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复旦金融评论 ，作者：姚建华
超级个体凭借技术能力、创新思维和互联网资源，将前沿的数字化工具适配中国乡村，充分发挥创新创业、灵活就业的实践优势。
从硅谷到上海，从个人实践到国家战略，一种全新的职业形态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从欧盟推出“数字游民签证”吸引全球人才，到中国江苏率先出台12条专项政策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简称OPC），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围绕“超级个体”展开一场制度与生态的竞赛。
当OpenAI创始人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提出“一人独角兽”概念时，他或许没想到这一理念会在东方乡村找到最具活力的实践——数字游民正进化为超级个体，他们不仅利用AI智能体实现“单人成军”，更在地方政府系统性支持下，成为激活乡村人才、产业与文化的新兴力量。
截至2023年底，中国大陆数字游民及潜在群体已达7000万至1亿人。他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从事远程工作，摆脱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模式，实现了一种更自由、灵活和自主的生活方式[1]。
数字游民及其探索者通过各大社交平台，记录并分享他们的游牧生活，不仅鼓励人们“在快乐的地方工作，在美好的地方生活”，而且实现了职业身份的自由切换，进一步拓展了人生的可能性和多面性[2]。与海外情况不同的是，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选择到乡村，创办了以共居、共创和共学为特点的数字游民社区。
在这些数字游民社区中，超级个体是不同于普通数字游民的特殊存在。他们凭借个人技能、职业资源和数字化网络，创建由个人独立运营并实现盈利的“一人企业”，而这被数字游民视为实现财务自由和自我价值的最佳载体和有效途径。那么，作为新兴社会群体的超级个体因何而生？该群体具备哪些典型特征？他们和数字游民社区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超级个体从城市迁移到广袤的乡村地区后，是否有助于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具体推进？
超级个体兴起
注：著名的“数字游民”Pieter Levels（荷兰），一个人运营着Nomad List、Remote OK等多个项目，年营收达数百万美元。
（图源：Pieter Levels个人主页）
数字化转型不仅消解了传统的地理疆界和社会藩篱，更孕育出一种全新的生存范式——超级个体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职业身份和静态的生活模式，而是通过主动挣脱固定职业轨迹和生活方式的桎梏，在流动性中重构工作与生活的辩证关系，获得多样化的人生体验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一方面，超级个体的横空出世与全球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像国外的大型外包平台Upwork、Meetjobs、Remote OK、Glints等，国内的“电鸭社区”“云工”“圆领”等，都可以为超级个体提供丰富的就业信息[3]。比如，数字营销、网页设计、软件工程、计算机编程、视频语言辅导等“任务型工作”，不仅使超级个体通过个性化和定制化的产品设计来获取报酬，而且为他们了解行业需求和规划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另一方面，随着传统福特制生产模式的衰落，以规模化和标准化为核心的生产模式逐渐被以灵活性为特点的生产模式所取代，由此产生三个鲜明的特点：首先，生产组织从集中化走向分布式，以小批量定制来满足个性化需求；其次，企业通过构建全球弹性用工体系，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动态配置；最后，市场竞争的核心转向快速响应能力和私人供给水平。这种生产模式的深层变革，不仅重塑了企业的组织形态，更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者的存在方式——超级个体正是适应这种弹性化生产要求的必然产物。
在此背景下，弹性用工方式成了“市场魔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阶段，许多企业通过外包等弹性用工方式，大幅缩减员工福利、招聘、培训及职业发展等方面的间接成本，以实现降本增效。这种效率导向的用工策略与超级个体的职业特性高度契合——他们擅长的创意类工作天然适配远程协作模式，使得各类网络平台上的“任务型工作”订单（主要源自全球企业的业务外包和地方市场的服务分包）成为其重要的收入来源。弹性用工方式与远程工作的兴起不仅推动了该群体规模的指数级扩张，而且也为他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现实可能。
超级个体的三大典型特征
与传统职场人士不同，超级个体既不追求内卷的工作模式，也不认同单纯的享乐主义，而是展现出对事业成功和生活品质的双重关切，试图在努力工作与舒适闲暇的平衡中实现自我价值。概括而言，超级个体具有以下三个典型特征。
一是超级个体的数字游牧实践是以职业自主性为核心构建的新型工作范式。有别于传统流动务工人员的被动迁徙，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体现在：工作形态从组织依附转向技能驱动，超级个体通过整合专业能力、数字工具和社交资本，在去中心化的市场环境中实现价值创造；收入模式从计时薪酬转变为成果交易，超级个体采用项目制计费方式，成为就业市场上的数字零工；职业认同从岗位执行者蜕变为个人品牌的经营者，暗示着劳动方式从传统的“非标准雇用”转向理性化的“自主经营”[4]。
这意味着，超级个体是自由职业形态的进阶版本，其本质特征在于需要完全自主运营一个微观企业体系。与普通自由职业者相比，他们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经营挑战：必须同时胜任CEO的战略规划、COO的运营管理、CMO的市场推广以及一线执行者的具体操作等多重角色。换言之，成功的超级个体不仅要主动开拓业务机会，更要系统性地构建包括市场分析、产品研发、项目管理、客户服务在内的商业运营体系。
由此可见，超级个体呈现出丰富的职业谱系：有创意服务类的独立设计师、内容创作者、自媒体运营者，有专业技术类的AI解决方案架构师、智能数据分析师、云端开发工程师，有新兴服务类的虚拟资产管理者、远程运营顾问、数字营销专家，等等。这些职业类型无疑表明，超级个体的崛起与人工智能技术形成了深度的协同效应，为个体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技术支持。超级个体可以通过实时市场洞察与趋势分析工具，精准把握商业趋势，同时借助智能化的营销策略系统，快速制定差异化竞争方案，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二是超级个体正在重新定义工作与生活的辩证关系，二者的有机融合催生出一种新型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并具备以下特点：时空界限消弭，工作场景与生活场景实现自由切换；价值创造连续，将专业能力融入日常生活；自我实现完整，在职业发展与个人成长间建立良性循环。当个体进化为“可自由组合的商业单元”时，他们不仅能突破科层制的束缚，建立以个人为核心的弹性工作模式，实时优化技能配置，更能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三是尽管超级个体主要从事小型化、碎片化的“任务型工作”，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处于孤立的工作状态，相反，合作已经成为该群体的主要特征。一方面，超级个体与全球各地的同行建立跨地域、跨领域的协作网络；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跨领域的技能整合与能力互补，实现价值倍增。例如，一位擅长写作的超级个体可以与一位擅长营销的超级个体合作，前者负责撰写高质量的文章，后者则负责推广，实现互利共赢[5]。
超级个体与社区赋能
注：Honghub鸿鹄汇由邹凌发起的创业社区，是国内首家主打“一人创业”的加速社区。
（图源：中新网）
数字游民社区作为新型的社会支持系统，为超级个体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赋能。这些社区不仅在合作方面赋能超级个体，还在信息交流与共享、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转化，以及情感支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超级个体的个人成长与社区支持密不可分。
首先，数字游民社区通过共学，成为超级个体持续进化的智力引擎。在社区中，不同的超级个体定期分享最新的行业资讯、技术动态和市场趋势。这种动态的信息交流使他们能够敏锐地把握行业发展、技术前沿与市场变化。更为重要的是，社区中的信息分享，将原本碎片化的经验转化为系统性的知识体系，一方面增强了超级个体的知识储备与专业技能，另一方面有利于他们将获取的新知快速应用于实践，同时反哺社区的知识更迭。这种“学习—实践—分享”的闭环机制，不仅强化了个体的职业韧性和专业发展，更提升了整个数字游民群体的适应能力，实现了集体智慧的快速进化[6]。
其次，数字游民社区通过共创，为超级个体的资源整合能力提供了先天优势，包括但不局限于建立跨地域的资源连接网络、形成动态的能力互补机制以及促进资源高效流动的社区文化等。这里的关键在于，数字游民社区的连接功能与超级个体的“连接者”特质高度契合——前者有丰富的业界资源、行业信息与专业分享，在项目实践、经验交流和资源共享等多个方面赋能超级个体，并在他们的社会交往与合作分享中，将孤立的资源节点转化为互利共赢的具体实践；后者则将分散的粉丝群体、专业人脉、知识资本和技术工具等要素有机整合，进一步增强了社区的资源积累和社会资本吸引力。个体与社区之间的双向奔赴、共同成长也带来了数字游民社区的指数级快速增长。
最后，数字游民社区通过共情，成为超级个体应对零工经济不确定性的心理缓冲带。零工经济特有的不稳定性容易引发人们对生存条件的焦虑，具体表现为工作、收入和情感的不稳定。特别是，当数字游民脱离传统地理空间及社会网络时，可能会缺失归属感和感到孤独，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担忧。因此，数字游民社区中的社会交往以及来自他人的理解，有助于超级个体不断强化心理韧性，开展自我激励，也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更为积极的情感体验。
超级个体振兴乡村
西方学者对超级个体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该群体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联。他们认为，超级个体的行动逻辑深受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影响。特别是，许多超级个体尝试借助数字平台和技术工作，创建和运营个体平台，将其品牌和专业能力推向全球市场。然而，中国的数字游民却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点。他们通常选择在广阔的乡村地区居住，并凭借自身作为超级个体的实践潜能，为乡村全面振兴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发展。
一是助力乡村人才振兴。超级个体凭借技术能力、创新思维和互联网资源，将前沿的数字化工具适配中国乡村，充分发挥创新创业、灵活就业的实践优势。在具体实践中，超级个体通过“技能转移＋产业激活”双路径赋能乡村。例如，采用“1+N”培训模式，即1个数字游民指导多个本地青年掌握电商等实用技能；孵化轻资产创业项目，帮助非遗手工艺者通过跨境电商接单；引入城市客户资源解决商品滞销的问题，并带动乡村产业的数字化发展。
二是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在城市化浪潮推动下，乡村人口外迁导致房屋空置、土地荒废、资源浪费，数字游民社区入驻乡村之后，有的将闲置的校舍、厂房、农房改造成配备高速网络、会议设施的联合办公空间，同时配备具有社交属性的公共空间，以此形成小型的数字产业生态；也有的尝试推行会员制农业消费模式，挖掘乡村产业隐藏的商业价值，比如利用闲置农田打造露营基地、自然教育农场或摄影打卡地，推出“农耕体验营”等乡村项目，邀请游客参与种植、远程认养农作物，进一步扩大对城市消费者的吸引力。
三是推动乡村产业转型。超级个体在城乡之间搭建资源流通的桥梁，促进产业要素优化配置，助力乡村企业精准对接城市市场需求，并引入城市先进的商业模式和管理经验。比如，升级改造当地的农家乐，引入会员制、预售制等商业模式，显著提升经营效益、产品附加值和市场信任度。特别是在乡村产业的组织创新层面，超级个体牵头组建专业合作社、产业发展联盟等新型经营主体。这有助于提升小农户的专业化程度和市场议价能力，同时建立健全绩效激励与分配机制，通过“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方式让村民获得更多的产业增值收益，增强乡村产业的内生发展动力。
四是赋能乡村文化传播。超级个体通常具有极强的文化审美和潮流敏锐度。一方面，他们帮助手工艺人、非物质传承人通过电商销售产品，对古村落建筑、传统手工艺等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存档，推动乡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另一方面，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语言融合，开发具有文化内涵和市场吸引力的文创产品，提升乡村文化的现代审美价值和商业转化能力。这既守住了文化本真性，又赋予其鲜活的当代生命力，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商业价值的双向赋能、良性循环。
总之，经由超级个体这个切入口，使我们看到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交往方式、生存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聚合逻辑和文化样态。这一议题不仅深植于本土语境，还为我们提供了超越西方数字游民新自由主义的全新视角，启发我们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展开本土化想象和实践性探索，以促进当代青年的个体价值与民族、国家、社会深度融合，为构筑理想的美好生活提供个人经验与现实依据。与此同时，当代中国需要这种极具活力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这将极大地激发乡村的人才动力、提升乡村经济效益和管理效能，为现代乡村的数字化转型注入更多生机。
注释：
[1]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数字游民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61(02):126-129.
[2]Hermann I,Paris C M.Digital Nomadism:the nexus of remote working and travel mobility[J].Information Technology&Tourism,2020,22(3):329-334.
[3]Chevtaeva E,Denizci-Guillet B.Digital nomads'lifestyles and coworkation[J].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Management,2021,21:100633.
[4]王云龙,文军.在不确定中构建自主性:数字游民的日常劳动实践及其反思[J].浙江学刊,2024,(01):45-54+239.
[5]汤敏.数字游民模式给我国青年就业带来新机会[J].企业改革与发展,2025,(01):71-75.
[6]侯伟胜.超级个体时代加速到来[J].商业观察,2024,10(33):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