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编辑：|王小雅，作者：北大光华，原文标题：《周黎安、陈玉宇、仇心诚解析制度基石与民生福祉丨北大光华两会后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
2026年3月17日，“2026北大光华两会后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会”在北京大学科技园举行，九位北大光华学者现场分享两会学习感悟，深度分析经济形势，探讨展望政策未来。会议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
基于此次会议，北大光华推出“两会后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专栏，本期带来周黎安、陈玉宇、仇心诚三位学者围绕制度基石与民生福祉议题的现场观点摘录。
周黎安：个人破产制度——市场经济的关键一环与改革前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表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我国仅有《企业破产法》，被称作“半部破产法”，覆盖不到商事自然人，导致大量个体经营者、创业者面临无限责任风险。实践中，金融机构普遍要求个人连带担保，使得即使企业破产，经营者个人仍需背负沉重债务，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攀升，债务清理机制缺失。
自2019年起，最高法推动地方试点，深圳、厦门出台地方法规，全国约10%的区县开展了实质性的个人破产改革探索。试点取得了积极成效：新增市场主体数量显著增加，创业活力得到释放；通过豁免“诚实而不幸”债务人的部分债务，实现了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共赢；改革还促进了债务清偿机制的优化，降低了初创企业长期淘汰率，提升了创业质量。然而，改革仍面临文化与制度障碍。一是“欠债还钱”的传统观念与“免责重生”的现代理念存在冲突；二是信用与财产登记体系不健全，存在“假破产、真逃债”的担忧；三是地方政策碎片化，导致跨区域执行困难与政策套利空间。
未来改革方向应聚焦于：加快全国统一立法，修订《企业破产法》或制定单行《个人破产法》；强化法院与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的数据共享与联动审查，严惩破产欺诈；同时推动社会观念转变，普及破产制度的教育，并鼓励金融机构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减免个人债务，建立相应的免责机制。个人破产制度不仅是退出通道，更是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陈玉宇：未来十年的中国增长——需求探索与劳动生产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表示今年两会明确的4.5%—5%经济增长目标，被认为是数十年来官方最低目标之一。当前房地产深度调整，经济周期逐步触底，但国内需求不足的压力仍在，加之人口负增长、债务化解、全球地缘经济碎片化等约束，过于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并不现实。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在新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阶段。中国需要在洞察需求的基础上，通过技术驱动，以劳动生产率增长为核心，实现新的高质量增长。
今年的增长目标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要提升6%—6.5%，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历史比较，这一目标都相当高。
根据GDP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加劳动力数量增长率的关联公式，去年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1.7%，而未来十年，第一轮生育高峰人群将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累计减少超1亿，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力萎缩，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将成为经济增长最关键的来源。
当前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消费需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25年超过52%，2024年为44%。与此同时，投资增速降至历史较低水平，贡献率从26%下滑至16%，未来十年很难重新主导增长，这与城市化进入稳健阶段、新技术对投资需求弹性较低、服务业占比提升（已达57.7%）且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密度低密切相关。
当前，净出口贡献率2025年达32%，这样的比例对大型经济体较为罕见，但外部需求不确定性极大，2023年曾拖累经济增长，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
在此背景下，2026年政策需兼顾短期周期与长期转型，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以劳动生产率提升为核心。其增长路径主要有二：一是市场引导下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地区和任务之间的重新配置。未来跨部门流动将更复杂，跨地区、跨任务配置尤为重要，AI与新业态催生新任务类型，亟需灵活的劳动市场制度保驾护航；二是资本深化，尤其是技术赋能。AI技术更可能实现人机协同而非单纯替代劳动，重新划分人机任务边界，释放生产潜力。
值得重视的是，消费探索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消费被误解为非生产性、短期性活动，实则已成为长期结构性问题。消费并非简单“买东西”，消费者的选择与再创造，能为生产者提供创新方向，而减少加班、缩短劳动时间，正是为消费探索预留时间与精力，这也是政策应关注的方向。
未来政策需聚焦两大重点：一是完善制度环境，通过减少劳动时间、拓展消费空间，鼓励消费探索；二是引导技术发展，推动AI与劳动互补，服务于消费升级与生活质量提升。唯有将劳动生产率提升与消费探索深度结合，通过资源高效配置、技术精准赋能，才能应对多重约束，实现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仇心诚：AI与经济的未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仇心诚表示AI会如何改变经济未来是当下所有人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AI只是人类两百年来技术变革的延续，与电力、互联网等技术无本质区别；另一种则认为“这次不一样”，AI替代的是人类智能本身，AI Agent的出现能执行认知任务，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若全面应用可能推动经济爆炸式增长。
Anthropic CEO预测，未来可能很快出现数十亿个具备顶尖人才能力的AI智能体，结合机器人可完成人类几乎所有任务，带来生产力飞跃。
但历史参照显示，过去150年美国人均GDP年增长率始终维持在2%左右，即便电力、互联网等革命性技术也未让长期增长率突破，这与“弱环效应”相关——经济生产如同链条，强度取决于最弱环节，AI虽能强化写代码、数据分析等环节，但只要存在其做不好的任务（如人类判断力、创造力相关任务），经济整体提升就会受限。即便AI让软件行业效率无穷大，因软件在GDP占比仅约2%，对整体提升贡献有限。这给我们的启示是，AI带来增长的关键在于让更多的任务可以被自动化。
AI到底会如何影响未来经济？可能有三个情景。一是“永远有人的事”，始终有约5%的任务只有人能做。二是“机器终将做到一切”，所有任务最终都可被自动化。三是介于两者之间，自动化比例不断上升，但无法在有限时间里达到完全替代。斯坦福大学相关研究显示，未来75年间这三种情景的GDP路径几乎一致，弱环效应让增长成为“慢慢加速”的过程。
这期间，我们需关注三大问题：其一为劳动力市场问题，AI并非简单抢走工作，而是借弱环效应重塑岗位格局：它仅替代单一任务，反而提升人类在其他任务上的边际价值，只有岗位所有任务被替代时才会萎缩，同时还会涌现新职业，聚焦机器做不好的“弱环”，才能凸显人的价值、缓解就业焦虑。其二是收入分配问题，AI推动经济总量提升后，不掌握算力、数据等AI相关资本的群体易被边缘化，如何让AI时代的繁荣更具包容性，亟待探索解决。其三是哲学性的灾难性风险，既包括恶意者利用先进AI制造破坏的工具滥用风险，也有人类难以理解的超级智能失控风险，这类风险虽看似遥远，但潜在后果极其严重，必须提前思考和准备。
AI的影响可能是互联网的数十倍，但需长期才能显现。我们不应因短期看不到GDP飞速增长而低估AI，更应提前准备，应对劳动力转型、收入分配调整和AI安全等问题——AI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AI太强，而是我们准备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