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菠萝因子 ，作者：80后菠萝博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最近，罗永浩自曝自己有ADHD，让越来越多人第一次意识到：也许困扰自己多年的，不是自律问题，而是被忽视的成人ADHD。
今天这期，我正好邀请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李冠军主任，从专业视角拆解成人ADHD：它不是多动症，也不只是注意力不集中，而是可能深刻影响学习、工作、亲密关系的一种状态。
李冠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成人ADHD专病门诊成立于2023年6月，依托我院多学科的综合实力，在成人ADHD诊治，尤其是共病抑郁、焦虑或双相障碍诊治方面我们更专业。如您的朋友有相关需求，请关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
菠萝： 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现在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诊断率，尤其在发达国家一直在上升。中国也是这个趋势吗？
李冠军主任：确实。前些年，国内关注成年ADHD的医生并不多，这几年的概念普及主要受国外影响。目前国际权威期刊报道，成人的ADHD患病率大约是2.58%。
大家可能对2.58%没啥概念，我们对比一下：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是3.4%，而大家觉得很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病率其实只有0.6%。这样一比你就发现，受ADHD影响的人其实蛮多的，但真正去医院就诊的比例却很低。
菠萝： 也就是说，发病率不低，但大部分人没意识到，或者没来看。
李冠军主任：对。它是那种对生活功能影响很大，但就诊率和治疗率又极低的存在。
菠萝： 现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关于ADHD症状的对照表，很多人看完觉得自己“中招”了。这到底是大家以前没意识到，还是容易造成自我误诊、乱扣帽子？
李冠军主任：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自媒体的宣传是正向的。它让潜在的患者知道有这么回事，进而愿意来医院筛查。只要最终的诊断交给医生，这种关注就是好事，它显著提高了筛查率。
菠萝： 提到ADHD，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小儿多动症”，觉得肯定得“乱动”才算。但我身边有些确诊的成人，他们平时并不多动，甚至挺安静的。ADHD和“多动”之间是不是没有必然联系？
李冠军主任：没错。ADHD这四个字母，前两个AD（Attention Deficit）是注意缺陷，后两个HD（Hyperactivity Disorder）是多动障碍。
很多小朋友是典型的“多动”，坐不住、招惹同学，这种容易被家长老师发现。但还有很大比例的孩子，他是单纯的注意缺陷，多动表现不明显。 比如上课不吵不闹，但脑子里在“跑马灯”，老师讲的一句没听进去。
这类“安静”的孩子极易被漏诊。他们往往靠着聪明，在中小学阶段勉强应付，但到了大学或研究生阶段，需要高度自律和长篇阅读时，问题就彻底爆发了。
菠萝： 所以很多人是成年后，被社会毒打到了某个阶段，才发现自己“坏掉了”。那您在临床上见过年龄最大的成人患者是多大？
李冠军主任：我最近碰到的一位是53岁，都快退休了。他被粗心、没条理困扰了一辈子。经过诊断和针对性治疗后，他改善非常明显，处理工作的条理性和专注力都提升了，他自己感觉特别好。
比如很多人觉得没法克服的“重度拖延症”，其实就是注意缺陷。我另外有个患者用药后说：“以前家里乱成一团我也没动力打扫，用了药，我竟然启动了，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这种“启动困难”的改善，往往能反过来佐证诊断的准确性。
菠萝： 我刚才听您的意思，注意缺陷和多动不一定非要同时表现得很明显，对吧？
李冠军主任：对，ADHD在临床上主要分三个亚型：
典型性：注意缺陷+多动（常见于小男孩）。
冲动型：注意缺陷+ 冲动（成人多见）。表现为做决定极快、想走就走的旅行、冲动消费（买回来快递都不拆）、情绪易爆、甚至容易产生赌瘾、游戏成瘾。
混合型：三种症状都有。
菠萝： 既然成人ADHD的症状这么隐蔽，又容易和“性格、习惯”搞混，医生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ADHD？
李冠军主任：这是最有挑战的地方。我们有一个“硬杠杠”：症状必须在12岁之前就有迹可循。
如果你是到了20多岁才突然出现注意力不集中，那可能不是ADHD，而是睡眠障碍、抑郁或焦虑导致的。抑郁和焦虑也会让人脑子糊里糊涂，坐立不安。
所以诊断成人ADHD时，我们不仅要问患者，最好还要问父母，甚至看他们小时候的成绩单和老师评语。如果老师写着“这孩子很聪明，但就是太粗心、太皮、坐不住”，这就非常有参考价值。我们要排除掉情绪问题的干扰，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诊断。
菠萝： 听您的意思，所以成人ADHD也并不是正常人到了成年阶段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从孩子阶段就一直存在的，对吧？
李冠军主任：没错。很多人小时候没被发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医疗水平有限，另一方面是有些孩子虽然有注意缺陷，但表现得不那么“闹腾”，就被漏掉了。
菠萝： 那这个病能自愈吗？如果小时候确实有，长大后有没有可能自己就好了？
李冠军主任：目前还没有非常系统的纵向研究定论，但我们观察到：随着年龄增长，大脑神经发育逐渐完善，加上后天的行为训练（比如家长老师的引导），确实有一部分人的症状会改善，成年后能正常应对生活，不需要用药。
但更多的人像是一座“冰山”，水面上是成年后的焦灼，水面下是小时候就有的根源。当成年后的认知任务变重——比如要读研、要当领导、要处理极其细致的财务审计时，原本能勉强应付的专注力就彻底“崩盘”了。临床观察来看，真正能完全“自愈”的比例，可能不超过20%。
菠萝： 大部分人可能只是慢慢学会了和它“共存”。
李冠军主任：是的。ADHD患者往往会本能地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职业。
比如，他们非常适合做 创意性、挑战性 的工作，脑子里想法很多，只要有人帮他落地就行。但他们最怕那种“一板一眼、细致入微、准时准点”的工作，比如财务、审计。
菠萝： 听说ADHD患者还特别容易“裸辞”？
李冠军主任：没错，反复换工作是成年ADHD的典型表现。一是受不了职场规矩的束缚；二是冲动，稍微不开心就“裸辞”了。
此外，还有家庭关系的紧张。比如妻子抱怨老公：“我跟你说话，你嘴里‘哦哦’答应着，结果一件事都没做。”这种常被归结为“不靠谱”或“不上心”的行为，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根本没法聚焦，信息“左耳进右耳出”，压根没存进大脑里。
菠萝： 说到这儿，我想替大家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现在短视频、手机干扰这么多，很多人刷着刷着一两个小时就没了。这种“分心”到底是因为环境太诱人，还是我们真的病了？
李冠军主任：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现在研究确实发现，长时间刷手机会伤害专注力。对于原本专注力就不好的人来说，这简直是雪上加霜。
但我们要区分“社会问题疾病化”和真正的“精神障碍”。普通人有自控力，手机是工具；但ADHD患者因为缺乏自控能力，更容易对手机和游戏上瘾。
菠萝： 您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李冠军主任：比如你想在网上搜一个概念，普通人搜完看几行就退出来了；但典型的ADHD患者会因为其中的一个词点开另一个网页，再点开另一个……最后开了几十个网页，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他早就忘了最初要搜什么。这就是“注意力飘移”。
前两年上网课，很多学生成绩断崖式下跌，就是因为脱离了老师的监督，ADHD的特质在电脑面前暴露无遗——开着网课，手却忍不住去点游戏和视频。
菠萝： 所以，手机和短视频只是“放大镜”，它加速或加重了原本就存在的生理性缺陷。
李冠军主任：对。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问题都推给手机，这不公平，ADHD确实有着生理学上的基础。
对于青少年患者，如果问题不严重，我们通过非药物干预——比如培养学习兴趣、改善生活习惯、进行注意力训练，往往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菠萝： 明白。承认它的存在，然后学习如何科学地应对它，这才是关键。
我们回到疾病本身。现在医学界对ADHD的发病机制研究清楚了吗？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冠军主任：在最新的诊断标准中，它被归类为“神经发育障碍”。简单理解，就是大脑神经系统的发育出现了一些偏差。
打个比方，正常人的注意力聚焦应该像舞台上的聚光灯，能打在主角身上，同时也能兼顾周围。但ADHD患者的注意力像一把散光的手电筒，光是散的，他该聚焦时聚焦不了，反倒会被周围无关紧要的信息强烈干扰。本质上，是他们大脑信息处理过程中，抑制和兴奋的功能失调了。
菠萝： 这和多巴胺这些神经递质有关吗？
李冠军主任：关系很大。通过治疗我们发现，使用激活多巴胺的药物，患者的注意缺陷会明显改善。
这属于脑功能层面的调节偏差。如果你去做磁共振（MRI），是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病变的，大脑里没长东西，也没少一块。它主要是大脑司令部——前额叶的控制力不足。司令部管不住，底下就会表现出多动和注意力涣散。
菠萝： 那在临床门诊，你们是怎么诊断的？有客观的指标（比如验血、脑电图）吗？
李冠军主任：说实话，这是精神科医生的一种“无奈”。目前ADHD缺乏像高血压量血压那样客观的生物学标志物，没法通过验血确诊。
我们的诊疗非常依赖以下几点：
详尽的病史：必须理清从12岁之前到现在的所有发育史。
功能影响：如果症状对生活、工作影响很大，才需要贴诊断标签和治疗。
鉴别诊断：排除抑郁、焦虑等其他情绪问题的干扰。
认知评估：会做一些执行功能测验（比如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验）或者近红外脑功能检查，看前额叶在做任务时能否被有效激活。
菠萝： 听起来非常考验医生的经验。
李冠军主任：是的，非常有挑战。尤其是成人的鉴别诊断非常复杂。我们医院在2023年6月开了专门的成人ADHD门诊，需求大得惊人。到2025年上半年，患者数量比开诊前翻了13倍，首诊确诊人数同比也翻了一倍多。目前能看这个病的医生还是个位数，挂号非常难。
菠萝： 我有个好奇点：如果一个孩子成绩很好，甚至考上了清华、北大，他也有可能是ADHD吗？
李冠军主任：完全有可能。我们确实碰到过名校毕业的患者。他们往往非常聪明，靠着过人的智商和“考前突击”勉强毕业，但他们自己知道，为了达到这个成绩，他们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意志力。
我见过一位名校毕业做金融的患者，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去纳斯达克敲钟了，但我现在只能拼命保住这个岗位。如果我没这个问题，我的成就远不止于此。”
菠萝： 明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成绩还行”就忽视了这种可能性。
李冠军主任：尤其是小学、初中阶段成绩过得去的孩子，到了高中任务加重，或者到了大学突然“放飞”无人监管，症状就会爆发式显现。如果一个孩子在环境变化时产生无法解释的“大幅下坠”，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去医院看看，而不是简单归结为“他不认真”。
菠萝： 这种干预是有效果的对吧？
李冠军主任：对。典型的患者在经过药物治疗和行为矫正后，帮助是非常大的。
菠萝： 还有一个说法：ADHD患者是不是对批评特别敏感？容易跟老师、上司起冲突？
李冠军主任：倒不一定是由于“敏感”，更多是因为情绪失控和冲动。
普通人受到冒犯或听到不同意见，能控制住情绪，默默接受。但ADHD患者往往控制不住。在青少年阶段，这可能表现为严重的逆反，甚至被诊断为“对立违抗障碍”。他们不是故意不守规则，而是那股冲动上来了，大脑“司令部”按不住。
菠萝： 提到ADHD，网上有两个词特别火，一个叫“智商代偿”，一个叫“意志力代偿”。这在精神科专业里是怎么看的？
李冠军主任：这两个词在专业术语里提得少，但描述的现象在临床上非常普遍。
先说“智商代偿”。有些患者会告诉我，他小时候上课从不听讲，脑子里一直在“放电影”。但他很聪明，面临考试时为了面子，突击看两天书就能考得很好。这种高智商掩盖了注意力的缺陷。但这套逻辑到了读研、读博阶段就失效了。
导师布置一个月的任务，他哪怕提前一天通宵也启动不了，最后面临延毕。当压力大到智商也掩盖不住时，问题才彻底暴露。
菠萝： 那“意志力代偿”呢？
李冠军主任：这通常发生在那些内驱力极强的人身上。比如有的患者出身贫寒，深知必须好好读书改变命运，这种责任感迫使他付出常人几倍的努力去对抗分心。
他们会尝试各种自救方法：到嘈杂的咖啡馆读书、强迫自己运动……他们用极大的毅力达到了社会的期待。但他会跟医生说：“我累得不得了，为了达到别人的平均水平，我已经精疲力竭了。”
菠萝： 这种努力往往让医生都很难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他们的病症。
李冠军主任：没错。很多成人之所以来看病，往往是因为孩子确诊了。他看着孩子的诊断报告，一对比发现：“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吗？”
ADHD是有遗传倾向的。孩子现在面临的学业压力更大，如果孩子没有父辈当年那种强悍的意志力去“代偿”，问题就会更早显现。
菠萝： 大家常觉得ADHD就是“无法专注”，但其实他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可以非常专注？
李冠军主任：这是ADHD最矛盾的地方。他们对感兴趣的事情能连续8小时坐着不动，不吃不喝，旁边打雷都听不见。
他们的注意力和场景高度相关：
难以转换：陷入感兴趣的事就出不来，没法随时切换到正事上。
追求即刻满足：喜欢极度刺激的游戏，看视频必须三倍速、四倍速，直接看结尾。那种需要20分钟铺垫情调的电影，他们根本看不下去。
菠萝： 我还听到一种说法，有的患者表现得很“温和”，甚至做事“反复检查”，这和我们印象中冲动、粗心的ADHD似乎完全相反？
李冠军主任：这就是“继发性”的表现。 比如有的患者内心非常愤怒、想发微信回怼别人，但因为“启动困难”，他连打开手机编辑文字这个动作都完成不了，结果表现出来反而显得很温和。
还有的患者表面看很有秩序，出门反复检查书包。原因是他以前丢过太多次东西、被罚过站，他为了面子，强迫自己产生了这种类似“强迫症”的习惯。为了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他们付出的成倍努力，外人很难想象。
菠萝： 听您描述，那种“拖延”已经到了极致的程度。
李冠军主任：没错。ADHD的拖延是“极致的启动困难”。
举个极端例子：有的女孩可以赖在床上刷手机，憋尿憋到膀胱发炎都不肯去卫生间；或者饿得胃疼，只要没人把饭送到嘴边，她就不吃。这不是懒，是她的大脑在发送“启动指令”时卡住了。
菠萝：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ADHD，不能只看他“粗不粗心”，还要看他为了对抗这些特质，是不是已经在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焦虑和压力。
李冠军主任：没错。大部分人都有拖延和分心，但只有当这种特质严重影响功能、让你付出成倍代价去对抗、甚至导致严重的焦虑时，它才需要专业的医学介入。
菠萝： 聊了这么多症状，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治疗。目前医学上针对成人ADHD，主要的药物干预是什么样的？
李冠军主任：在谈ADHD药物之前，我必须先强调一点：很多成年患者都伴随有焦虑或抑郁。作为医生，我们要先评估并干预这些情绪问题，因为它们往往更紧急，也更容易治疗。
如果是单纯、典型的ADHD，目前国内主要的药物有三类：
精神振奋药如哌甲酯类：它的疗效很好，起效也快。但因为它属于中枢兴奋剂，如果使用不当会有成瘾风险。所以国内把它列为“一类精麻药物”严控，处方流程非常严格。
托莫西汀：它不是兴奋剂，主要是调节脑内神经递质平衡。如果患者伴有双相情感障碍或明显的情绪波动，我们更倾向于选这一种。
胍法辛：这原本是一种降压药，现在也用于ADHD。它能帮助大脑该“管事儿”的地方动起来，该“安静”的地方停下来。
菠萝： 听起来这几类药各有侧重，那它们的副作用明显吗？
李冠军主任：确实各有各的“脾气”。比如哌甲酯可能会影响睡眠、抑制食欲（所以对发育期的孩子要慎重）；托莫西汀可能会引起男性的性功能障碍，这让很多成年男性患者比较困扰；而胍法辛因为原本是降压药，可能会让敏感人群出现低血压。所以，医生在开药时必须非常慎重。
菠萝： 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我已经工作了，不需要考高分了，是不是就没必要吃药了？
李冠军主任：这是一个误区。北欧国家有一些长期的系统研究发现：ADHD的治疗，远期收益不仅仅是改善学习和工作，更是“保命”。
ADHD患者因为容易走神、追求刺激、情绪不稳定，发生车祸、意外伤害、自伤自杀的比例显著高于常人。规范治疗后，这些意外风险会明显降低。此外，它还能降低患者为了寻求刺激而去尝试毒品或违禁药物的风险。
菠萝： 那这类药需要终身服用吗？
李冠军主任：不一定，因人而异。很多时候，我们建议在面临关键人生节点（比如升学、高强度项目）时坚持治疗。
其实，我们更希望患者在药物的帮助下，找回自控力，进而建立起一套健康的、非药物的应对机制：
有氧运动：系统的坚持对大脑很有好处。
环境监督：比如有个作息规律的室友、在干扰项极少的环境下工作。
治疗假期：为了避免耐药性，有的患者周末可以停药，让大脑歇一歇。
我们希望患者在“能控制自己”的这段时间里，把生活捋顺，养成规律的习惯。
菠萝： 听起来，药物更像是一个“助推器”，帮我们把跑偏的生活拉回正轨。
网上有一种说法，觉得ADHD不一定一无是处，甚至有人说这是远古时代的“猎人基因”——在狩猎时，那种高度警觉、不安于室的特质反而是优势。您怎么看这种“多样性”？
李冠军主任：作为一个医生，我可能没法看回到远古那么远，但我承认这种特质在现代社会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不过，我必须直白一点（虽然可能有点冒犯）：现在确实有一部分年轻人，主观上希望自己被诊断为ADHD，以此来逃避学习压力或责任，把它当成一个“理由”。
菠萝： 把它当成“挡箭牌”了。
李冠军主任：是的。在临床上，我们要分辨一个人到底是轻微的ADHD，还是普遍意义上的懒散、缺乏内驱力，这非常难。
很多青少年来到诊室，汇报病史非常有条理，也没有多动表现，其实并不符合严格的诊断标准。对于这类孩子，我通常建议先做好自律管理。我们发现，很多小小年纪出国留学的孩子，到了阴冷、缺乏阳光的地方，加上脱离了父母监管，整天窝在房间里玩游戏，这时候最容易出现类似ADHD的症状。
菠萝： 看来环境和阳光带来多巴胺分泌对状态的影响也很大。
李冠军主任：没错。现在的诱惑和分心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小时候没手机、没电视，目标反而清晰。现在的年轻人要达到那种专注状态，挑战确实大得多。
菠萝： 提到职业，很多名人都说自己有ADHD。是不是只要找对领域，ADHD也能爆发很强的力量？
李冠军主任：非常对。当年轻的来访者问我职业建议时，如果他确实是典型的ADHD，我会直说：你不适合做法律（需要扣细节）、财务或审计（不能出半点错）。
这种“司令部控制力弱”的大脑，更适合做设计、创意、头脑风暴。那种需要创造力的艺术，往往需要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思维。
菠萝： 顺着兴趣走，而不是逆着天性硬刚。
李冠军主任：对。我们要强调一点：ADHD患者在面对极其感兴趣的事情时，是可以“超强专注”的。但这种专注也有代价，就是“时间盲感”。
我有位患者说，他打开电脑做自己喜欢的事，一抬头天黑了，完全没意识到6、7个小时过去了。他对自己在这个时间段里做了什么、外界发生了什么（比如太太叫他吃饭）完全没印象。这常被家人误解为“冷漠、不上心”，其实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标记功能失效了。
菠萝：今天听李主任聊了这么多，真的颠覆了我很多认知。ADHD不仅仅是“多动”，它背后有着复杂的代偿、极端的专注和职业的适配。在节目的最后，李主任能不能送给所有关心这个病，或者正被它困扰的人一句话？
李冠军主任：勤能有恒，事无不成。做事如果只能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有时候与其纠结到底是病还是非病，我觉得更应该主动求变，弥补自己的短板。如果你本来就有很强的自我管理能力，能做到勤能有恒，就是又勤奋又能坚持，那就真事无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