始于十字军东征，逐渐形成规模种植。在中世纪的欧洲，糖曾经是贵族与王室才有机会享用的奢侈品，甚至被赋予无数本不存在的功效，比如当成药物治病。阿伯特就写道：“糖曾被当作奇迹般的疗方，只有少数幸运者能尝到它的滋味。”
但在大航海时代到来后，糖成为多重博弈的对象，从贵族奢侈品转化为全球性商品。欧洲殖民者将甘蔗带到美洲，在加勒比海殖民地建立种植园，继而在甘蔗中提取蔗糖。他们起先逼迫当地土著进行种植，但当地人持续反抗，最终被殖民者屠杀殆尽。在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殖民者从非洲掠夺奴隶，运送至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
“在4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际奴隶贸易使得至少1300万非洲人背井离乡，超过两百万非洲人因此而丧命。糖料种植园消耗的奴隶数量是最多的，共600万人。”黑奴生产出的蔗糖，又被运往欧洲销售。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正是这样以蔗糖为运转核心。
在这个体系里，黑奴承担了种植、收割和榨汁的全过程，被视为非人化的生产工具，上演着一出出“以命换糖”的悲剧。他们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6小时，有些甚至达到20小时，无法逃脱“三年定律”（在种植园工作三年后就会累死或病死）。死后也不能消停，骨骼会化为种植园的肥料。
也正是在这种大规模种植和生产之下，欧洲糖价暴跌，成为普通人的餐桌调味品。“在1650年的伦敦药房，白糖以每磅3先令的价格作为药品出售；而到1780年，它已成为主妇们食谱里常见的甜味剂。”
残酷的甘蔗种植园，也被阿伯特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雏形。甘蔗种植的大规模生产、资本密集投资、严苛的劳动力管理和全球化的商品供应链，堪称工业革命的标准模式。从某种意义来说，现代工厂的“牛马”，就这样与奴隶制变得一脉相承。同时，“对蔗糖迫切且激增的需求将创造出一个完全屈从于糖业的社会，并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转变为无情、鲁莽的消费者，从此耽溺于由糖的甜蜜带来的愉悦感受。”
在工业革命期间，糖不仅仅成为平民餐桌的一部分，更成为工人阶级的“能量补给”。以工业革命最早发生的英国为例，工人阶级的新兴生活方式，就是将加糖的茶和涂抹果酱的面包变成日常饮食常态。相比过往，这种“甜度”当然暴增，并被视为物质极大丰富的象征。但与此同时，高糖导致肥胖和糖尿病激增，高糖加工食品背后的工业利益，也成为“资本殖民”的一部分。阿伯特就尖锐指出：资本家通过廉价的糖维持工人的体力，带给他们有限的愉悦感，但同时也用高糖这个陷阱弱化劳动者的反抗意识。
这一模式延续到了今天，在现代饮食中，高糖食品的获取相对容易、成本低廉，低收入群体更加倾向于通过这些廉价高糖食物摄取过多热量。相反，真正健康的食品，需要更高成本才可获得。这是现代糖业带来的健康恶性循环，同时也意味着资本霸权的延续——糖的生产早已从加勒比海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但奴隶种植园的模式其实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廉价劳动力和大规模单一栽培依然是构成这一体系的主要元素。
正如阿伯特在书中所言：“糖的故事，是关于欲望与牺牲、财富与奴役、快乐与痛苦交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