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理想国imaginist ，作者：理想的编辑部
《冲动的他遇上失魂的她》
你是否曾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无法像别人一样轻松地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打理生活？你是否在自我怀疑与外界批评中不断追问：“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无处安心的女孩》中，作者卡拉·齐格内以亲身经历给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答案：也许问题不在于你，而在于这个系统从来就不是为你这样的人设计的。
这本书不仅是一位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女性的破碎半生实录，更是一份写给所有“不适应者”的清醒宣言。它勇敢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以神经典型人群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无数女孩因未被识别的神经多样性状况而承受着不应有的羞耻、误解与自责。她们就像一只只被要求走直线而不能的蝴蝶🦋，被贴上“懒惰”“散漫”“情绪化”的标签，却从未被告知——她们的大脑生来就以另一种美丽而独特的方式运作。
作者以细腻而坦诚的笔触，带我们走过她充满挣扎的成长之路：
在学校，她因无法集中注意力而被视为“不努力”，实则她的思维正在别处进行着充满创造力的漫游。
在工作中，她因难以忍受感官过载（如浓郁的香水、嘈杂的办公室）而屡屡受挫，被指责为“不够专业”或“适应能力差”。
在人际关系中，她因情绪反应强烈、容易冲动而陷入自责，却不知这是ADHD常见的情绪失调表现。
这本书并非停留在控诉。它更是一部治愈与重建之作。作者通过采访多位同样在成年后才被确诊的ADHD女性，揭示了“无处安心的一代”如何在与自我和解的路上，逐渐明白：
我们无需为无法适应一个缺乏包容性的社会系统而道歉。
我们不需要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而扭曲真实的自己。
我们的价值，不应由我们能否“正常”完成神经典型社会的任务来定义。
每一个在标准化系统中感到格格不入的人，愿这本书给你勇气，放下不属于你的愧疚，拥抱自己独特的灵魂。你本就完整，本就足够。你需要的是，找到一个让自己安心的地方——首先，是在自己的心里。
以下内容摘自《无处安心的女孩》
学校的规矩
我受着要时刻低头闭嘴的教育，好撑过二年级，同时也在努力消化“最后的晚餐”及其后续影响。
“你知道他的朋友这样对待他吗？他的‘朋友’？”我问我妈。
那时的我们只在圣诞节参与天主教的仪式，所以我对耶稣的故事知之甚少。我是那么由衷地相信友谊，所以对犹大的背叛感到恶心。一想到这事我就会胃痛，食欲全无，只能坐在饭桌前呆呆看着我面前这份晚餐，直到家人们早已吃完。
对不公正高度敏感是ADHD儿童的普遍“困扰”，尤其是注意缺陷型ADHD。我们不仅天生对何为公平与不公感受强烈，而且在用一双寻找公平的眼睛看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时，也更容易感受到不公。由于ADHD儿童经常遭遇霸凌以及同学和老师的排斥，我们遭受了更多不公对待，因此对其更加敏感。祸不单行的是，我们不但会遭遇更多不平等，而且这种遭遇越多，我们的ADHD症状往往也会越严重。
耶稣的故事及其中的不公平都很鲜明。而那时教室里男女生之间的不公平对我来讲还没那么明显。
“里奇，坐到卡拉旁边；卡拉，请帮助里奇遵守纪律。”当V老师这样吩咐我时，我就知道，以身作则教里奇如何像我一样伪装的责任落在了我的肩上。由于我文静又听话，不但我的注意缺陷没有得到注意，而且我还和其他许多乖巧的女孩一样，被赋予了“帮助”有行为问题的男孩守规矩的任务。里奇总是说话，坐不住，扯我头发，吃艾默思白胶水取乐，还不肯做作业。我不仅没能控制他，还完全被他分散了注意力。
感觉就像我快淹死了，但别人没有扔给一根绳子，反而是让我去帮另一个扑腾得更明显的男孩浮起来。我什么也没说。和大多数女孩一样，我从小就常被教育，听话比让自己舒服更重要。
几位无处安心的女孩也讲到，她们在小学时被要求承担这些“额外”责任。像我们这样在课堂上听讲（或看起来在听讲）而不是用橡皮筋弹同学的孩子，本质上是受了惩罚。
临床心理学家、各年龄女性ADHD专家埃伦·利特曼认为：“ADHD没有性别差异，是性别本身有差异。”我和里奇有同样的冲动，但我宁可憋出内伤，也不给其他任何人添麻烦。哪怕一直很难受，我也要做个好女孩。
《小小安妮》
儿童早在上学前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分性别的社会化。我女儿在两岁半时去上托儿所，才第一周，社会性别压力就在她身上显现了出来。尽管我尽力让她玩中性的玩具，她还是很快就学到蓝色是给男孩的，粉色是给女孩的。她把穿着粉白相间连体衣的娃娃当作女孩，穿蓝白相间连体衣的娃娃则是男孩。
“为什么这个娃娃是男孩？”我问。
“蓝的。”她说。
“女孩也可以穿蓝的呀！”我提议道。但她摇头拒绝。妈妈牌意见已经没用了。粉/蓝法则还是初期指征，很快，她的社会性别知识就包括女孩穿裙子、男孩穿裤子。家里没有给过她这些信息，学里老师和同学的影响后来居上。
等到孩子快要上小学时，他们已经形成了研究人员所谓的“性别图式”，即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分性别信念系统，而他们后面在学校的所见所闻往往会进一步强化这些信念。2017年，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项关于性别刻板印象和心智能力关系的研究中发现，5岁的孩子并不区分“非常非常聪明”的男孩和女孩，但到了6岁，也就是上学前班的年龄，女孩不仅把更多的男孩列为非常非常聪明的孩子，而且还回避她们认为非常非常聪明的孩子才玩的游戏。这真是非常非常地可悲。
可气的是，说到脑，女孩其实比男孩更胜一筹。2015年，首尔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项关于脑连接性的研究中表明，女童的两个脑半球之间更早发展出连接，这让我们女孩的脑成熟得更快。研究人员没有推测为何会有这样的现象，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照护者的性别偏见，女孩从幼年起就在社会、情感和学业等方面背负了更多的期望。
这不仅仅发生在学校。无孔不入的媒体也在向我们渗透性别偏见。2004年，影星吉娜·戴维斯注意到她当时还在学步的女儿观看的节目中男女角色不平衡，于是出资发起了规模最大的儿童媒体性别研究项目。研究发现1990—2005年间票房最高的101部大众级电影中，4/5的旁白是男性，而说话的角色中只有28%是女性，少于1/3。同一研究团队在另一项研究中观察了13部大众级影片中的女主角，发现与男性角色相比，她们更有可能年轻、聪明、善良、美丽、传统。伴随我们许多人长大的媒体中，鲜有复杂、混乱的女孩和成年女性形象。于是，我们这些女孩原本为了开心而去看的演出和电影，反而强化了巨大的服从压力，强化了“我们理应乖巧懂事”的信息。
《我的天才女友》
8岁时，我遇到了比蓝妹妹是唯一的女蓝精灵更大的问题。我一心想得到老师的认可，但却常常在她面前弄巧成拙。复活节前后，我们班要在V老师的吉他伴奏下演唱乡村福音歌曲。我在家里练习了好几周。演出那天，我挑选了及膝的皮裙作为演出服，这是我在圣诞节拜访多伦多的好友莉娜时，她送给我的。可是当我穿着新裙子兴高采烈地登台亮相时，发现不知为什么，班上其他同学都打扮成了耶稣时代的牧羊人，戴着头巾，穿着长袍和凉鞋。身穿黑皮裙和鲜艳宝石绿蝴蝶毛衣的我，如同一片冷淡沙漠色调中的一座罪恶灯塔。像个乡村歌手那样背着吉他的V老师看到我时咂了咂嘴。
我本来就因为违反了这套伯利恒着装标准，心里难受极了，而表演结束后，V老师又对我们班宣布“皮裙不是得体的学校着装”。这下我更加恨她讨厌我，也恨她又给了班里同学一个欺负我的理由。我一直在很努力地专心听讲、做好孩子，但我知道她不这么看我，而我也信了她。
女孩的羞耻感往往很隐蔽，但后果却显而易见。我宁可死磕自己，也不愿让老师或任何人失望。肯塔基大学教授、临床心理学家米雪·马特尔说：“女孩会收到很多直接和间接的反馈。”女孩在学前班里被施加的社会契约，让我们会去顺应对老师、父母和同伴对我们的细微反应。我们希望自己是好孩子，也被别人看作好孩子，一旦未达预期，就能察觉到。但问题是，我们从小就放弃了内心天生的“好孩子”标准，把它交由老师、父母和同伴去评判和定义，后面就很难要回主动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