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吴晨，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帕兰提尔CEO亚历山大·卡普在《科技共和国》中写下“高科技不能局限于消费与注意力经济，要重新与国防和军工联系”时，他不仅是在为硅谷敲响警钟，更在回应一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命题——正如范内瓦·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呼吁“政府投资大科学计划以服务公共利益”——如今的西方科技世界正面临一场方向与价值的重构，而这种重构的大背景则是东西方的再平衡。
卡普的这本新书是美国精英正在进行的集体反思的代表，他不愿看到美国在全球竞争中落下风，他希望科技精英肩负起重振国家的使命，投入到富有前瞻性的大项目之中，直面经济与社会中的真问题，将硅谷的创业精神用在实处。
卡普的思考并非孤立，《未来战争：硅谷与五角大楼的科技革命》中对“软件定义未来战争”的预判，就让《科技共和国》的主张有了现实注脚。这本书既是对硅谷异化的批判，也是对科技如何服务国家使命的追问。
卡普是硅谷教父彼得·蒂尔的老朋友，而帕兰提尔这家高科技情报公司2003年由蒂尔等人创建，用高科技手段服务美国军队、移民局和警察局，是硅谷创业公司中的异类。硅谷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谷歌为代表的“不作恶”，是从苹果在上世纪80年代挑战IBM就开始的对政府的质疑。相比之下，蒂尔和卡普显然是反主流的另类，他们现在发声，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硅谷的集体右转，而需要清晰意识到这背后发生了4层根本的转变：
第一、过去一年，美国主流思想界一直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除了在AI领域，美国已经很难建设新东西了，从普罗大众所需要的住房，到国家应该主导的大项目，美国的建设能力乏善可陈。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制造业空洞化的现状，更重要的是一种避实就虚的思维定式，从华尔街对轻资产的垂青，到高科技公司对制造外包的推崇，现在都到了全面反思的时刻。
第二、为什么美国缺乏超前规划的能力？范内瓦·布什在二战后出版的小书《科学：无尽的前沿》再次爆火，背后是美国精英对从曼哈顿计划到阿波罗计划的集体怀旧，但更多是对国家主导的针对未来的投资的重新思考。硅谷显然是市场创新的热土，但国家主导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资，以及集中资源攻关国家认为异常重要的领域——从原子弹到登陆月球——却无法简单外包给私营企业。马斯克的私人航天公司SpaceX获得巨大成功，很多人归功于他的野心，但卡普却认为SpaceX衬托出的是NASA的无能，缺乏太空探索的雄心和有效的成本管理。两相对比，潜台词是国家需要与高科技公司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第三、硅谷创业者本身的价值体系需要修正。放在几年前，卡普的这本书肯定会受到建制派（左派）的大加挞伐，因为“政治不正确”。但如今，这本书代表了一种对固有认知的突破。他提醒硅谷精英，不仅要知道自己反对什么，更重要的要知道自己支持什么。为了多元而多元的虚假包容，背后缺乏对“何为良善”的价值追求，这是十分危险的。他特别提醒硅谷所抱持的科技万能主义，其实只适用于消费领域。当硅谷将自己的创造力紧盯着消费领域中琐碎的创新，却对从医疗到教育等方面的重大议题避而不谈的时候，他们真正秉持的是科技逃避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因小失大。为高科技找到真正的用武之地，就回到了这本书的核心议题——硅谷该如何肩负起科技的国家使命？
最后一点则是对官僚体系的反思和对硅谷活力与创造力的褒奖。官僚作风不仅存于政府，也存于美国传统的大企业，甚至在富可敌国的高科技企业中也广泛存在。卡普在书中细数官僚体系的沉疴。首当其冲的是内耗式的权力博弈，也就是所谓表演式工作和办公室政治的盛行。他将这种传统组织称为“会议工业复合体”，员工把精力浪费在“争权夺位、邀功诿过”上。面向未来，他期待的知识工作者真正有效的组织是一种大幅减少层级的组织，就像德鲁克所强调的那样，仿佛交响乐团中指挥与每一位音乐人都能有心有灵犀的眼神交流。硅谷的秘诀不仅是搜集人才，更在于人尽其才，充分给予他们灵活性、自由度以及创造的空间。
呼唤工程思维
在卡普眼中，当代硅谷最致命的迷失，是丢失了“工程思维”的本质——这种思维绝非单纯的技术能力，而是一套以“解决真问题”为核心的价值与方法体系。它有三个鲜明特征：务实导向的问题解决，对抗从众的独立判断，以及超前规划的集体协作。
从定义来看，卡普推崇的工程思维，首先是拒绝逃避的务实主义。这些年硅谷盛行科技万能主义，认为任何商业问题都可以通过创新来解决，比如当年流行的话术：There is an app for that（总有一款APP能用）。但其本质是科技逃避主义。硅谷用优化外卖、社交算法的小创新，回避了住房、教育、国防等领域里存在的真问题。硅谷精英虽然富可敌国，却在政治中集体失语，连硅谷本地的土地规划制度都无法改变，听任房价飙升，普罗大众苦不堪言。
更为恶劣的是，在伪命题上争论不休，对真问题却避而不谈，比如美国愈演愈烈的枪支泛滥和枪支暴力问题。无论出现多少次针对平民甚至是孩子的枪支暴力事件，美国全国都会不假思索地陷入对宪法第二条修正案无休止的讨论（普通人拥有枪支的权利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神圣权利，不得侵犯）。帕兰提尔与一些地方警察局试图转换思考框架，将它在阿富汗帮助美军反恐的情报技术军转民，用于解决美国大城市枪支暴力事件频发的问题。与其无休止地讨论“普通人是否有权利拥有枪支”，真问题是“如何有效监管枪支”，尤其是针对那些有潜在暴力倾向的人做好预防，这恰恰是它的情报体系发挥作用的时候。如果能大幅降低一个大城市的枪支暴力案件数量，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会感到更安全？
问题是，帕兰提尔刚刚与美国南方新奥尔良警察局合作，就陷入一场烦人的口水战。所谓“进步”人士对警方抱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他们觉得警方如果采用了情报系统，就会加强对普通人的监控，而这一点从原则上就是不可接受的。以此为出发点，即使普通人需要忍受枪支暴力频发的危险，也是可以付出的代价。
这种不作为，其实是建立在某种虚伪的道德之上，是对普通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真正的工程思维，应如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所做的那样：面对纳粹核威胁，他们不纠结于“技术是否道德”的空泛争论，而是聚焦“如何造出原子弹以遏制战争”的实际目标，在创造性摩擦中找到解决方案。
其次，工程思维是“对抗从众的智识勇气”。在目前的消费互联网文化中，盲目追随主流的倾向正在扼杀创新——工程师因害怕冒犯而放弃争议性项目，管理者因固守流程而拒绝灵活调整。
呼唤不从众的工程思维，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个体层面的对某类社会性算计的钝感，以及拒绝从众的态度，促成了硅谷工程文化（can do）的崛起。而真正的工程文化，需要“建设性不服从”：正如马斯克借鉴丰田“五问法”追根究底的第一性原理，帕兰提尔在内部鼓励员工质疑权威，哪怕挑战既定流程，因为“拒绝因循守旧”才是突破技术瓶颈的关键。换句话说，拥抱工程思维有助于组织对畏惧偏离主流的盲目从众心态免疫。
另一个是群体层面的。坎普慨叹：数字革命究竟是真正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还是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互联网的创新，本质是对人性欲望的商业变现，而非对公共福祉的突破——它让用户更便捷地点餐，却未解决硅谷住房短缺、美国医疗低效等真问题，正如《未来战争》中所担忧的：“当无人机技术能用于战场时，硅谷却在优化外卖配送路径，这是资源的致命错配”。换句话说，如果只是将工程思维用于构建大赚其钱的注意力经济，是因小失大的方向性错误，硅谷的创新并没有被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事出有因。硅谷精英始终警惕政府管控以及对其技术发明的误用和滥用。他们认为政府是进步的绊脚石，而非天然合作伙伴。
但现实是，国家退场造就了日益扩大的创新断层。在这里坎普再次慨叹，美国的工程师群体生活在硅谷的科技城邦中，越来越脱离普罗大众，也显然与国家所面临的宏观困境以及二十世纪地缘政治威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情感疏离。这时，再去咀嚼蒂尔曾经的那句名言“50年我们没有等到飞行汽车，只等来了150个字符（意指推特当年作为社交媒体爆火）”，不禁五味杂陈：一是科幻小说中的科技愿景并没有成为创业者努力的方向，二是创业者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懵懂无知，三则是高科技用于消费领域只是雕虫小技。
这时再去回看《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所描述的那一代科学家爱因斯坦、奥本海默们的特质——他们不被“科学应远离政治”的教条束缚，而是主动将知识用于捍卫民主的国家使命。
最后，工程思维代表了超前规划的集体协作。卡普推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反对官僚式的集权——他以蜂群、椋鸟群为喻，指出高效协作应是“无中心却有序”：侦察蜂自主勘察巢址、椋鸟边缘个体率先转向，正如硅谷团队中的“基层主导创新、权威灵活流动”。这种协作，与《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政府牵头、学界与企业深度联动”的曼哈顿计划精神一脉相承。令卡普遗憾的是，如今硅谷沉迷于“个体消费需求”，不再参与阿波罗计划式的国家大项目——而在AI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当下，只有重拾“超前规划+集体协作”的工程思维，才能避免科技沦为“生活方式的装饰”。
作为深度绑定国防军工的科技创业者，卡普的思维始终带着国家视角的独特性——他既不认同硅谷“技术中立”的幻觉，也不宽容左派“为多元而多元”的虚无，其批判的核心，是创新失去了方向感。
卡普的焦虑背后，是对美国科技领先地位的担忧。二战前后，美国靠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奠定科技霸权，而如今硅谷将人才与资本投入消费领域，导致医疗突破停滞、教育改革裹足不前、军事软件落后。
《科技共和国》的本质，是一场“找回联结”的呼吁——卡普希望重建科技创新者与国家的联结，重建硅谷与国防军工的联结（恰如《未来战争》倡导的协作），更重建创新与公共利益的联结。他推崇的工程思维、批判的硅谷惯性、呼吁的官僚革新，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当AI重塑全球权力格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时，美国不能再让科技沦为消费主义的附庸或虚无主义的玩具。
正如范内瓦・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所言：“科学的进步，是国家安全与民生福祉的基石”。卡普的警告与期待，不仅是对美国的提醒——对所有追求科技崛起的国家而言，如何让最优秀的头脑投身最关键的领域，如何让创新服务于更宏大的集体目标，始终是一道必须解答的命题。
谁能更好地应对和利用AI？
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应该怎么审视这本书的观点？
首先，这本书需要放在美国对自身发展模式和精英责任的集体大反思的背景之下去审视。它试图去集中检讨三组关系：个人与集体、市场与政府，以及创新过程中企业与国家的角色。
美国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就是普通人缺乏获得感。当基础设施变得破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医疗费用增长，学费更是高涨，就业机会又只集中在AI相关领域，普通人的反弹很自然，顺应这一社会情绪的意见领袖应运而生。
其次，它提出的解决方案，既是向历史中的黄金时代——比如二战前后的美国——学习，也是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借鉴，而关键点落脚在国家和精英需要一起努力去做出超前规划。
第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改变，背后体现的是美国精英对以AI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范式改变的一种焦虑。
这里可以简单分析一下我对美国经济逻辑的三点观察：
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中，能很明确地感受到市场的力量。私营企业的整体面貌是将持续盈利放在第一位，量入为出，通过不断增效来持续盈利。一个直观的例子是美国的交通行业。我们一直诟病美国没有能力建高铁，但美国中长途距离出行所依赖的航空业，机场的运营效率特别高，即使周五的晚上，许多机场都异常繁忙，登机口的使用效率奇高，机场里的坪效也特别好。
这就引发第二点观察，美国以它特有的方式对经济做了优化（在盈利基础上的优化）。美国之所以不再超前建设，因为美国有效的市场经济让它完全可以将自己现有的经济在现有水平上优化。比如美国大城市和乡村的交通都是围绕着汽车进行优化的。以此来审视美国汽车行业，即使特斯拉，一旦政府取消优惠补贴政策，就可能销量大幅放缓。反观美国传统汽车行业，在EV发展上裹足不前，也缺乏相关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根本原因是美国人并不急于改变，因为一切用得都很好。
从第二点自然引入到第三个问题，AI狂飙带来的范式改变正在发生，中美面对大的范式转换，谁能更好地应对和利用？我想这才是硅谷精英现在最担心的。市场主导的建设关注的前景不会长远，未来两三年是他们视线的极限。但如果未来两三年AI带来根本性的变革，无论是自动驾驶EV，还是AI所需要的电力革命，都需要投资全新的基础设施，“一切都还好用”在新需求的面前可能就会显得滞后。所以美国人担忧的是两方面：一是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愿景和想象力去畅想未来，并有能力牵头为未来做“超前”的投资？二是硅谷创业者是否能放飞想象力，拓宽自身的视野？
如果以美国为镜子，以硅谷精英的思考作为参照，我想同样的三组问题——个人与集体、市场与政府，以及创新过程中企业与国家的角色——也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中国模式的优势是长期主义的规划，对基础设施的超前投资，以及企业和国家在高科技领域探索和突破的深入合作。而中国现阶段所需要的，恰恰与美国相反：如何提升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如何让私营企业能挣到钱、挣更多钱？如何让普罗大众的收入持续增长，转而带来消费的繁荣。
在微观层面，我们仍然在享受着过去20年积累下来的工程师红利，但卡普梳理的工程思维同样在提醒着我们：科技应该用于解决真问题，好的工程思维鼓励质疑的精神，且拥抱长期主义和协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