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知社学术圈 ，作者：知社
12月16日、17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批重大非共识项目遴选会议，首次启动重大非共识项目试点。经过两天的激烈研讨，专家委员会合议提出了3项建议资助项目。3项项目分别围绕原子核跃迁中的新粒子探测、合成人造细胞、早期太阳系星子生成机制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
该项目聚焦于“资助意义重大、争议性大、风险性高的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研究工作”，专注在国际科技竞争的“无人区”开辟研究方向，号称“不问出处、不设门槛、不唯过往业绩”。这应当是基金委近年来较令人瞩目的新尝试。
何为非共识？
所谓非共识项目，通常是指在基础研究领域里，创新性强却还没有达成共识，争议大、难识别、风险高的创新研究。这类研究项目通常难以通过专家评审程序，无法通过常规渠道获得资助。
更直白的话说，非共识项目资助的是这样一类研究：它们是在科学上可能很重要，但目前并不被大多数同行认可，甚至存在明显争议的研究方向。
在传统科研资助体系中，一项研究要获得支持，往往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重要”，二是“多数同行认为靠谱”。问题在于，真正可能改变学科方向的工作，恰恰经常在早期阶段“不够靠谱”——证据不充分、理论不成熟、技术路线看起来“走偏”，因此很难在同行评议中受到青睐。
“重大非共识项目”正是针对这一结构性矛盾而设立的。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相关政策文件和公开解读中的表述，这类项目具有几个典型特征：
（1）科学问题本身具有潜在重大意义，一旦成立，可能带来方向性突破；
（2）学界尚未形成共识，甚至存在明显分歧；
（3）高风险、高不确定性，失败概率显著高于常规项目；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是一种制度层面“承认失败概率”的科研资助。这一项目的落地，被不少科研人员视为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制度尝试：那些一时难以被主流学界接受、但可能蕴含颠覆性突破的研究，第一次被明确写入国家级资助的制度框架之中。评论意见认为，这一新举措是为了“弥补我国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成果的不足”，是为了促进更多“从0到1”的创新突破，是我国科技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改革逻辑与实施方案
从政策脉络上看，重大非共识项目并非横空出世。近年来，从中央到科研主管部门，对基础研究的表述中反复出现几个关键词：“原创性”、“颠覆性”、“从0到1”、“避免路径依赖”。这些词背后指向的，正是现行科研体系的一个老问题：高度依赖共识、偏好稳妥产出的资助机制，容易系统性压制真正的原始创新。这指向传统同行评议审议体系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即：传统同行评议虽然在筛选“常规科学”、“正统学科”方面卓有成效，但在发掘“非常规科学”方面存在天然缺陷。甚至还可能起到反作用。
因此，从整个科研体系的层级看，实施这一项目的动机并不神秘：如果始终只在“共识区间”内投入资源，中国基础研究很难系统性地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原创突破。
在遴选阶段，项目文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试点实施方案》指出，成立由一线高水平科学家组成的重大非共识项目专家委员会，在项目识别和遴选中充分向专家委员会赋权，切实发挥高水平专家的学术鉴赏力和判断力；建立专家推荐和自然科学基金委主动发现“双轨并行”的项目征集渠道；构建不问出处、不设门槛、不唯过往业绩等打破常规的评价导向，引导和鼓励一线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科研人员从事非共识创新研究；采用“深度交互式研讨+专家委员会合议”的非常规遴选模式，邀请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专家通过深度互辩、充分研讨来遴选项目。
文件用了一连串的“非常规”、“打破常规”的提法，可见其核心立意。而这些“反常规”又可归结为二点：其一，弱化准入门槛，向青年科学家、新生学科领域倾斜；其二，推翻“多数评委一致同意”的铁门槛，允许相关专家支持“少数派”学术观点，并由此互辩，而不必承担“看走眼”的追责风险。
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方案》则指出：资助模式采取“按需-分段-长期”的灵活形式，分阶段支持、逐步增加资助强度；在项目考核评估方面，采取“动态调整、审慎包容”的管理理念，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创新生态。同时，注重项目管理全流程监督，把激励担当和廉洁用权统一起来。
项目强调长期目标而非短期绩效，不以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常规指标作为主要考核标准，这在当前以量化考核为主的科研环境中尤为罕见。这些举措，显然都是一种“对失败的容忍承诺”，让科学家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大胆“开荒无人区”。
意义与未来
一个项目的设立，或许并不会立刻改变科研生态。但该举措至少在三个层面释放出了清晰信号。
首先，它首次在制度上承认，“共识”并不等于“正确”长期以来，中国科研评价体系在实践中，往往将“共识”误用为“正确性的替代指标”。引用次数高、审稿人一致认可、研究路线成熟，成了“好科学”的隐性标准。非共识项目的设立则显示出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纠偏。
其次，它为“非主流科研人员”提供了现实通道。在现实中，最容易被非共识研究拖累的，往往是中青年科研人员。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学术地位去“硬扛争议”，也缺乏稳定资源承受高失败率。如果重大非共识项目在执行中能够真正做到“保护探索失败”，它将为一部分科研人员提供不必完全迎合主流评价体系的生存空间。
最后，它对科研评价改革具有示范效应。非共识项目不追求短期成果，不强调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简单粗暴的评价考核。那么其他类型的基础研究是否也能采取类似的评价体系变革？这一点，可能是该项目设立的长远意义所在。
不过，该项目的未来发展仍有待观察。
非共识项目虽然在制度上开放了一个“非常规”入口，并它不能完全避免“权威偏见”。资助体系中“求稳”、“唯论文”、“唯帽子”的负面影响也未必就能全然规避。在实际操作中，“谁的非共识更值得支持”，仍然可能与学术资历、话语权高度相关。如果最终只有“资深学者的不共识”才能立项，而年轻人的被视为“不成熟”，这一制度的初衷就会被削弱。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在于，“对失败的容忍”具体是怎样体现的，仍不甚明朗。在现行科研管理文化中，“允许失败”常常停留在口头层面。这次是否也是类似？一旦项目未达预期，是否会影响团队后续申报？是否会被事后问责？这些都需要通过真实案例来检验。
首批非共识项目仅有三项，虽其资助规模尚未明确公布，但该项目在我国整体科研体系中不过九牛一毛，如果非共识项目长期只是“象征性存在”，而主流评价体系纹丝不动，其影响将十分有限。我们衷心希望，该项目能真正的落实下去，成为我国科研评价改革中的一枚风向标。
参考文献：
[1]https://www.nsfc.gov.cn/p1/3381/2821/988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