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 中文版 ，作者：T China
X世代如何颠覆了文化？
我们又为何依然
对他们的创作念念不忘？
How Gen X changed everything
about the culture—
and why we’re still so nostalgic
for their creations.
1994年，我高中毕业，也正是在那一年，Kurt Cobain告别了这个世界。我记得那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从伊利诺伊州郊区的学校回到家，打开电视，看到MTV新闻主播Kurt Loder正在播报新闻——涅槃乐队（Nirvana）主唱兼吉他手、27岁的Kurt Cobain在西雅图家中自杀身亡。也是那年，全国观众通过直播目睹警察追逐O.J.Simpson驾驶的白色福特烈马车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疾驰。在一间木板墙面的地下室里，我和男朋友瘫坐在一张塌软的棕色沙发上，和另外9500万美国人一样（我们这一代是最后一代被广播电视连接在一起的人），迫切地想知道这如同电影般的离奇事件将如何收场。
1994年，克林顿开始担任美国总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刚刚生效；花样滑冰运动员Nancy Kerrigan在冬奥会开幕前5周遭人袭击致膝盖受伤；《老友记》（Friends）、《急诊室的故事》（ER）和《我的青春期》（My So-Called Life，美丽却注定短命，播出一季后就被砍掉了）首播；《天生杀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低俗小说》（Pulp Fiction）、《神探飞机头》（Ace Ventura:Pet Detective）、《变相怪杰》（The Mask）、《阿呆与阿瓜》（Dumb and Dumber）和《燃情岁月》（Legends of the Fall）正在电影院热映；Kevin Smith的黑白电影《疯狂店员》（Clerks，关于两个被困在没有前途的工作里的「聪明鬼」的故事，经典邪典电影）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重磅专辑不断涌现、数量惊人，如洞穴乐队（Hole）的《Live Through This》、涅槃乐队的《MTV Unplugged in New York》、Nas的《Illmatic》、Liz Phair的《Whip-Smart》、Tori Amos的《Under the Pink》、Mary J.Blige的《My Life》、快转眼球乐队（R.E.M.）的《Monster》、Beck的《Mellow Gold》、人行道乐队（Pavement）的《Crooked Rain,Crooked Rain》、声名狼藉先生（The Notorious B.I.G.）的《Ready to Die》、绿洲乐队（Oasis）的《Definitely Maybe》、Jeff Buckley的《Grace》等，不胜枚举。
我之所以提及这些，一方面是因为1994年在我的记忆中像一个保存完好的时间胶囊，包括那些集体追剧的时光、放学后的孤独感以及在木板墙地下室的记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我的X世代身份提供可靠证明：我曾亲历了那些关键时刻，也曾浸泡在那个时代非凡的艺术和文化中。我切切实实地存在于这个时代——即便没有任何iPhone照片或Facebook帖子佐证。
我出生于1976年，算是X世代（1965年至1980年间出生人群）。不过，这一划分标准存在诸多争议——年长的X世代，即1961年至1964年间出生的「交界者」们，有时会被细分为琼斯一代（Generation Jones）。普遍的共识是，世代的划分界限被莫名改动过，但似乎没有人知道是谁、何时、为什么改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世代是一种「分析性建构」，并解释道，「公众和专家需要时间才能就世代的确切划分达成共识。」如今，网络上充斥着关于代际差异的争论，而许多人认为真正的X世代是1961年至1981年出生的人。这场争论意义重大，因为没有人想成为千禧一代（Generation Y或Millennials）或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尽管如此，哈佛大学住房研究联合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20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依然将X世代定义为1965年至1984年间出生的人。将千禧一代的前4年重新定义为X世代，部分原因在于「以20年为一个年龄跨度来划分世代便于进行比较」。许多关于世代的理论也因此显得毫无意义。
最初的X世代或许能为我们拨开迷雾。出生于1961年的Douglas Coupland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小说，名为《X世代：速成文化的故事》（Generation X: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而这正是X世代名称的由来。他曾表示，书名的灵感源于文化历史学家Paul Fussell的著作《阶级：美国地位体系指南》（Class: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1983）。在这本书中，Fussell划分出了一个X类人群——这些人「想要摆脱现代生活中常见的身份地位、金钱财富和社阶攀爬等恶性循环下的桎梏」，正如Coupland书中那3位游离、疏离的角色一样。《The GenX Reader》（1994）的编辑、美国媒体理论家Douglas Rushkoff也出生于1961年，他告诉我，他是「初代X世代，也就是Michael Stipe（快转眼球乐队的主唱，出生于1960年）那一代的X世代人」。并且，他也认同X世代的划分后来被追溯性地调整过。之后，当我通过电话联系到身处温哥华的另一位X世代Coupland时，他为我简化了这个问题：「如果你出生于60年代，却不记得肯尼迪遇刺事件，那你就是X世代。这答案显而易见。」我莫名地松了一口气。如果连创造这个词的人都被排除在外，那也稍显太「X世代」了。
然而，X世代不仅代表了某一个时间段。正如Rushkoff在《The GenX Reader》中所写，它还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类人口群体、一种人生观、一种风格、一种经济、一种场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美学、一个年龄段、一个十年和一种文学」。它是一个时刻、一种氛围、一种精神特质与一种持久的存在。其标志性特征——反社团主义、反独裁主义与反讽式疏离；具有艺术独立性、对「出卖自我」的存在主义感到恐惧；信奉「相互宽容，互不打扰」的人生哲学——似乎正是治疗我们当下文化中诸多弊病的良药。近来，我注意到，每当我讲述自己的年少时光时，回应我的往往是一种强烈的向往——尤其来自那些年轻人（他们从未经历过那个社交媒体「尚未将每个人变成自己镜头里的明星，继而摧毁了社交生活」的神仙时代）。
人们对X世代有着一种好坏皆有的集体迷恋。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大量时事短评和网络表情包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些网络表情包大多是X世代自己在「凡尔赛」，赞扬自己坚韧不拔的性格——这种性格或许是源于父母的「善意忽视」（例如，用一张小孩用花园水管喝水的图片做成表情包并配文「我小时候的官方运动饮料」），又或许是通过假装不在意营造出一种「我很酷」的氛围（其他人：世界末日要来了！X世代的孩子们：你吃过夹博洛尼亚香肠和薯片的三明治吗？）。还有许多人表达了对这个更加简单的时代所遗留下的碎片（比如混音磁带、购物中心、日间肥皂剧、Noxzema里薄荷的灼烧感或周五晚上去百视达租碟的仪式感）的怀旧之情。
根据这些文章的说法，X世代要么是最后一个了不起的世代——尽管我们这一代一直保持低调。（或许也正是因为我们一直保持低调）；要么是一个最糟糕的世代。这些争议对我们而言已是司空见惯，毕竟我们向来擅长自我厌弃。（如《纽约时报》所言：「讨厌X世代？排队去吧！X世代比你还讨厌他们自己。」）有人谴责X世代不够进步，至少不如千禧一代——根据盖洛普（Gallup）的数据，截至2022年，有44%的X世代认为自己是独立选民，更倾向于根据候选人或议题而非党派投票；有人忧心忡忡，要么在追溯这一代充满创伤的童年经历（如《华尔街日报》所言：「X世代的怀旧情结只是创伤式抱团吗？」）；要么哀叹这一代如此不适合工作且事业不顺遂。事实上，我们似乎不太可能拥有一位真正的X世代总统——尽管按照昔日标准，1961年出生的奥巴马也能算一位。但如果你问X世代的人，他们大多只会耸耸肩。
然而，X世代的文化产物却不断重新走入大众视野，常鉴常新。人行道乐队那首原本冷门的1999年B面单曲《Harness Your Hopes》在短视频平台TikTok和音乐流媒体平台Spotify上翻红；流行歌手Alanis Morissette于1995年发行的专辑《Jagged Little Pill》唤醒了女性沉寂已久的愤怒，成功跻身史上最受欢迎专辑榜单，而歌手本人刚刚结束在拉斯韦加斯凯撒宫（Caesars Palace）的驻唱演出；1989年的科幻喜剧《比尔和泰德历险记》（Bill&Ted's Excellent Adventure）的两位主演Alex Winter和Keanu Reeves如今正在百老汇出演Samuel Beckett的名剧《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分别饰演Vladimir和Estragon；绿洲乐队自2009年以来首次巡演就大获成功，而今距离他们首张专辑发行大约已有30年之久；Spike Lee（生于1957年，因「Mookie」一角被熟知）2025年推出了广受好评的电影《天国与地狱》（Highest 2 Lowest），并担任了纪实迷你剧《飓风卡特里娜：滔天洪灾》（Katrina:Come Hell and High Water）的执行制片，执导了其中一集（这是他第三次参与有关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及其余波的项目）；与此同时，动画情景剧《南方公园》（South Park）也将讽刺拉满，以前所未有的尖锐将矛头对准了每一个人——从总统到前萨塞克斯（Sussex）王室成员无一幸免。
在人们刻板印象中被贴上「懒散一代」标签的X世代为何最终会展现出远超最初认知的艺术才华？他们的作品（从音乐到书籍、电影、电视节目，甚至杂志）为何一直能引起大家共鸣？在我回顾他们的文化贡献并与那些塑造了X世代经典作品的艺术家、演员和作家对话（至少是那些愿意与我交谈的人，因为对于站在聚光灯下，X世代的内心总是充满矛盾）之后，我开始思考，他们的成长经历——无论当时身处其中有多么艰难——或许恰恰为艺术创作提供了理想条件。
作家Bret Easton Ellis出生于1964年，成长于南加州圣费尔南多谷（San Fernando Valley）一个普通的中上阶层家庭。其小说《零下的激情》（Less Than Zero，1985）和《美国精神病人》（American Psycho，1991）是X世代经典文学之作。在2019年出版的散文集《White》中，他回顾了自己的X世代童年，并进一步探讨了孤独感和缺乏父母监管的环境如何促进了他的艺术与智识发展，尤其是他如何对恐怖电影和小说产生兴趣。这些作品让他意识到，「世界是残酷而随机的，没有人会来拯救你。」他写道：「作为70年代的孩子，我们没有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比喻那些爱子心切的父母，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时刻刻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所以或多或少要在没有父母指导的情况下靠自己探索世界。」回忆中，他和两个妹妹都是每天独自步行往返小学。放学回到家后，他们会在空荡荡的厨房里随便找点东西吃，然后骑车穿过几条街，去别人家（看起来也只有孩子在家）玩。
我们这一代就是如今那群声名狼藉的挂钥匙儿童（latchkey kids，义为脖子上经常挂着钥匙的儿童；引申为因为父母出去工作，所以放学后独自在家、无人照看的孩子）。在我们的童年时期，双职工家庭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有很多像我母亲这样的女性都选择进入职场。同时，离婚率飙升，在1980年达到了峰值——每1000名已婚女性中有22.6人离异，而10年前这一数字仅为14.9人。不过，那也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时代——至少当时的人们是这样认为的——大家虽担心绑架，却不担心大规模枪击。因此，父母对孩子差不多是放养式教育。我们中的许多人有大量时间都是独自一人在家的附近瞎晃，或在父母上班时观看电视节目《人民的法庭》（The People's Court）。甚至，像我和两个妹妹一样，由一群奇怪的保姆轮番照看——能拉到谁来就算谁。
这种（X世代的孩子们所亲历的）被人遗弃、身处迷茫、心怀怨恨的感受在当时的流行文化中也有诸多映射：无论是一些讲述离异单亲父母或重组家庭的家庭剧，如《凯特和艾莉》（Kate&Allie，1984—1989）、《Sister,Sister》（1994—1999）或《欢乐满屋》（Full House，1987—1995），还是一些更尖锐的作品，如Larry Clark执导的电影《半熟少年》（Kids，1995）。《半熟少年》由当时年仅19岁的Harmony Korine编剧，他拒绝美化现实，而是选择真实还原缺乏人生目标和父母监管的都市青少年岌岌可危的成长境地。而Kurt Cobain、Courtney Love、Chris Cornell、Eddie Vedder和Billy Corgan这些来自离异家庭、有着坎坷家庭生活的人更是将这类情感悉数倾注于他们所创造的激烈昂扬的音乐。Cobain经常在采访中提及父母离异，并将这视为他之后情绪崩溃的导火索。
X世代的父母往往是沉默的一代（Silent Generation）或年长的婴儿潮一代。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透着一股疏离感，全身心投入事业或理想中，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个人层面的自我实现。尽管X世代常因犬儒或冷漠而饱受诟病（婴儿潮一代的作家Martin Amis甚至称我们这一代为「垃圾世代」），但在接手了一个满是赤裸裸的虚伪与矛盾的世界之后，这个世代会有这样的反应似乎也情有可原——那些战后经济繁荣的受益者给八九十年代的年轻人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未来一片黯淡，机会匮乏，薪资微薄。这些从1994年由Ben Stiller执导的电影《四个毕业生》（Reality Bites）中可见一斑——这部影片堪称那个时代最具X世代风格的电影，讲述了4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挣扎在休斯敦（Houston）最低工资线上，带着对艾滋病的恐惧探索性生活，并试图在不出卖自我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作的故事。
但对于这种世界观，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读：X世代能看穿狂热主义和自我沉溺的幻象，并摒弃自我实现的唯我论和粗鄙的物质主义。这件事本身是积极的，而且往往富有创造性。「摘下婴儿潮一代得体的面具，找到其他契合自身的东西——正是这一点造就了我们，也正是这一点令我们与众不同。」现年61岁的Ellis同我说。「这也影响了艺术，尤其是那种讽刺——那种在谈论X世代的超脱虚无主义时，人人都在抱怨的、令人头疼的讽刺。」他又以X世代特有的讽刺口吻补充道。让自己从奠定了战后许多艺术作品风格的那种自鸣得意、故作严肃的中产阶级艺术感性中抽身，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种拒绝父母式监管、彰显叛逆的方式。当然，更讽刺的是，X世代急于营造一种酷酷的疏离感，反而讽刺性地开创了后来互联网时代那种平淡、冷漠的表达方式。
由此，他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单打独斗——自己去直面问题、摸索答案，而不向任何权威求助（这是一种典型的X世代生活方式，对艺术创作也大有裨益）；要么在同龄人的陪伴中寻求慰藉和意义。许多X世代的艺术作品，尤其是那些著名的青少年电影[如《早餐俱乐部》（The Breakfast Club）、《十六支蜡烛》（Sixteen Candles）、《春天不是读书天》（Ferris Bueller's Day Off）、《乖仔也疯狂》（Risky Business）等]表面看似在讲述聚会，实则却是在探讨对成年人失望时，青少年如何在朋友的陪伴下重拾内心的平静。在《早餐俱乐部》中，那些成年人——无论是送孩子上学时一闪而过的父母，还是滑稽可笑的校长，抑或疲惫不堪的清洁工——不是玩忽职守，就是虐待成性，再或者愚蠢无知。而与此同时，这些青少年在争吵、磨合之后，多少算是重塑了社会秩序，并在一个周六留校察看的情节中抛弃了社会赋予他们的肤浅标签。
X世代天生不喜结盟，因此有时会被指责不关心政治。但我采访过的艺术家和其他人绝非如此——他们认为自己有意展现或回应了当下的社会不公。「这的确极具政治色彩。」现年63岁的编辑Jane Pratt在谈及她于1988年3月创办的青少年杂志《Sassy》时如是说（当时仍是里根总统任期）。杂志内容涵盖政治、乐队和流行文化，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妆和男孩。「我们当时的确想改变世界，而这正是我们反抗主流社会现状的方式。」她补充道。同年7月，Jerry Falwell牧师创立的「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和James Dobson创立的「关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等保守派政治团体因看到《Sassy》直言不讳地讨论性与堕胎等话题而组织了抵制该杂志广告商的运动。
1993年，Liz Phair发行《Exile in Guyville》时正值第三波女权主义运动兴起——这是一场集体发声；是对Anita Hill（控告Clarence Thomas性骚扰）听证会作出的回应；也可以说是暴女运动（riot grrrl movement，此运动旨在解决朋克圈内的性别歧视问题）的延伸。「我实在忍无可忍了，」现年58岁的Phair在讲述她创作这张带有鲜明女权主义色彩的专辑的初衷时告诉我，「我再也受不了男性说我音乐品味差，再也受不了有人要求我做他们的听众、做他们的贤内助。我的才华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男性，但每个人都在教女人如何讨男人欢心。我想这就是人们能与我的音乐产生共鸣的原因——我就像那个原本不善言辞，却逐渐被激进化的女孩。」
我也曾是这样的女孩。起初，我自己也只是断断续续地认识到女性遭遇的不平等对待，就像无线电信号那样时有时无。我听妈妈抱怨过她公司里的男同事；我知道女性的收入比男性同行低；我也知道教练让我解开发髻、散下头发的做法有问题；还有我14岁那年帮人照看孩子时，女主人喝醉后在浴室里吐得昏天黑地，而那家的男主人却对我说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只是当时我还不懂如何表达这些——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解（一些浅见薄识）都来自那本我会躲在Laura Ashley羽绒被下，用手电照着读到深夜的《Sassy》。
女权主义并非唯一进入主流视野的政治理念——X世代也见证了音乐、电影和电视剧开始不再以剥削的形式呈现美国黑人的生活。从费城的The Roots到亚特兰大的Outkast，嘻哈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崛起，虽然有时没有被写进X世代的历史，但该流派的黄金年代其实与X世代的时间线高度重合：它始于1986年Run-D.M.C.发行的《Raising Hell》（第一张获得白金销量的说唱专辑），并在1996和1997年Tupac Shakur和「声名狼藉先生」分别遭遇枪杀前后结束（如同X世代的划分界限一样，这是一个充满争议、模棱两可的话题）。评论家Nathan Rabin在提笔记录时，字里行间，难掩兴奋。他一边写下「流行文化的成长正值嘻哈音乐的巅峰」是多么让人激动，一边指出，某些艺术家（如东海岸的Public Enemy、De La Soul、A Tribe Called Quest等人和西海岸的N.W.A.、Dr.Dre、Ice Cube和Snoop Dogg）「让摇滚成了似乎过时了的老古董」。
我记得我的男友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大多是白人，但也不全是，因为我们住在一个一代和二代移民聚集的郊区）会用巨大的立式音响大声播放N.W.A.的《Straight Outta Compton》（1989）或Public Enemy的《Fear of a Black Planet》（1990）。现在想来，很难不发笑：一群瘦骨嶙峋的郊区青少年穿着Z.Cavaricci的裤子，在某人父母家的地下室里高喊「反抗强权！」（Fight the power!）。有人可能会啧啧摇头，说我们对音乐背后的现实一无所知——事实也的确如此。还有人会说，嘻哈音乐让美国年轻一代了解了这些现实——这话也没错，但这并非我们喜欢它的原因。歌里那些故事引人入胜，人物错综复杂，在让人眼花缭乱、极具创意的文字游戏中牵动着人心。正如Marc Lamont Hill所写，Nas在《N.Y.State of Mind》中讲述他在皇后桥（Queensbridge）公屋那段成长经历时的说唱字字清晰，朗朗上口，堪比一张Gordon Parks的摄影作品或一首Langston Hughes的诗。[这首1994年的歌曲被收录于X世代的必备课程教材——诺顿文选（Norton Anthology）2014年非裔美国文学卷中。这也并非巧合，因为X世代是第一个将流行文化提升到高雅艺术殿堂的群体。]
那几年，黑人题材的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大部分都是喜剧。我相信，这些剧之所以能吸引美国中部地区的观众，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大多以城市为背景，对于那些每个周末只能在同一个购物中心里游荡、生活乏善可陈的郊区孩子而言，显得格外新奇。《韦伯斯特》（Webster）、《让我歇会儿！》（Gimme a Break!）、《凡人琐事》（Family Matters）、《细路仔》（Diff'rent Strokes）、《考斯比一家》（The Cosby Show）、《不一样的世界》（A Different World）、《阿门》（Amen）、《马丁》（Martin）、《新鲜王子妙事多》（The Fresh Prince of Bel-Air）和《杰斐逊一家》（The Jeffersons）这些放学后滚动重播的剧我全都看过。尽管这些剧偶尔也会选择直面种族问题，但很多都还是对此避而不谈。至少有3部剧（《韦伯斯特》《细路仔》《新鲜王子妙事多》）的设定很奇特：黑人主角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白人圈子里——这毫无任何现实主义色彩。这种含蓄的态度，加之大量相关电视节目的播出和更广泛意义上的黑人艺术主流化，都会让人几乎产生一种错觉，仿佛美国正生活在一个后种族主义的乌托邦时代。
作家兼影评人Roger Ebert在1991年发表于《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Times）的文章《黑人新浪潮正当时》（It's High Tide for Black New Wave，这篇文章也带火了「黑人新浪潮」这一流行词）中写道，这个时期的电影制片人和嘻哈艺术家一样，立志于更真实地展现黑人生活，而其中就包括Spike Lee、John Singleton、Hughes兄弟、Mario Van Peebles等人。正如Ebert所言，他们力求「以非裔美国人的视角审视自身经历，不带任何暗含白人价值观的滤镜，更不会迎合白人观众的口味」。恰如被称为「黑人新浪潮运动之父」（非官方称谓）的Lee所言，（创作者们）要真实地展现美国种族主义这一现实下的种种细微之处和复杂性，而非像20世纪70年代的黑人剥削电影那样，为暴力或刻板印象披上卡通化的外衣。在Lee执导的电影《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1989）中，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斯图伊弗森特（Bedford-Stuyvesant）社区种族主义暗流涌动，到处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最终在一起年轻黑人命丧警察之手的开枪射杀案和一场烧毁当地比萨店的骚乱中迎来高潮——这一结局并没有让所有评论家都满意。Stanley Crouch在发表于《乡村之声》（The Village Voice）的文章中写道，它是「腐臭已久的童话」。
但它更像一部预言之作。《为所应为》上映两年后，Rodney King遭多名警官围殴重伤（上映3年后，4名涉及此案的警察在州审中被判无罪，此举引发洛杉矶暴动）。就在King遇袭的同年，John Singleton执导的成长佳作《街区男孩》（Boyz N the Hood）登上银幕。它讲述了一个被送往洛杉矶中南部与父亲同住的年轻人意外卷入帮派和毒品文化的故事，而现年55岁的Nia Long在影片中饰演这位年轻人的女友。在洛杉矶中南部长大的她表示，像《街区男孩》这样的电影让观众走进了一个此前鲜少在银幕上出现的街区，也让他们看到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嘻哈音乐。她知道「有人在讲述关于我们社区的真实故事」，她也受此启迪，更坚定了作为一名演员继续前行的信心。这些电影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是因为它们抛开了Ebert所谓的「意识形态正确」的顾虑。正如Ebert写道，片中的人物「可以不完美」，也「没有义务成为楷模」——而这也正是X世代所拥有的感知力（如果他们有的话）。
值得注意的是，X世代的艺术审美成形于手机和互联网作为娱乐、消遣或协助工具出现前——我们是成年后才接触互联网的最后一代。我们家的确有电脑（我之前是用一台笨重的台式机写论文，然后用点阵打印机打印），但不必承受将目光从眼下的关注投向广阔世界并与之相连的压力。如果足够幸运，我们还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线（我每天晚上都会用我的专线聊上3个小时），但圈子仅限于家人、朋友和学校里的人，或许还有兼职工作中的伙伴。我大一才拥有自己的邮箱——我会每周去一次图书馆，排队登录共享电脑终端，查看邮件。
没有了末日刷屏（即在社交媒体上无休止地搜索观看令人沮丧的负面新闻）、没有了短信、没有了邮件、没有了网购、没有了推特或发帖，似乎我们就有了无穷无尽的时间可以消磨。我记得自己躺在铺着地毯的卧室地板上，等收音机里放到某首歌就把它录下来，也记得漫长的午后时光，读着那些对我而言过于成人化的书籍，如《荆棘鸟》（The Thorn Birds，1977）或《阁楼里的花》系列（Flowers in the Attic，1979—1987）。「你必须想办法自娱自乐。」现年57岁的Molly Ringwald说。她是X世代的电影女王，曾出演过《十六支蜡烛》（1984）、《早餐俱乐部》（1985）和《红粉佳人》（Pretty in Pink，1986）等电影。「我总是忙于创作、拼贴、穿搭、唱歌、跳舞；身边没有那种能让我分心的事物。」当时，我们的注意力还没有被分散，专注力也还没有被摧毁。「大家总是忙着写下一个剧本或构思下一个创意，而不像现在这样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分散注意力，一心多用而分身乏术。」现年65岁的导演Gregg Araki如是说。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讲述酷儿故事的「青少年启示录」三部曲——《彻底完蛋》（Totally F***ed Up，1994）、《玩尽末世纪》（The Doom Generation，1995）和《玩转堕落街》（Nowhere，1997）。他至今都没有社交媒体。
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让我感受到的是自由、开放、坚韧和对不完美的包容。我们可以窥见作品背后的人性、对矛盾的容忍和对市场规则的漠视，且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没有电影公司或唱片公司这类的中间力量介入。尽管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大众文化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你不是婴儿潮一代却还记得Johnny Carson的电视节目，那你就是X世代），各大唱片公司、出版社、电影制片厂和苏豪区的大型画廊也都在力推具有商业吸引力的艺术，但艺术家们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渠道（从小众杂志到独立厂牌），让观众能够看到和听到他们的作品。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态——艺术家能够在不违背自身原则的前提下自由创作。
受20世纪70年代朋克运动DIY精神的启发，艺术家会认为——用如今的网络流行语来说——「想做就去做吧」。「我当时赶上的那股风潮是，就算你只有一把尤克里里，也要上台说出你的真心话。这就像是后朋克时代的宣誓。」Phair解释道。她化名为Girly-Sound，凭借儿时卧室自制的3盘磁带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当时有一种风气是：『你和那些腰缠万贯的人一样拥有发言权。』」她补充说。现年59岁的Stephen Malkmus是人行道乐队的主唱、词作人兼吉他手，他的首张专辑《Slanted and Enchanted》（1992）是在乐队鼓手的家庭录音室中录制的。他表示：「巧妙地谈论自己的艺术与艺术本身一样重要。所以，即便作品像是用口香糖和绳子勉强拼凑起来的那般粗糙，你仍然可以从理性的角度去捍卫它。我因此有了一些信心——或许，我也可以不用太专业。」
有人可能会说，X世代创造的是与主流文化和独立文化相对立的文化——而这种文化间的剑拔弩张正是定义那个时代的标志。MTV的动画片《拽妹黛薇儿》（Daria，1997—2001）以一个戴着眼镜的少女为主角，她头脑聪慧、尖酸刻薄，一位评论家形容她是Dorothy Parker、Fran Lebowitz和Janeane Garofalo的结合体。但这部动画片本质上却是在探讨两种文化间的摩擦：在当时看来，Daria是另类的，而我们也注定会领悟到，她凌驾于自己所处的那个寡淡无味的郊区主流世界。有一集讲的是她和朋友们去Alternapalooza户外摇滚音乐节的故事，而镜头一转，画面给到了一群时髦女郎，她们正在试穿演出服，也准备前往参加——向所有人证明，受欢迎的孩子也可以像书呆子一样「另类」。
另类或小众意味着有眼光、有品味，而这在当时是一种身份认同：对年轻人而言，它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等问题。（对许多人而言，这与身份认同意识的早期萌芽紧密相连。）四处搜寻一部冷门电影、去听朋友推荐的乐队、请二手书店的店员推荐一本小众杂志……这些如今运用算法就能实现的事情在过去需要有创造力和意志力才能完成。你会感觉可以像点菜一样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人生，按需选用，在过程中塑造自我。
不妨思考下，X世代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还是没能打破其长期以来在人们心中一直是「懒散一代」的刻板印象，这不免令人啼笑皆非——这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伴随着Richard Linklater自编自导的电影《都市浪人》（Slacker，1990）和《年少轻狂》（Dazed and Confused，1993），以及其他一些「沙发土豆」（指那些拿着遥控器，什么事都不干，只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爱看的电影，如《疯狂店员》（Clerks）、《单身一族》（Singles）、《摇摆者》（Swingers）、《反斗智多星》（Wayne's World）和《谋杀绿脚趾》（The Big Lebowski）等——不知从何时起，愤世嫉俗和反讽式疏离成了懒散的代名词。此外，我认为，X世代其实志存高远，但深藏不露，因为他们害怕被贴上最可怕的标签——出卖自我。凭借《为所应为》出道的Rosie Perez（现年61岁）在同我谈论X世代时总结道：「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的确有限，进不了夜店、餐厅之类的场所，但我们自有风格。这可一点也不懒散，你能明白吗？而且时至今日，这依然贴近现实。」
在如今这个艺术妥协不再背负丝毫污名的时代，X世代留下了一些智慧。他们将教会我们如何坚守自身原则，尤其是身处困境时。近一段时间以来，当下很像不久前的过去——一切都被商业化，就业机会难觅，房租高得离谱，现实残酷无情——但你始终可以创作出艺术。在我们浪漫化过去，美化一个不那么互联互通、没太多外界纷扰和商业气息、简单的答案不会被轻易买账的时代时，或许，我们是在憧憬一个更有利于艺术创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