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跑步有毒 ，作者：跑步有毒
13世纪，威尼斯的一个小岛上，集中了一些为了烧制一面清澈透明镜子的玻璃工匠，他们绝不会想到，他们的日常竟然拨动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那些玻璃液混合物最终和显微镜下的细菌、望远镜里的星系，以及此刻支撑全球数据的光纤，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昨天，我看完这本从国内带过来的旧书——史蒂文·约翰逊的《我们如何走到现在》（How we Got to Now)。直到最后一页，我赫然发现，这本书与去年和儿子一起读的肯尼斯·斯坦利和乔尔·雷曼在2023年翻译为中文版的《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恰好构成了前传与续作。2014年译介到中国的约翰逊的书，是在复盘过去几百年世界是如何乱中有序地连起来的。
这两本书的逻辑跨度很大，刚好覆盖了从“理解创新历史”到“应对AI时代不确定性”的逻辑闭环，构成了“前传”与“续作”的关系，勾勒了“创新是如何真正发生”的全景图。
《我们如何走到现在》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大历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的进程并非由少数天才孤立地、突发其想完成，而是由一系列思想联动协作而成的。书中的核心概念“临近性可能”（Adjacent Possible），意思是每一项新发明的出现都像是在一座迷宫中打开了新的房门，将曾经遥不可及的技术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下一步。通过玻璃、冷、声、清洁、时间、光这六个维度，约翰逊展示了技术如何跨越行业边界，引发了所谓的“蜂鸟效应”（Hummingbird Effect）。
初翻此书，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这六个部分的核心词汇，要么通用，要么抽象。但看下去，你会惊叹于那些发明家或冒险家们简直像是一个个时光旅行者，虽然他们当时一无所知，实际上他们在某一个领域的创新，总是意外地导致了另一个完全不相关领域的巨变。
最典型的就是玻璃。就像文章开头说的，穆拉诺岛上的工匠们最初的动力只是想做出一面好用的镜子，却意外地开启了人类的自我意识，更重要的是，玻璃的生产技术催生了透镜，先是拯救了无数因老花眼而无法阅读的工匠和学者的职业生涯，又发展出了显微镜和望远镜。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视野触及微观和宏观的两个极限，从发现细菌到观测星系，再到今天支撑互联网的海量光纤，这一切的源头只是几百年前那一团炽热的硅酸盐。
这种非刻意的连锁反应在“寒冷”的领域表现得也颇有荒诞感。最初，一个叫图德的波士顿人想把北方湖里的冰运到炎热的南方卖，当时的人觉得他疯了。可正是他这种执着，打破了食物腐烂的自然律，冷链技术的出现彻底重塑了全球的农业分布。后来，为了在室内维持低温，空调发明了。空调不仅改变了建筑的形态，还重塑了全球人口版图。如果没有空调，像迪拜或新加坡这样的大都市在今天几乎无法想象。后来，对精准低温的控制，成为了现代医学保存疫苗和进行生物研究的基础。谁能想到空调和人命关天的生物技术其实是亲戚呢？
同样的故事在声音和清洁领域上演。人类最初想通过实验看清声音的波形，于是打开了录音和电话的大门，让声音可以跨越时空存在。而针对泰坦尼克号沉没而研发的声纳，几十年后成了医疗领域的B超。至于清洁，19世纪为了对抗霍乱而修建的芝加哥城市排污系统，为后来的精密工业铺了路，那些对灰尘极度敏感、制造高性能芯片的无尘车间得以出现。
时间和光的创新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节律的权力交接。大航海时代，为了让船只不迷失方向，制造了精准的计时器，最终演化成了主宰现代社会的标准时间。从鲸油灯到爱迪生的电灯泡，光不仅颠覆了人类延续千年的分段式睡眠方式，让夜晚变成了生产力的延伸，还通过摄影闪光灯揭开了美国社会角落黑暗处的苦难。光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也通过影像推动了社会变革。
纵观全书，约翰逊向我们证明，创新是一个非线性且不可完全预测的过程。
斯坦利和雷曼在《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中，对现代社会推崇的“目标导向型”思维发起了挑战。他们通过在人工智能算法（尤其是“新奇性搜索”）领域的多年研究发现，当一个目标过于远大或复杂时，盯着目标直行反而可能永远无法到达。
书中提出的论点是，伟大的成就往往是由于追求“新奇性”而非“目标”产生的。这一逻辑揭示了人类创新过程中的一个悖论，就像微波炉的发现不是为了煮饭，而是雷达研究过程中的一块“垫脚石”。
书中的核心概念是“垫脚石”（Stepping Stones）。作者认为，通往伟大发现的路径是由一系列看似无关的中间步骤构成的。这些垫脚石在当时可能看不出任何通往终点的迹象，但它们是开启下一阶段可能性的前提。如果社会过度奖励那些看起来离目标更近的行为，就会扼杀看似偏离主线、实则具有潜力的探索。就像计算机的诞生，其垫脚石包括了真空管、算盘甚至织布机，而在这些技术发明之初，没有人能预见到它们会汇聚成一台现代计算机。
作者进一步指出，“目标”在复杂探索中其实是一种伪装的限制。当我们设定了严格的KPI或OKR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假设自己已经知道通往未来的路径。然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前沿领域，这种假设往往是错误的。目标会产生“隧道视野”，让人忽视侧向出现的更优路径。真正的创新者更像是“寻宝者”，他们不预设宝藏的具体位置，而是不断地寻找那些有趣且前所未见的方向。
在个体与组织的层面，这本书提倡一种“非共识”文化。既然没人能预判哪块石头是通往未来的关键垫脚石，那么维持探索的多样性就至关重要。作者建议，我们应当鼓励那些出于好奇心驱动的、甚至看起来“不务正业”的尝试。与其问“这个研究有什么用”，不如问“这个研究是否带来了全新的启发”。
这种观点与《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中的“临近性可能”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如果说约翰逊展示了历史是如何通过偶然的连接演进的，那么斯坦利和雷曼则给了我们一套在未来如何主动“制造偶然”的行动指南。
就连这两本书的作者们，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作品虽然背对背地完成，却完成了一次隔空击掌，给10年后的读者们提供了关于创新这个主题的一个意外的启发性闭环。
好了，也许又有一个让你意外的ending，说的是，专注固然重要，但它也会造成一种“隧道视野”，对一扇通往更高维度的门视而不见。
《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中竟对史蒂夫·乔布斯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发起了挑战。
乔布斯的确讲述了几个有关误打误撞进入新领域的创造力的故事，例如他大学辍学、旁听书法课，这些最终塑造了麦金塔的图形界面；他30岁被迫离开苹果公司，却使他创建了皮克斯动画，设计出了NeXT计算机……
然而，在乔布斯演讲的末尾，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讽刺。在论证了那些不太可能的碰撞和探索能以何种方式解放思维之后，他呼吁要“做真实的自己”，以这种充满感情色彩但又颇为陈词滥调的方式结束演讲：“不要囿于成见，那是在按照别人设想的结果而活。不要让别人观点的聒噪声淹没自己的心声。最重要的是，要有跟着自己内心和直觉去走的勇气。”
可是，如果说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做真实的自己是不够的。因为这本书想传达的，恰恰是要我们去发展新的联系，而不是待在陈规惯例中怡然自得。如果你想多少改善一下这个世界，那么你需要专注和决心；你需要要一个领域的范围内坚守，同时每次打开一扇临近性可能的新的大门，有时候，你甚至需要多少迷失一下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