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经济增长是奇迹？他们连工业化的门还都没摸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南亚研究通讯 ，作者：罗西特 张夏准，编译：龙风穆，编辑：宋可馨，原文标题：《编译 | 印经济增长是奇迹？他们连工业化的门还都没摸到！》

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张夏准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依靠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与制度建设，实现生产能力跃迁，而非依赖自由市场自发完成工业化。在此次采访中，他对印度经济的分析与其理论高度一致。张认为，印度经济的根本症结在于始终未真正实现工业化。制造业基础薄弱，金融资本主导资源配置，研发和技术投入不足，增长成果又难以惠及普通民众，导致其经济表面扩张却缺乏产业根基与社会包容性。即便是被视为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也因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面临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风险。基于此，他开出针对性“药方”：以产业能力建设为核心，约束金融资本逐利冲动，引导资源投向设备采购、研发创新、技能培训和能源基础设施；同时通过制度安排改善收入分配，推动更加包容的增长路径。他还特别为印度当前的两项争议性政策“正名”。一是产业保护和贸易壁垒。张认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薄弱，理应通过选择性签署自贸协定和贸易保护措施，保护本国幼稚工业。二是打造“国家冠军企业”。韩国的例子表明，冠军企业事实上能整体带动国家出口，推动工业化进程，但前提是国家建立明确的奖惩机制，只支持真正扩大出口、加强研发、带动产业链升级的企业。总体而言，张夏准强调，印度仍需坚定推进工业化，以长期国家战略落实产业升级，而不能停留在政策口号层面。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以供读者批判参考。

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图源：《印度教徒报》“前线”专栏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25年4月2日宣布实施“解放日”关税（“Liberation Day”tariffs），颠覆了延续数十年的全球经济秩序。为重振美国制造业并减少贸易逆差，特朗普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基础关税，并针对特定国家追加额外关税。印度最初面临27%的关税税率，随后在2025年8月被提高至50%，原因是特朗普指责印度购买俄罗斯原油，间接资助了俄乌战争。

尽管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向企业和出口商承诺，将很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以降低关税，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指出，这远远不够。

在“前线”专栏对张夏准的独家专访中，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著有十余本关于全球发展与产业政策书籍的张夏准，深入探讨了印度长期经济发展、工业化失败的原因，以及在自动化、日益加剧的保护主义和人工智能威胁背景下，印度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路径。

➤“前线”专栏记者：2026年早些时候，针对特朗普的“解放日”关税，张夏准在接受《雅各宾》杂志（Jacobin magazine）采访时曾表示：“不应再回到自由贸易。”对于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过去三十年在印度和亚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自由贸易与全球化曾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那么，为何世界不应重返这一模式？

➤张夏准：这其中存在一些术语上的混淆。开展国际贸易、能够向全球市场出口，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发展中国家，你需要进口先进技术——无论是以机器、中间产品还是技术许可的形式——而这些必须用外汇支付，因此必须赚取硬通货。没有国际贸易，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

但这并不等同于“自由贸易”。即使存在一定水平的贸易壁垒，仍然可以出口。例如，20世纪70年代国际贸易占GDP比重的增长速度远超80年代——而后者正是大规模贸易自由化的时期——因为贸易壁垒只是决定贸易水平的诸多因素之一。

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发展，这一点既有历史依据，也有理论支撑。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韩国还只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1961年，印度的人均收入为88美元，韩国为94美元，两者发展水平基本相当。但韩国决心在汽车、造船、电子等高科技产业中成为重要参与者。当它刚开始发展这些产业时，必须给予极其强有力的保护，否则就会被彻底击垮。

例如，当韩国开始生产自主设计的汽车时，最大的生产商是现代汽车。1976年，现代仅生产了1万辆汽车，而同年福特生产了190万辆，通用汽车接近480万辆。如果当时韩国实行汽车自由贸易，现代汽车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因此，直到1988年，韩国政府不仅设置了高额关税，还全面禁止外国汽车进口；直到1998年，才解除对日本汽车的禁令。同时，政府提供了大量直接和间接补贴。这就是所谓的“幼稚产业保护”。韩国正是通过类似措施，发展起了汽车、电子、造船等关键产业。

➤“前线”专栏记者：印度在1991年经济自由化之前，也曾实行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那么，为何印度的做法未能奏效？

➤张夏准：因为在印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贸易保护政策主要用于维护现有生产者的既得利益，而非帮助它们积累生产能力、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以印度汽车行业为例，政府曾认为生产优质汽车是迎合西方消费主义的表现，因此长期坚持生产老款奥斯汀大使车型。20世纪50年代，这种车尚可接受，毕竟当时全球都类似；但到了80年代，仍然坚持生产该车型已显得荒谬可笑。印度最终不得不引入铃木及其他日本制造商来的更好汽车。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是无效的。只有当贸易保护政策被用来培育本国幼稚产业，使其具备全球出口竞争力时，才真正发挥作用。

➤“前线”专栏记者：但印度在完成初创产业保护阶段后，并未进入制造业的良性循环。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在印度出现。

➤张夏准：的确，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所谓的“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sation），但我要指出的是，印度甚至从未真正实现过工业化。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4%，到2000年代一度上升至18%，而如今这一比例已回落至12%至13%。

以巴西为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制造业占GDP比重约为35%，如今却已降至约10%，这正是“过早去工业化”的典型表现。

而印度更令人担忧的是，它甚至未能维持2000年代所达到的较低水平的工业发展。

➤“前线”专栏记者：尽管如此，印度仍抱有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雄心。政府为此已推动了二十年，2014年莫迪总理更是推出了“印度制造”倡议。然而，印度始终未能成功，错过了两次从中国转移出的制造业投资浪潮，这些投资最终流向了东南亚地区。为何印度屡次工业化失败？

➤张夏准：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经济结构。印度的商业精英并不真正支持深度工业化。这些精英要么集中在金融领域，要么即便身处工业领域，也与金融资本保持紧密联系——而金融资本并不青睐工业化，因为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投资回报率。

从短期来看，若要建立坚实的工业基础，就必须经历一段金融被抑制的时期。如果股东持续要求分红，企业便无法留存足够资金用于再投资。

可以说，最著名的印度企业之一——尽管我不确定它现在是否在法律上仍属印度——是钢铁制造商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但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是通过精明的并购而非技术创新建立起这家企业的。印度的精英阶层不愿等待10到15年，也不愿牺牲短期财务回报来培育长期的生产能力。

工业化需要对工人技能、基础设施以及研发（R&D）进行持续投入。我查阅了印度最新的研发数据，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约0.6%，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3%的平均水平，更无法与韩国5.2%的投入相比。

我担心，印度并未真正致力于发展制造业。早年印度虽建立了部分制造业，但当时并无融入全球经济的雄心；而后来政府和企业虽口头上表示要发展制造业，却并未采取实质性举措，因为他们不愿放弃短期利益，去换取一个更具活力、以工业为驱动的长期经济前景。

2025年8月14日，旁遮普邦（Punjab）一家工厂钢材加工生产线上的工人。图源：《印度教徒报》

➤“前线”专栏记者：金融过度化与股东资本主义将资本从生产性能力中抽离。疫情后，印度经历了一场金融繁荣，但这一繁荣似乎日益脱离实体经济。你的研究指出，投资占GDP的比重是实现持续工业化的核心指标：中国超过40%，韩国为33%，而印度——尽管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却仅勉强达到30%。你如何评估这一现象？

➤张夏准：经济成功的秘诀并无神秘之处，最关键的指标就在于你是否在投资。从这一点来看，印度的表现并不算太差。

但更重要的是，你投资的领域是否正确？你需要将资本投入基础设施、教育、技能培养、机械设备以及技术许可等领域。缺乏这些投资，就不可能出现所谓的“魔法式”经济增长。印度是一个人均收入不足3000美元的相对贫困国家，但其体量庞大、资本充足，完全有能力在少数关键产业中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它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与科学家。然而，为何这些潜力未能转化为现实？因为政府并未做出真正严肃的努力。

➤“前线”专栏记者：在你的研究中曾提出，国家应在发展的各个阶段更积极地参与资本配置。那么，政府如何在不引发市场恐慌的前提下，将资本配置从金融市场重新引导至生产性领域？

➤张夏准：当金融化程度过高时，这一过程将极为困难，因为金融市场追求短期收益，对任何可能削弱其回报的举措都会做出负面反应。应对之道在于双管齐下：一方面，适度约束金融行业的过度权力；另一方面，采取有说服力的沟通策略。

你必须让公众明白，对金融部门的限制虽会在短期至中期降低金融利润，但将开启企业转向机器设备与研发投资的新趋势。当政府派遣人才赴海外学习工程时，必须确保他们学成归国，而非流向美国或英国的咨询公司与投资银行。

你必须采取行动，证明“等待是值得的”。部分金融从业者目光短浅，但即便在金融界，也有许多人意识到：拥有一个更大经济体中较小的份额，远胜于在一个小经济体中占据巨大份额。如果金融部门的多数人相信，印度经济战略改革将提升长期增长前景，他们也会认为，这一新路径同样有利于自身利益。

2014年9月25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德里出席“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启动仪式。图源：《印度教徒报》

➤“前线”专栏记者：私人部门投资在印度长期滞后。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多次敦促企业加大投资。2026年早些时候，她指出：“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却将可投资金闲置，而非用于产能扩张。”

➤张夏准：这正是关键所在。私营部门必须投资。政府能做的终究有限。政府需要设法引导私营部门投向正确的产业——无论是通过国有银行体系掌握的金融杠杆，还是通过构建有说服力的叙事来激励投资，或是促成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每个国家都需探索适合自身的路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必须投资正确的领域。

➤“前线”专栏记者：特朗普的“解放日”关税政策冲击令怀揣工业化梦想的印度政策制定者。印度原本希望利用关税套利机会，但乐观情绪很快消退。面对这种贸易不确定性，各国政府该如何应对？

➤张夏准：特朗普的做法不可能长久。在美国，关税的最终决定权属于国会。他通过《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绕开国会实施关税，但这一做法已遭挑战，目前案件正由最高法院审理。未来几个月内，该政策可能被推翻，届时局势将发生剧变。

即便如此，美国2027年还将迎来中期选举，国内通胀压力也在不断上升。特朗普在此事上表现得相当愚蠢：若真想遏制中国，本应联合印度、韩国或日本，宣布“我不会对你们征税，但将对中国征收100%关税”，从而让这些国家取代中国。但他却对所有国家加征关税，树敌众多，导致美国自身通胀持续攀升。

一种可能的情景是，通胀迅速加剧，到2026年夏季，共和党陷入困境，被迫向特朗普施压以缓和保护主义政策。即使这种情况未发生，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特朗普并非君主，不应将其政策视为永久状态。2026年印度面临50%的关税，但2027年很可能不再如此，四年后几乎肯定不会维持这一水平。

➤“前线”专栏记者：印度还能实现工业化吗？尽管GDP增速保持在6%至7%之间，位居全球前列，但考虑到其庞大的年轻劳动力群体和持续存在的失业问题，这种增长仍显乏力。在数十年未能实现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之后，如今又面临人工智能、自动化以及特朗普关税的多重冲击，印度是否仍能将工业化作为通往繁荣的道路？

➤张夏准：‌坚决地回答：能。‌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缺乏实质性工业化的情况下实现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卡塔尔等资源型国家是少数例外，但即便是常被称作“服务业主导繁荣”的瑞士和新加坡，若以人均制造业增加值衡量，仍位列全球最工业化国家之列。瑞士的人均制造业附加值居世界首位，新加坡常年位居第二至第四。它们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服务业，正是因为背后有繁荣的制造业支撑——高附加值服务如工程、研发、设计咨询、金融等，主要客户正是制造业企业。

其次，印度常被视为“服务业主导发展”的成功案例，但与过去25年中国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一模式相形见绌。印度在部分出口导向型服务领域表现不错，但主要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如后台处理、呼叫中心和基础软件编码，未能实现产业升级。印度有像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这样的全球性企业吗？有麦肯锡（McKinsey）级别的咨询巨头吗？

我并不认为AI将在未来五年彻底改变世界，对此我持高度怀疑态度。但有一类产业将受到AI严重冲击，恰恰就是印度目前所依赖的服务业。例如，AI已能胜任基础编程工作。印度将成为AI冲击下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它必须尽快转型，必须走上工业化之路。

2025年11月23日，在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纳迪亚（Nadia），一名农民正在芥菜地里喷洒杀虫剂。图源：《印度教徒报》

➤“前线”专栏记者：印度前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曾多次表示，印度已经错过了制造业的发展机遇，无法再效仿亚洲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发展路径，原因是工厂自动化趋势日益增强，最终将抵消其低成本优势。他认为，印度应将服务业作为主要增长模式。这种观点正确吗？

➤张夏准：‌不正确，这一判断存在严重偏差。首先，如果拉詹担心的是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对产业的冲击，那么他更应担忧的恰恰是印度当前依赖的服务业。AI最先取代的正是数据处理、基础编程、呼叫中心等低附加值服务岗位——而这正是印度服务业出口的核心领域。相比之下，制造业虽然也受自动化影响，但其产业链长、本地化需求高、技术溢出效应强，反而更具抗风险能力和升级空间。其次，全球范围内，制造业的重要性并未下降。过去50年，制造业在全球产出和就业中的占比基本稳定，变化的只是地理分布——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制造业并未消失，而是重构。

更关键的是，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在美国、英国这类制造业仅占GDP 9%-10%的国家，60%至70%的研发活动仍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在德国、韩国等工业强国，这一比例高达80%至90%。一旦放弃制造业，国家整体的技术进步速度将显著放缓。

我真正担忧的是，像拉詹和如今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这样的经济学家，正在误导发展中国家，使其误以为“工业化已过时，仅靠服务业就能实现繁荣”。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觉。

➤“前线”专栏记者：面对当前工厂自动化、AI冲击、贸易壁垒上升和西方保护主义抬头的现实，若印度仍决心推进工业化，有哪些可行的政策选择？

➤张夏准：印度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内需求。它是一个大国，中国也是如此。中国之所以大力发展出口，原因如我前述——你需要出口，以维持进口更先进技术的能力。但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必须为国内市场发展一些基础制造业。这听起来不如为美国医院解读MRI扫描那么光鲜；但人们需要吃饭，需要家用电器，需要这些基本生活物资。

➤“前线”专栏记者：印度必须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多的鞋子、牛仔裤、纺织品和消费类电器吗？

➤张夏准：是的！如果无法为普通民众提供这些基本生活所需，经济增长和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印度在某些领域，如制药业，已具备世界级能力。为何不借此推动未来产业的发展？若要实现增长，还需要大量能源，那为何不发展绿色能源产业？有许多并不困难的事，都可以用来推动工业化。

➤“前线”专栏记者：迄今为止，印度对特朗普关税的应对方式是，努力多元化其失去的美国出口市场份额，并加快与英国、澳大利亚、阿曼、新西兰等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足够了吗？

➤张夏准：短期内这或许并非坏主意。但如果你持续与更发达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你将削弱自身培育幼稚产业的能力。例如，若你与澳大利亚签署自贸协定，你就难以发展采矿设备产业——而澳大利亚正是该领域的全球领先生产国之一。印度企业将持续从澳大利亚购买这些设备，而你无法对其设置贸易壁垒。

这些自贸协定或许能让你更深入地进入海外市场，但别忘了，它们也会将你的经济状态“冻结”在当下。这只是一种短期的缓解措施。

2018年2月21日，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在勒克瑙（Lucknow）举行的2018年北方邦投资者峰会上致辞，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了此次会议。图源：《印度教徒报》

➤“前线”专栏记者：莫迪的标志性政策之一是打造像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这样的“国家冠军企业”。人们常将其与韩国的财阀（驱动经济增长的大型家族企业集团）相提并论。但考虑到印度的政治经济环境，这是否会冒着加剧权贵资本主义的风险，从而导致经济停滞而非加速增长？

➤张夏准：我认为创建并支持这些大型企业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即便不能立即实现，但最终有望成为全球竞争者。

但在尝试创建和支持它们时，必须设定前提条件。如果我们利用纳税人的钱为这些公司提供各种保护和补贴，它们就必须在生产力、就业和出口方面有所作为。这正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过去非常擅长的。例如，它们会要求外商在投资某个行业时，必须与当地企业成立合资公司，以此产生动力和强制力来促使外资公司转移技术、培训工人等等。但作为回报，合资公司需要（按计划）提高国产化率，比如在10年内从55%提高到85%。

你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因行业而异。作为政府，你不能只是把钱撒出去，然后寄希望于它们不知怎地就能出成果。有些企业会成功，但有些不会。你必须明确这种支持是有条件的——如果公司在比如10年内表现不佳，你（政府）就会撤销支持。

➤“前线”专栏记者：但在印度目前的发展阶段，财富集中程度似乎非常严重。南非为其G20主席国任期委托的一份报告发现，在2000年至2023年间，印度顶层1%人口的财富飙升了62%，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仅为53%。

➤张夏准：从长远来看，你需要让民众相信这个体制是在为他们服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当选——他们并无意帮助普通民众，却通过声称体制已经失效并喊出“我是为你们而来”来获得权力。不幸的是，一旦他们当选，所作所为往往会伤害穷人。

因此，印度顶层这种广泛的财富集中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一个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国家，你需要一种能为这些人带来福祉的发展战略。我明白这比宣传口径中描述的要有限，但莫迪先生之所以变得受欢迎，是因为他确实提供了一些基本保障，如厕所和供水。即便你属于精英阶层，分享一部分财富给社会贫困阶层也符合你的长期自我利益。因为否则的话，他们会摧毁这个体制。

➤“前线”专栏记者：对政府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印度在过去十年见证了强劲的GDP增长率，但农村实际工资的增长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整整持续了十年。

➤张夏准：这让我十分惊讶。

➤“前线”专栏记者：在各国的经济史以及国家发展的进程中，你是否发现过类似的情况？印度的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趋势”。

➤张夏准：这就是人们过去常说的“飞地型增长”（enclave growth）。已故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泰勒（Lance Taylor）曾在1976年写过一篇关于巴西的论文，题为《“比林迪亚”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Belindia）。当时，印度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他的论点是，巴西就像是叠加在印度之上的比利时：富人聚居的小岛周围环绕着大批穷人。今天的印度正在变成（泰勒笔下的）“比林迪亚”。这种增长模式从长远来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想想东亚国家，尽管当时发生了各种糟糕的事情——军人主导、一党统治、压制工人权利等等——但它们维持了增长轨迹，是因为它们与穷人分享了增长成果。这些国家都进行了土地改革，而且尽管它们的福利国家规模很小，但对弱势群体有很多保护措施。

例如，直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还对大型零售店设有严格限制，以保护小零售店不被大型竞争对手吞并。它还为中小企业保留了一些特定行业——制作豆腐就是其中之一；大公司不能生产豆腐。如果你是在这些“受保护”部门经营的小公司，你的生活水平可能不高，但至少能让你维持生计。

最终，随着快速工业化，所有这些非正规就业的人员都被吸纳进了正规经济。对于一个富裕国家来说，韩国目前的非正规就业比例依然较高，但至少不再像20世纪60、70年代那样——当时约50%的人是农民，30-40%的人就业于非正规经济部门。

印度必须创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前线”专栏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这与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无关。2026年，你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将经济学教育称为“思想界的俄罗斯航空”（Aeroflot of ideas）。在你看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张夏准：许多经济政策实际上并不是由经济学家制定的。这取决于所在国家或地区，但如果你去中国大陆或中国台湾，所有高层决策者都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学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重要。

当今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它基本上被一种特定的理论——新古典主义理论——所统治。正如所有其他理论一样，它在某些方面很擅长，但在其他方面表现糟糕。新古典经济学最初是为了解释发达经济体中在所有基础制度完备情况下的市场交换。如果你试图用它来理解经济发展，那是行不通的。所有理论都是如此。凯恩斯主义理论可能非常擅长理解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但当你试图组织产业发展时，它就没那么有帮助了。

不同的理论为不同的目的而开发。我们需要一个多元化的环境，让不同的理论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贡献。遗憾的是，到处只应用一种视角是行不通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还形成了一种理解现实世界的极其狭隘的方式。一切都必须关乎数据。一切都必须制成这样或那样的指标，而对历史、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因素等的理解，充其量被视为装点门面，最坏的情况则被认为毫无用处。学生们毕业时具备了处理数据的能力，但他们不了解历史背景、政治环境以及许多在现实世界决策中至关重要的其他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注定会给出并不具有现意义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