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刘伯凯
人类社会的增长是否存在极限？如今各行各业都在讲求效率和增长，但都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人类社会是有增长极限的。
人类社会的增长是否存在极限？如今各行各业都在讲求效率和增长，但都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人类社会是有增长极限的。
另眼看待金融科技乱象
金融科技一直是个时髦的概念，“金融”意味着财富，“科技”代表着未来，“金融+科技”更让人浮想联翩，吸引国内外许多公司争相进入，近几年国内多所知名高校纷纷新设了金融科技专业。
对于金融科技，目前主流声浪都在肯定其优势和进步，认为金融科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实现了金融产品、服务与流程的创新、改造或优化，提升了金融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改善了用户体验。
但如果深入考察现阶段国内外尤其是国内金融科技企业的底层逻辑和主要利润源，他们引以为傲的技术和速度，以及将金融科技与前些年大力倡导的“普惠金融”等议题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金融科技并非媒体或我们想象的那般光鲜亮丽，深处其中的企业可能正游走在政策、法律、道德的边缘地带，有些企业因收益不及预期而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接受金融科技服务的个人或企业也许正深陷泥沼，如有意全面准确认识、理解金融科技，建议阅读张化桥、张杼航所著的《金融科技乱象》。
金融科技的底层逻辑是次贷
金融科技的底层逻辑和主要利润源是次贷，而次贷并非2008年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专属名词，次贷是金融深化和经济民主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金融过剩的产物，次贷是一种自然且必然的经济现象，就如同经济周期的起伏。
作者在开篇第一段就指出“……金融科技的核心是通过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开展传统的金融业务，但迄今为止它的主战场依然是信贷，即小额信贷，对消费者和小微企业的信贷。其中消费者是指信用评级较低和尚无信用记录的消费者，而绝大多数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超过5年，因此小额信贷可以统称次贷”。
次贷是金融深化和经济民主发展的产物，发端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很快席卷全球，联合国宣布2005年为国际小微信贷之年，2006年孟加拉国的小微信贷之王尤努斯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012年，随着智能手机的逐步普及，P2P信贷和其他网络信贷在全国铺开。
提及次贷，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全称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因其巨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令人记忆深刻，使人们误以为次贷专指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实际上次贷泛指发放给信用评分较低、还款能力较弱、违约风险较高的借款人的贷款，而次贷的基础资产可以是房贷，也可以是车贷、信用卡债、学生贷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基础资产只是其中之一的房贷。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全球金融界进行了广泛讨论和深刻反思，并提出了诸多强化监管的措施，但如果拉长观察的时间周期，这些很可能是无效的，危机会再次爆发。因为这背后是现实，是人性，是人类对于持续增长的渴求和奢望，因为次贷就是次贷，大家都心知肚明，但现实生活中没有足够多或不可能一直有优质借款人来维持银行的持续增长，而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却面临着同行业的竞争，面临着KPI的压力，银行及其工作人员会被迫逐步说服自己放宽借贷标准，次贷就这样自然且必然地发生。
当危机再次爆发，人们将再次大谈教训和如何避免下一次危机。因为真正的变革太痛苦，会背负太多的压力，触动太多的利益，也千万不要高估从业者和监管者的智慧和意志，就如同张化桥在《一个证券分析师的醒悟》中对投行和央行的描述，“你相信他们的誓言吗？大家知道戒掉吸毒和赌博有多么困难吗？三五年后，风平浪静，平淡的股本回报率又开始无法满足利润最大化的贪欲，于是大家又相继提高负债水平，加大营商的风险度，这终究又会爆发下一轮危机，如此反复”“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各国央行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几个世纪所奉行的关于通货膨胀、央行独立性和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教条全部丢到窗外”。
除去人性，还有更深层的现实必须面对——人类社会的增长是否存在极限？如今各行各业都在讲求效率和增长，但都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人类社会是有增长极限的。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这是第一份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World3）对全球人口、工业、资源、粮食和污染等变量进行长期模拟的研究，研究结果警告道：如果人类继续追求无节制的经济增长，地球的自然系统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前达到极限，可能导致社会崩溃。
该报告尽管最初被批评为“悲观主义”，但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增长的极限》的预测逐渐被证实具有高度前瞻性。2022年，在报告发布50周年之际，罗马俱乐部发布了《极限与超越》（Limits and Beyond），重申了当年警告的紧迫性，并呼吁全球社会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走向生态安全与社会公平。个人认为至于社会会否崩溃，取决于生态安全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认识到极限，也许会有助于我们顺应基本事实和规律，放下不必要的“揠苗助长”，避免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
技术是手段，速度是噱头
作者在书中鸟瞰了世界范围内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动态，其中不乏澳大利亚的Afterpay、美国的Capital One、我国的金融壹账通、蚂蚁集团、微众银行等代表性企业，但大多数企业的财务表现都不尽人意，很多企业处于长期亏损状态，如澳大利亚的Afterpay2016年IPO，2017年—2021年净利润分别为-900万澳元、-800万澳元、-4100万澳元、-2290万澳元、-1.37亿澳元，2022年1月被Block收购后退市，不再发布独立财报。
再如Capital One，昔日消金界的“黄埔军校”，作者在书中充分肯定了其数字驱动、测试学习两大技术优势，更好地解决了用户营销、产品匹配、风险控制等核心难题，但Capital One近几年的财务表现除2021年疫情结束后的短暂反弹，净利润在逐年回落，距离其曾向全球宣布的成为一家“改变银行业的企业”还比较遥远。
其原因也不难理解，金融科技公司引以为傲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商业利润的方式无非就是两种：其一用于自身的客户开发，但优质客户早已被银行占据，金融科技公司“在次贷人群中选优，概率上就有问题”。
其二通过技术推广与服务进行变现，但“当金融科技公司挥汗涔涔攻克这个痛点时，实力雄厚且已经拥有大批基础客户的银行通过小小的改良或者收购就可以解决这个痛点，……挤掉了金融科技公司的生存空间”，而且银行更倾向于拥有自己的金融科技队伍，如此更加降低了技术推广与服务的可能。
反观银行，则占据了资金实力、大量基础客户、政治影响力、客户信任、资金成本低、客户质量高等多重碾压式的优势，最近某金融科技企业总放贷规模2万亿，日赚200多万被顶上热搜，但如果对比国有四大行2024年平摊到每天数以亿计的净利润，其中两家银行更是每天近10亿的净利润，简直不值一提。
审批、放款快是金融科技企业自我宣传的一个亮点，号称“两小时审批”甚至“两分钟审批”，听起来很酷，但很可能没有必要，无论金融科技的技术如何先进，也需要对借款人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审核，尤其在我国征信体系起步较晚且不太完善的背景下，许多信息分散在“条块”系统，共享意愿低、接口标准不一，导致“信息孤岛”严重以及征信覆盖深度不足等问题，截至202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已收录11.6亿自然人的信用信息，但有信贷记录的自然人约为3.7亿—3.8亿人，占比约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仍有约4.6亿自然人没有信贷记录，处于“征信白户”状态。
加之“共债”现象的存在，回款的风险是很大的，切不可操之过急。近期根据我国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披露的信息，某银行转让115亿信用卡不良贷款，转让价5.94亿，折扣率仅为0.5折，此举值得关注的点并不在于115亿的贷款总额，也不在于转让折扣率，而在于115亿涉及50万人，平均每人仅2万余元，而加权逾期天数超过1500天，很难相信这些人仅有某银行的信用卡逾期，也很难相信这些人仅有信用卡逾期！
盲目地拼速度，也许只会带来麻烦，而非利润！
相较于其他金融科技企业，蚂蚁集团、微众银行的运营是相对顺利和成功的，但这主要得益于这两家企业强有力的抓手。金融科技行业的抓手是指如果借款人不还款，将会付出代价（或成本），比如借款人在借呗、花呗上的欠款，如果不归还，将面临无法使用支付宝或淘宝等主流APP，会给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和不适；再比如微众银行则依托于腾讯等企业，如果不想还款，则需要掂量一下QQ、微信在日常生活中的分量。
当然前文提到的抓手也并非万无一失，如果总债务太多，任何抓手都会失效，因为抓手的背后是人性，人性无时不刻都在权衡利弊，当总债务所产生的压力超出抓手所带来的约束力，违约将不可避免。金融科技、大数据、AI只能计算或估计出某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但无法计算或估计出某借款人的“还款意愿”，而金融科技公司所涉及的次贷业务往往因费用高，资金成本高、违约率高，导致较高甚至极高的放款利率，较高甚至极高的利率必然会拖垮借款人，导致负向选择。
更令人悲哀的是，即使利率低，如果借款人没有充分的自我克制，这种借贷关系仍然是互相伤害。2020年7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法兰西银行前行长、IMF前总裁的文章，“负利率也救不了花钱无度的人和国家。利率太低，给借款人和企业（以及政府）一个幻觉：这钱便宜，以后还得起。那再多借一点，殊不知，即使是负利率，也可以压死你”。
普惠金融的争论
普惠金融，一个充满理想和温情的名词，让需求者燃起希望，让银行充满斗志，理论界也为之摇旗呐喊，但往往过于美化甚至是浪漫化了普惠金融本身，其本质就是一门生意，普惠金融也是次贷。
作者在书中引述了休·辛克莱尔和大卫·鲁德曼两位普惠金融从业者兼研究者的著作，休·辛克莱尔指出：“没有‘合适借款人’筛选与保护的普惠，可能让贫困群体背负更沉重的债务，抵消其潜在的扶贫价值。”因为穷人可能会挪用信贷资金，“穷人的生活坎坷多，很容易遇到困难，怎么能保证买米的钱不打酱油呢”？
John Hatch FINCA（世界上最大的微贷公司之一）的创始人在公开访谈和《哈佛商业评论》合作文章中的表态都印证这一观点，“大约90%的微贷资金实际上被用于消费，而非投资创业。这和世界范围内微贷（普惠）金融的宣传以及贷款申请书上所说的用途完全不符合。多数小微企业的贷款实际上被吃掉了，或者用来买电器等生活用品，也有不少用来归还另一个高利贷”，而且“并非每个穷人都会经商、愿意经商、经商能成功。微型企业大量重复，同质化竞争，很快就把那一丁点可怜的商机变成了红海”。
我国近年来，有些地方“一刀切”建农家乐、搞果树种植、水产养殖，当地政府、农户、银行等各部门投入都很大，数量产量暴增，价格不断内卷，收益却远不及预期，是否再现了这一窘境？针对这些现实问题，休·辛克莱尔站在国家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高度，指出“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是打工，而不是蚂蚁般地重复性创业。大工业才是社会脱贫之路。这也是韩国和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
这些观点恰为我国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脱贫成就再添一深刻的理论注脚，也恰好印证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等国策的无比正确性，至今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覆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恰好说明了在英国脱欧、右翼民粹政党批量登台执政、科技领域脱钩断链等逆全球化浪潮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始终高举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发展主张所展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昭示下的国际责任和担当，中国已从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为东南亚、非洲多国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基础体系，帮助其脱贫减贫。
休·辛克莱尔的观点在2010年之后被部分国际发展组织引用，成为反思“微型金融热”的重要声音，也促使部分国家把监管重点从“规模”转向“适当性、利率透明、客户保护”。
大卫·鲁德曼的观点则相对中性，指出“每个小微信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喜欢用故事来表达各自看法，……而真实世界是两者的结合”。
金融科技的痛点和隐忧
金融科技公司的服务对象和运营成本决定了其贷款的高利率，高利率也成为金融科技行业的痛点，导致金融科技公司始终游走在政策、法律、道德的边缘地带。
如今各大金融科技公司信用贷年化利率“标价”区间普遍为6%—24%，实际利率由系统根据用户信用、收入、负债等综合评估后动态确定，优质客户可享下限利率，但真正能拿到下限利率的客户占比少之又少，据2025年11月《财经网》对消费金融公司的资产支持证券（ABS）入池资产披露：某金融科技公司“安逸花”一期ABS的入池合同里，加权平均利率23.96%，单笔利率17.4%—24%，其中99.8%集中在23%—24%区间；其他10余家机构的ABS也显示，20%以上利率的贷款占比普遍过半，20%左右的利率对于次贷人群是救命稻草，还是最后一根稻草？
借款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掉进了债务的无底洞，将被迫找其他金融科技公司再次贷款，通过以贷养贷的形式辗转腾挪，贷款金额如雪球般快速累积，直至借款人彻底绝望，其间借款人会遭遇昼夜电话轰炸、威胁恐吓等多种暴力催收手段，严重影响借款人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甚至身心健康，导致悲剧的发生。今年以来，多家知名的金融科技公司因数万条投诉，被金融监管部门处罚就是佐证。
当然有人会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也有人会借用数据指出平台公司逾期60天以上普遍在2.5%—3.5%，冲销后账面坏账率4%—6%，但我更想说我国金融科技的头部平台个人客户数已数以亿计，2%或者3%都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而且作为逾期的当事人，他们所感受到的不是2%或者3%，而是100%。
而且从宏观层面观察，如果过多的个人和小微企业等次贷群体深陷债务泥潭，不利于国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不利于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加之近年来助贷业务已成为金融科技企业主要利润源，绝大部分的贷款资金由银行承担，如某集团在2020年IPO暂停前，其招股书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其促成信贷余额中，由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实际放款的比例高达约98%，而自有资金（主要是旗下两家小贷公司）出资比例仅约2%，引发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之后某集团进行了重大业务重组，大幅增加了对旗下消费金融公司的注册资本，以满足监管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尽管其自有出资比例有所提升，但综合考虑监管要求、其庞大的信贷规模等因素，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预计仍在90%以上。过多的个人和小微企业等次贷群体不能正常还款将导致银行呆坏账的产生，也不利于银行的流动性和金融安全。
于是近期我们看到各大主流账号在集中曝光某些金融科技公司的种种违规行为和处罚决定，2025年10月1日《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正式施行，要求所有助贷平台必须向总行报备合作名单，未报备的视为非法；“综合年化成本”一律压到24%以内，且把担保费、服务费、会员费全部计入，超出部分借款人可要求退还；全面禁止电话、短信轰炸和外包地推，平台只能走“AI语音+司法”双通道，逾期90天后必须移交仲裁或诉讼，否则视为暴力催收，出现一次暴力催收投诉且核实的，暂停新增业务，两次即吊销牌照。
除此之外，个人觉得处理好以下的三个问题，将有助于金融科技企业后续的发展：首先，移动互联时代，网贷入口随处可见，缺乏自制力的个体毫无防御能力，应该在金融科技行业或全社会应建立起“合适的借款人”的理念或发展思路，不能为了KPI，不断下沉市场，不断降低贷款标准，将贷款贷给不合适的借款人，从源头上解决不良贷款的产生，以及后续的催收等问题。
其次，在存贷款利率不断下降的今天，活期存款利率为0.05%，整存整取一年期利率仅为0.95%，一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仅为3%，已连续6个月保持不变，较金融科技公司贷款利率悬殊；2024年A股上市公司中仅有银行、保险、白酒三个行业的净利润率大于20%，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根本无力承担金融科技公司高居不下的利率，最终大概率导致两者的“互相伤害”。个人觉得应处理好银行、金融科技公司、借款人三者的风险和收益问题，引导金融科技行业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调低贷款利率，使借款人以合理的成本拿到贷款。
再次，在主流媒体或自媒体上，宣传适度的消费观，不刺激脱离实际水平的消费，从思想上杜绝不良贷款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