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城市进化论 ，作者：杨弃非
广州何以“翻盘”？
2026年一开年，“强制造”再次成为各市抢抓布局的关键词。
急迫如广州，新年伊始便落地新一轮谋划。最新出台的《广州市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规划（2024—2035年）》高调提出，将在“2035年工业增加值翻一番”，并紧跟广东省未来1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推动“2035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对比2023年3.04万亿元的GDP，意味着广州经济规模有望在2035年突破6万亿元。
广州的焦虑感不难理解。2024年，广州工业发展遭遇“逆风”，规上工业增加值出现3.0%的下滑；去年前三季度，该指标终于回正至1.4%，在GDP前十城市中仍居于末位。在此次出台的规划中，广州直面各大中心城市争相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挑战，更直言来自深圳都市圈的“虹吸效应逐渐增强”。
一边是“跳起摸高”的新目标，一边是与深圳之间的新一轮关系重塑，广州如何破题，实现“大干十二年、再造新广州”的愿景？
“虹吸”
近年来，伴随城市群、都市圈加速重塑城市关系，轨道交通推进更高效配置各类资源，有关城市“虹吸”效应的讨论并不鲜见。
广州最新规划指出，“当前，都市圈的虹吸效应逐渐增强，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都市圈资源吸纳能力正在不断放大，对于人力、资本等各项要素集聚和竞争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其中还特别提及，“深圳都市圈在高端产业方面对广州的虹吸效应逐渐增强”。
何谓“虹吸”？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李铁曾解释，这个概念简而言之，就是在工业化中期前后，中心城市吸引人口和要素集聚的过程。而在中国，行政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带动优质要素、资源向省会城市和高等级城市集中，随之而来的其他市场要素也相继跟进，造成了高等级中心城市的人口和资源高度聚集。
但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为何也成了被“虹吸”对象？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指出，比起作为计划单列市的深圳，省会广州的发展受到更多因素影响，比如，常被外界提及的广州三级财政，要承担援助周边地区的重任，财政上缴压力大。
而近年来科技领域的发展“时差”，则进一步加深了两市的势能差。
上述规划中，广州自我剖析，深圳工业总产值连续4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仅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一个产业的产值就与广州工业总产值相当”。
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又串联起了绝大部分新兴产业。以广州布局的15个战略性产业集群为例，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超高清视频与新型显示、软件与互联网、智能装备和机器人、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到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智能建造与工业化建筑，均与电子信息产业深度嵌合或充当重要场景。6个未来产业更离不开各类智能化技术底座。
在多位专家看来，面对新的产业机遇，深圳丰富的产业发展资源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使各类资源极易集聚并形成规模效应，反过来又进一步提升了深圳的吸引力。
多重因素造成了如今的局面。一方面，如林江分析，广深两市采取了两种迥异的发展模式。广州体现省会的功能，主打“全面”，各种产业齐备，不仅体现在其41个工业大类覆盖35个的产业广度，也体现在餐饮、会计、金融等各类服务业各有亮点。而深圳则突出优势，科创、金融正是两大核心支柱。
另一方面，在全盘布局下，重点产业难免面临“一步慢、步步慢”的窘境。如上述规划分析，广州“电子信息制造业错失了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发展机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型储能、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布局晚、体量小”。
协同
“虹吸”的另一面是“辐射”。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破解“虹吸”与“辐射”失衡的关键是，找准比较优势，锻长城市的长板，以产业协同激活集聚新动能。
对于广州而言，要在广深两市的现有格局下，找到产业合作的“平衡点”并不容易。更何况如广州分析，上海、北京、重庆、南京、成都、武汉等都市圈争相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一步对其先进制造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
问题从深圳开始，也理应通过深圳寻找突破口。
一位长期研究大湾区城市发展的专家指出，数十年前，对广深两市进行适当分工合作的讨论就已进入议事日程，但到如今仍未有明确说法。在他看来，两市关系需要更高层面的统筹协同。
他指出，城市发展可能陷入一种“合成谬误”，即均朝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但在全局上却产生了不利局面，比如在热门产业上存在同质化竞争的风险。反观广深两市，仅靠一市的力量很难改变局面，需要从全局上进行“微调”。
事实上，此前对外公布的广东“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专门对广深关系再度作出部署，提出“深化广州、深圳双城联动、战略协同”，并在科创合作、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具体安排，包括建设广深港科创走廊、广深第二高铁等。
这是广东全省层面对广深合作的又一次强调。
基于新的合作框架，广州或将有望借力深圳在科创、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两座城市的共赢。
比如，上述专家认为，两座城市的“联动”应体现在产业的垂直一体化，特别是在新兴产业领域推动垂直分工，在细分赛道上各自发力，以最大限度发挥大湾区产业链协同效应。
而深圳多个领域的政策红利，也有望向广州辐射。比如，深圳得益于紧靠香港的区位优势，一直以来成为金融、数据、信息等要素的有效承接方，特别是在深交所等金融机构的赋能下，以长期资本、耐心资本陪伴创新转化落地。
眼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全球产业发展和分工格局，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大量涌现，大湾区赖以发展的民营企业走上科技创新的高位，对于资金支持的需求愈显突出。能否实现深圳重要资源的共享，也将影响广州新兴产业增长极的培育。
突破
对于广州而言，协作也势在必行。
回到广州工业数据上。去年上半年，随着广州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0.7%，为长达15个月的负增长按下“暂停键”。在外界看来，这向外传递出广州工业触底回升、新旧动能转换拐点显现的信号。
对于广州，建筑和汽车两大产业的影响明显。2024年，占全市汽车工业产值近30%的汽车制造业增加值下降16.4%，拖累广州整体工业增长。在其背后，是上述规划提到广州“一车独大”“油强电弱”的结构性短板。
转型尚在推进中，广州又定下工业增加值十年内“翻一番”的目标，在林江看来，仅靠广州自身力量很难做到。
除了深度链接深圳之外，广州更要发挥省会城市的功能，与更多湾区城市合作。然而，林江近两年调研发现，此类合作存在障碍，甚至存在“热脸贴冷屁股”的情况。
他认为，这一方面需要广州调整协作方式，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更高层面体制机制的优化。比如，链式合作免不了企业的多点布局，如何建立企业对地方贡献的共享机制？再比如，对于某一细分产业赛道，如何认定其产业链外延，使链条上的企业及其产值均能被计算在内，从而让参与产业链构建的城市在统计学意义上被纳入？
事实上，广州并不缺协作的基因。被冠以千年商都之名，广州有着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造就了包括中大市场在内的众多专业市场，并形成了广州产业体系的雏形。
有观点指出，比起深圳的“深”，广州的长处在于“广”，在推进重点突破的同时，广州同样可以最大化发挥综合优势，通过各类要素的叠加融合，寻求新的产业突破。
仅看深圳的“虹吸”也略显片面。上述大湾区城市专家指出，比起单方面的资源输出，广深之间更多是互相流动——产业领域深圳走在前面，生活、人才服务方面广州则有独特优势，大量“住东家吃西家”的“双城人”造就了两地繁忙的交通往来。
问题在于，广州如何用好自身特色，真正找到差异化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