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一个思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大湾区评论 ，作者：郑永年，原文标题：《“十五五”时期，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一个思路｜独思录 x 郑永年》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永远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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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第48录编者按

“十五五”即将启幕，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组、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化演进的背景下，如何走出一条具有韧性的国际经济中心之路？

本文穿透“五个中心”的政策表述，直指一个根本性命题：没有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实体经济根基，金融、贸易、航运、科创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文章以英美“去工业化”的教训为镜，提出上海必须依托“基础科研-应用转化-金融服务”的“三驾马车”，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驱动、金融反哺实体的新路，让“五个中心”协同服务于一个目标——打造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国际经济中心。

作者给出清晰的发展思路。上海的抉择不仅关乎一座城市的能级跃升，更关乎中国会走向“英美式过度金融化”，还是走出一条以实体经济为本的新型全球城市道路。

本期独思内容录是根据在上海发改委主办的“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研讨会”（2025年12月7日）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01亚太新地缘政治格局

及对中国的影响

“五个中心”建设是中央政府赋予上海的重大使命，也是上海“十五五”期间的重中之重。“十五五”期间的“五个中心”如何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

“十五五”时期我们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表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这些充分反映在美国刚刚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之中。这一战略列出美国的五大核心利益：一是把战略重心先从全球范围内转移到“国内-周边-后院”，确保西半球的稳定与主导地位；二是维护经济安全与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三是保障欧洲的安全与文化健康；四是防止中东被敌对势力主导；五是建立科技优势与掌控全球标准。

这种新地缘政治格局将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一，美国地缘经济的重心会转移到亚太地区。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亚太地区会是世界经济的重心，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地缘经济重心都会转移到亚太地区。也就是说，美国的战略倾向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合，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国际战略。同时也表明，美国越来越成为亚太国家。

第二，与此相应，特朗普政府想和俄罗斯妥协，并且让欧洲应付俄罗斯，而自己则聚焦与中国进行竞争。

第三，东亚的美国盟友恐惧于中美走得太近而会竭力阻止和破坏G2的形成，因为G2表明这些盟友会失去战略空间。

第四，随着美国的继续“退出”，区域秩序会继续恶化，周边甚至会面临失序的情况。

这种趋势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即随着各个列强聚焦亚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会急剧增加。机遇，即特朗普的战略调整也赋予中国更多的战略空间。特朗普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对战争也不感兴趣，其战略聚焦经贸和科技。这意味着，尽管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赛道的压力会有所减轻，但经贸和科技领域则会大大增加。

02中美竞争的核心

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说到底，中美竞争的焦点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于谁来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而言，新的产业革命既是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外部地缘政治力量的基础。如果不能掌控和主导“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其他方面就无从说起。

对我们来说，中美竞争的核心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贸易、投资、技术，还是地缘政治等，中美双方竞争的焦点在于经济体系的韧性，而一个经济体的韧性往往取决于其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内部更为重要。在一个国家内部，产业结构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又会影响社会阶层结构。因此，产业结构的失衡将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最终导致政治的失衡。今天，很多国家在卷入外部冲突的同时，内部也因为产业失序而面临“革命”的局面。无论是美国面临的问题，还是欧洲面临的问题，都是产业体系失调的产物。

正因为这样，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如果没有新技术的产生和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都很难把自己提升成为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在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技术要素的重要性是不断递增的。从低度发展到中等发展水平的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在发展早期，经济要素成本低廉，包括劳动力和土地，发展早期人们对环保的要求也不那么高；再者，发展早期更存在着大量的经济增长空间，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通过现有技术的应用而来的制造业等等。只要找到启动发展的资本，配置于有效的政策，增长就可以实现。在这个阶段，对企业来说，做什么都可以赚钱。

这个阶段的发展推动一个经济体从低度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从中等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的过程则比第一个阶段要困难得多。一是生产要素成本提高，二是新经济增长空间匮乏。因此，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世界银行《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再次更新了其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研究，发现各国随着财富增长，通常会在人均GDP达到美国年度水平的10%左右时——相当于今天的8000美元——掉入一个世行所定义的“中等收入陷阱”。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

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在13,000美元左右，离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已经是一步之遥，但离四中全会设定的目标，即到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经济体，还有较大的距离。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五个经济体的成功主要是这些经济体实现了可持续的、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这些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大量投入科创，几乎每十年实现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如果没有产业升级，那么很难想象这些经济体是如何成功的。如果说这些经济体的政策是成功的，那么成功的核心就在于政策促成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不仅促成了传统产业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增加新的经济活动。对社会来说，新增经济活动扩大了就业，劳动者增加收入，中产规模持续扩大；对政府来说，增加税收，有能力扩大对科研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一句话，我们要实现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个目标，唯有通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3“新三驾马车”与上海

“五个中心”建设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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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驾马车”理论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什么？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了新“三驾马车”理论，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我们总结了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发展史经验，发现在实现科技突破过程中，这三者缺一不可。

基础科研的主体是大学和研究机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活动一般都是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金融服务的主体一般是金融机构。政府通过财政系统支持基础科研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在发达国家，很多私营企业也以不同方式搞基础科研，或者大力支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基础科研。但是，政府很难支持应用技术转化，因为应用技术转化风险极高，政府很难用纳税人的钱去做高风险的事情。“三驾马车”把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的主体）、应用技术转化、企业和产业化一体化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产学研一体化”，理顺了科创的整体逻辑。人们可以把这新“三驾马车”称为大科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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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海的引领作用怎么说都不会过分。可以这么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一重要使命的根源。

从建设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而言，我认为科技创新是基础，国际经济中心是目标，而金融、贸易和航运既是国际经济中心的自然产物，也是国际经济中心的有效配套举措。科技创新不仅导向新技术和基于新技术之上的新经济活动，而且新技术可以赋能传统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而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产生贸易和航运，也产生对金融服务的巨大需求。

04新自由主义路径

的经验与教训

经验地看，鱼与熊掌不能同时兼得。一个经济体很难同时实现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同样强大，也很难同时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同样强大。美国金融经济强大的代价是其实体经济的薄弱，美国服务业强大的代价是其制造业的薄弱。特朗普发动的对等关税战争涉及到的只是货物贸易，而没有把服务贸易计算在内。美国在货物贸易领域存在巨额逆差，而在服务贸易领域存在巨大顺差。如果两者总和地看，美国的贸易逆差没有那么大。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出现目前面临的局面呢？简单地说，这是数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产物。在这一点上，英美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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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教训

在英国，撒切尔革命开始之后，金融业被视为是最具现代性并且是主导未来经济的产业，英国政府因此全面放弃了制造业而把发展重心转向金融业。尽管这一产业政策塑造了日后人们所见的伦敦金融城，但英国也从此告别了制造业。英国本来存在一个比较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但这一政策使得英国制造业大量流失。

这一巨大的判断错误对英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即传统实体经济消失、新制造业与英国无缘。今天英国所拥有的，便是一个畸形的产业结构，就业不足，地方税收减少，中产萎缩，社会高度分化等几乎所有病状都与此有关。这也是英国前些年脱欧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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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训

美国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类似。二战之后，美国形成了一个最系统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但如同英国一样，里根革命之后，美国也放松了金融管制，促成了美国资本带着美国的技术和实体经济离开了美国本土，流向全球各地。美国在变成金融和服务业强国的同时也很快演变成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弱国。

今天美国所面临的“去工业化”局面，美国几乎放弃了基于中低端技术之上的产业。美国尽管一直牢牢占据着世界的前沿技术，但没有能力生产中低端技术工业品，日常商品市场充斥着外国产品。“去工业化”一直被视为是美国经济的致命伤，技术、就业和税收流失，中产规模迅速缩小。中低端技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而高科技出口又被视为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这样，中低端产品进口所产生的贸易逆差不能得到高科技出口的平衡，这样就自然导致贸易不平衡。

再者，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是美国传统中产的经济基础，它们的流失表明中产基础的弱化甚至消失。更为严重的是，尽管美国拥有庞大的基础科研能力和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但没有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就很难把基础科研转化成为应用技术，而金融创新也失去了服务对象。在这一点上，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观点是对的。万斯认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创新都必须以制造业为最终的依归，没有了制造业，所有创新都是空谈。

这种局面当然不能持续下去。就美国而言，特朗普“再工业化”的决定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这个判断，而在于特朗普所使用的对等关税的方法。一旦特朗普使用关税来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就导致国内的通胀，影响人民的生活。很多年来，美国就一直处于这种状况。这也是这些年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社会根源。

无论特朗普未来怎么做，美国必然受制于这样一个经济逻辑：美国若推动再工业化与制造业回归，其金融霸权空间可能被相应压缩，从而为其他国家金融地位的提升创造机会；反之，若美国继续维持金融霸权与服务业主导地位，则将继续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留出空间。

例如，二战之后美国曾经是航运大国，这是因为当时美国是制造业大国，有大量的货物要运输。但随着日本和韩国的崛起，这两国诸多制造业领域超越美国，因此航运也转移到这两国，美国相对衰落。之后，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制造业大国，航运也随之转移到中国。如果美国能够实现特朗普所计划的制造业，那么美国有机会再次成为航运大国；但如果不能再次成为制造业大国，那么美国很难再次成为航运大国。

再如，美国之所以成为金融大国是因为很多国家都要使用美元，而这背后又是因为美国对这些国家开放其庞大的市场。美国为什么拥有庞大的市场？很简单，因为美国已经不再生产。如果美国再次实现工业化，自己能够生产大部分产品了，那么就不需要那么多进口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那么多国家使用美元了，美元自然衰落，美国的金融地位也会随之衰落。

05上海如何以“五个中心”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美国这一经济逻辑应当对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具有参照意义。应当强调的是，上海“五个中心”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依然具备巨大的潜力来提升“五个中心”的能级。2024年，上海城市经济规模已经进入5万亿元以上的新阶段，在全球城市排位中继续提升；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3650万亿元，继续处于全球城市前列；口岸贸易总额达到11.07万亿元，稳居全球口岸贸易城市首位；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5150.6万标准箱、连续15年排名世界第一，成为全球首个年吞吐量超过5000万标准箱的世界大港；上海机场航空货邮和旅客吞吐量分别达到420.6万吨、1.25亿人次，排名分别升至世界第二、第三；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4%左右，“上海-苏州”集群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连续两年位列第五。

从长远看，“五个中心”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协调好五个中心之间的发展逻辑关系，要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为基础，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如果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衰落，那么就很难实现航运中心建设的目标；如果实体经济过早或者过度金融化，那么金融崛起的过程也是实体经济衰落的过程。一旦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衰落，航运和贸易就失去了基础。

上海具备所有的条件来构建基于科技创新之上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或者国际经济中心。或者说，上海具备了我们所说的“三驾马车”。上海拥有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具备足够的基础科研能力。并且，上海已经提出了“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计划。再者，上海和周边的长三角其他地区拥有强大的应用技术转化能力，无论是浙江、江苏还是安徽都是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体。

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也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能够提供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转化所需要的足够的金融服务。应当强调的是，这也说明了上海金融的发展方向，即金融要为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服务。因为金融是最赚钱的领域，很多年来，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很难遏制金融的发展。四中全会科学地把“十五五”的核心规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发展实体经济，这表明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不会过早地把实体经济金融化，更不会把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从前述英美的教训而言，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永远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无疑，上海金融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类似于美国的风投那样的金融，而非投机的和虚拟的金融。二战以来，美国很多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都是风投的产物。风投是美国金融的“好”的部分，而投机金融和过早过度地把实体经济金融化的金融则是“坏”的部分，我们应当把这两部分金融区分开来。尽管犹太人主导着世界各地的金融业，但以色列则是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立国的。

自发生在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每一轮新产业的发生、发展和壮大都是和“三驾马车”紧密相关。因为各种原因，我们错过了此前数次产业革命。但这次则很不一样。人类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技术和产能越来越集中在中美两国。从目前的发展势头看，“第四次产业革命”基本上会发生在中美两国。上海建设五个中心就是要引领世界的“第四次产业革命”。

一旦建成基于科技创新之上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海就可以自然而然成为“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也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国际经济中心”建设的目标。同样，这也会是一种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赋能上海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