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作者：苏拉布·古普塔，责编：杜娟唐文若，编辑：张钊
21世纪已过去四分之一，此时正是回顾中国经济取得的显著成就的一个好时机。
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规模约为1.2万亿美元（按当前美元计算），仅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12%左右。25年后的今天，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GDP估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达2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然而，中国仍有巨大的追赶型增长空间。2024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33万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6%。在中国持续进行的从农村向城市转型过程中，蕴藏着大量亟待释放的潜在增长动力。当中国人均GDP增长到3.5万美元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高达50万亿美元，超过美国。
中国有望在2026-2050年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还不能说已成定局。当前中国的政策强调高水平开放，并将高质量发展与国家安全相融合，表明中国正采取一种审慎的战略，力求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夯实经济根基。为了理解这些战略方向所蕴含的发展路径，我们应关注三个可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型。
首先，最关键的转型是定位转型——要将中国的制造业生态系统从全球生产中心转变为不可或缺的创新合作伙伴。中国的目标是在高标准开放的背景下，打造安全可控的现代工业体系，这个宏伟目标将因吸引全球研发能力而大大推进。同时，中国具有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体系，与独具优势的制造业集群将形成互补之势。
过去25年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制造企业之所以能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成功，无不是靠采取在中国本土化生产的战略，这似乎已经成为一条“铁律”。同样，在下一个25年里，在中国本土化研发也必将成为无可争议的制胜之道。
中国市场准入规则需要进一步理顺，产业政策应与高标准的国际规则相接轨，从而使企业能够通过深度融入中国的创新链，保持全球竞争力。
第二个转型是动能转型——要向消费驱动型模式转变，实现经济再平衡。这在根本上取决于加快服务业自由化，以提高家庭收入，扩大需求。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仍比同类中高收入经济体低10个百分点左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强大而稳定的支撑。
为此，鉴于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受雇于服务业而非资本密集型先进制造业，而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将制约工资水平，挤压消费需求并阻碍经济再平衡，因此必须依托服务业的提质升级，来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第三个转型是分配方式转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采取财政可持续的路径，既要激发发展机遇，又要强化社会保障网，避免陷入保障不足或过度福利的困境。
一方面，要打破社会经济不稳定因素对经济增长构成的制约。中央应承担更大比例的社会保障相关支出，同时将更多的财政资源交由地方支配，使地方政府能够弥补其结构性收入缺口，逐步摆脱难以为继的“土地财政”模式。
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应与地方收入、就业增长及公共服务等指标挂钩。财政支出需与地方财力相匹配，重点强化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再分配效应显著的税种，同时降低居民过度储蓄倾向。
另一方面，创业精神和财富创造必须继续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引擎，避免平均主义、福利主义。转移支付不应削弱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也不应给政府造成过重的财政负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至今仍未完全消化全球金融危机后投资过热带来的恶果，因此应当避免在消费领域重蹈覆辙，防止因不可持续的转移支付相关支出引发类似的经济失衡。
当前国际经济体系正处在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受到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严重冲击。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如果能成功实现以上三大历史性转型，将不仅在经济上遥遥领先，而且有望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希望灯塔，为全球经济增长、繁荣与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本文英文原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Regeneration inducers"，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