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肖小跑 ，作者：肖小跑，题图来自：AI生成
今天静下来想了想，这周到底为啥这么忙？
其实上面提到的几件事情，理论上除了播客和线下活动，其他的死线deadline都还不到。报告其实月底才交，产品原型和规划也不用在这个礼拜都做完。但是为什么全部都在一周内超额提前完成了呢？也没人逼着我这么干啊。
而且由于报告交得太快，衍生出了一些子项目，反而需要研究的内容更多了；产品原型和规划也做好了，接下来肯定要接着马不停蹄地做开发。
其实以上一切结果，都和一件事有关：AI。自从Agent越来越强大，每个人都像是机器附体，工作提速了不是一点半点。但结果不但没轻松下来，反而更忙更焦虑了。
或者再细分一点——龙虾焦虑。连业务八竿子打不着的客户问的也是这个问题。而我自己的体感也是一样的：虽然还是喜欢用Claude CoWork，但不管是龙虾还是鲤鱼，至少占了近一个月脑容量的一半以上。
昨晚还想到一件细思极恐的事——就像当年把胶卷干掉的是iPhone，内容创作这件事会不会被小龙虾干掉？谁能想到让播客收听率、文章阅读量下降的竟可能是小龙虾？
因为大家都在沉迷养虾，无法自拔，注意力再也分不出一点点了。
二
这当然也不是新问题，1930年凯恩斯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里面掐指一算：
从1700年工业革命到1930年，大约230年，人均生活水平涨了4到5倍，假设年均复合增长率大约2%，往后算100年——到2030年左右——生活水平能再涨4到8倍。如果生产力翻了这么多倍，人只需要付出以前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劳动，就能维持同样的生活。1930年每周工作50多个小时，除以四到八，就是15小时。
数学上没毛病，但可以很早就翻车了。
他可能没想到：如果效率高了一倍，大部分人不会说“太好了，我以后做一半就行了”；大部分人会说“太好了，我以后可以做双倍了”。
每一轮效率革命，释放出来的不是闲暇，而是更大的需求。省下来的资源不是被节约了，是被新的卷法、新的消耗吃掉了。
如果我们抛开技术讨论，只从人的心理找原因，韦伯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觉得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形成了一个“铁笼”（iron cage）。加尔文教派相信“预定论”——上帝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你是“选民”还是“弃民”，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
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选民呢？加尔文派的回答是：看你的世俗成功。三百年的文化驯化，“不工作”跟“罪恶”画上了等号，闲下来就有负罪感。
凯恩斯其实也预见到了这一层：在从忙碌到闲暇的过渡期，大多数人会选择三种策略来逃避自由：
-要么继续拼命工作，尽管不再需要；
-发明新的需求，让自己永远有东西可追求；
-彼此攀比，用消费来证明自己比别人成功。
这次倒是没翻车。
三
不过AI这一次也许真的有点不一样。原因也许不仅仅是心理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经济学问题。
过去的技术进步遵循一个基本逻辑，经济学里叫卡尔多事实：生产需要两种原料——资本和劳动。资本增加了，工人的生产力就提高了，工资也跟着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和“器”是搭档，不是对手。斧子越锋利（资本增加），砍柴就越快（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加），工人工资自然水涨船高。
所以过去的逻辑是：老板买了一台更好的机器→工人变得更有生产力→老板付更高的工资→资本和劳动一起受益。
但AI时代的逻辑变了：老板买了一个AI系统→AI直接替代了工人→省下了工资→省下的钱全归老板→因为AI不仅是资本品，还是劳动力→收益归资本所有者。
马克思说资本家引入机器，是为了让工人变得可替代，工人的议价能力被摧毁。这句话在AI时代感觉更诡异。
所以寇宗来老师几年前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个观点：“AI能否战胜人类”和”AI能否替代人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前者是技术问题，后者是经济学问题（换句话说，由资源分配者决定）。
也许这才是最大焦虑的来源——我不忙不卷不跟上，就会被替代掉；而我更忙更卷更努力，可能会帮助AI更快的替代自己。
但人类还是会义无反顾地继续卷，因为必须有事情做。而一个以社会稳定为重的国家可能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可能还是有活干？
四
周六在良渚参加了一个线下活动，讨论的是全球各地年轻人的规划。聊着聊着一个问题冒出来了：面对AI，全世界的年轻人都这么焦虑吗？
回来查了一圈数据，发现答案是：对，几乎都是这样。而且全球南方的年轻人可能更焦虑。
德勤2025年全球Z世代与千禧一代调查（2025 Gen Z and Millennial）：全球63%的Z世代和65%的千禧一代担心GenAI会消灭他们的工作。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已经在日常工作中使用GenAI。也就是说，用得最多的人，也最焦虑。
但南方国家和发达国家年轻人焦虑的点并不完全一样：
比如印度。印度有个最大的在线占星平台Astrotalk，2025年平台上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AI会抢走我的工作吗？”（Is AI going to take my job?）。这种焦虑在上个月的India AI Impact Summit 2026上也能看出来——画面很清奇，台上在讲AI颠覆和机遇，台下一群大学生在展位间到处递简历。
再比如菲律宾的BPO（业务流程外包）行业，我觉得可以叫它AI焦虑的零号病人。菲律宾是全球第二大BPO市场，贡献了GDP的7.4%——这个规模跟海外劳工汇款差不多。当下AI的发展直接威胁的就是他们。
韩国好像又不一样。韩国有一套特殊的世代命名体系：三抛世代——放弃恋爱、结婚、生育；五抛世代——再加上放弃人际关系和买房；七抛世代——再加上放弃梦想和希望；A时代直接变成“N抛世代”——放弃N样东西，N趋于无穷大。
所以连“AI焦虑”都有不同面相，不同温差。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挑战，这一代年轻人的挑战难度奇高——所有和人生规划相关的线性回归好像都不work了。于是分化出了三种生存策略：
第一种：务实。主动拥抱水电维修、管道工、电工这些抗周期性强、硬技能导向的传统领域。
第二种：YOLO。You Only Live Once，冲进币圈和股市。
第三种：文艺复兴。反正都是穷鬼，不如当个文艺范、有故事的穷鬼。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怎么都能活”的适应力，既然“计划”的价值在下降，那“适应”的价值就会上升。也不要太低估人类的适应力——毕竟已经有几千年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