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XYY的读书笔记 ，作者：肖俨衍，原文标题：《【读书】【互联网】Facebook的救赎：那些成功的光环，终将褪去？》
问题：对于一个曾经的工程师，现在管理一家公司的CEO，你还怀念编程的时光吗？
Zuckerberg：核心是你把任何问题看成一个系统，而不管一个系统的好坏，它总有改善的空间。这一点，不管是编程还是管理公司，是一样的。
在了解Facebook那些负面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部分之前没有过多涉及的Facebook增长的故事。
Facebook破解增长瓶颈——People You May Know
Facebook一直以来以增长为中心。从2003年建立以来，Facebook打造了全球最盛大的“Cocktail Party”，其一直展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对于Zuckerberg来说，一切对于增长没有利好的提议他都表示没有兴趣——公司战略一直以增长为中心。时间表来到2008年，Facebook的用户数增长到9000万，其已经成功的推出了NewsFeed，以及将注册开放到了全民，这些策略都取得了超预期的效果，但用户增速却有所放缓。
时任FB的增长部门负责人Palihapitiya提出了以MAU为核心的增长策略（当时大家还关心注册用户更多），他认为应该聚焦MAU，研究什么能够使得MAU增长，哪些有负面影响。Facebook由此进入了主动追求用户增长的时代。实际上，Facebook之前主要用户增长来自一个叫“Find Friends”的邮件邀请项目，用户将邮件列表导入Facebook，FB后台会将这些邮件地址和FB注册信息对比，FB会把已经注册的用户页面推送给该用户，把没有注册的用户通过邮箱进行邀请（相关信息显示，Facebook甚至会给没有注册FB的用户建立一个灰色页面，虽然公司自己否认）。这样的措施极大提升用户获取新好友的速度，正如Zuckerberg说过：“大部分FB用户基本不会主动申请加好友，即使是基础的关系，他们只是被动接受系统推送的好友。”
People You May Know（PYMK）：2008年8月推出的这个功能成为了Facebook重获增长的利器。不难理解的是，研究发现如果新用户如果没有7个好友，他大概率不会再用Facebook。因此，与邮件邀请相同的是，PYMK其进一步加速了FB用户获取新好友，建立好友关系的速度。不同的是，其基于海量更丰富的数据来源（有一些灰产数据），以及算法推荐，是更高效的建立连接方式。值得注意的是，PYMK在推送好友时，会特意给新用户更多流量倾斜，以帮助他们尽快融入Facebook体系。即使这样的流量倾斜经常会带来不好的体验：一名XING工作者可能会接到系统推送她之前的客户，即使这些客户从未知道她的真实信息；在同一个诊所就诊的病人可能会被推荐互相认识；FB甚至会给你推荐10年前约会过的男女朋友。
Zuckerberg的tax policy解释。众多用户提出对于FB的PYMK推荐算法的质疑，大家觉得FB一些莫名其妙推荐是对用户体验的伤害，反而是在利好平台（让新用户更好的留存）。然而，在Zuckerberg看来，这是一种社区的tax policy，如果结果是更多人在Facebook平台更活跃，最终大家都将受益——在社区里热门用户付出多一点，冷门用户得到多一点，我认为这反而是FB社区能够成功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能够让这些现实中弱关系好友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也使得Facebook突破了原有的将现实好友映射到线上的使命。
关于“冷启动”流量：事到如今，给与新进入玩家一部分冷启动流量已经成为了互联网产品的标配。然而，博主认为，从社交维度，似乎流量平权相比媒体更加重要，从“表达-沟通-反馈”的社交核心链路来看，冷启动的鼓励表达的利器，是用户留存的必要。
FB的移动战略失误——知错就改的典范
FB在移动时代的后知后觉。2012年，Facebook在庆祝自己的用户突破10亿，当年公司营收突破40亿美元，实现了10亿美元利润。然而，移动互联网的浪潮正在滚滚到来，公司却始终有点后知后觉。
早在2005年，Facebook就招募了Jed Stremel为其开发移动应用，然而实际上这是个无人关心的团队。2007年iPhone推出后，一名叫Hewitt的员工开发出了Facebook iOS的App，且2009年Facebook已经成为iPhone上最受欢迎的App。然而，这一切在FB内部都无人关心，直到2009年Hewitt离职，FB内部有能力开发iOS应用的人才不超过5个，懂安卓的不超过3个人，FB需要为这一系列的后知后觉付出巨大代价。
错误的选择了H5技术。Facebook最早架构网站时候，使用的PHP语言，其好处就是随时随地实时更新，而其他语言则需要通过版本迭代实现更新。面对移动互联网，针对不同系统（当时还有Windows，塞班等）开发不同App将是是一个巨大工程，而当时H5技术推出，使得Facebook眼前一亮，其与PHP如出一辙，能够实现不同系统，不同机型移动端产品实时更新，用户增长团队（当时移动化归他们负责）选择了用H5开发FB的移动产品，FB甚至开发了自己的H5技术叫做Faceweb，然而这个选择被证明是灾难的开端。
H5的局限性很快显现出来，其产品不能和App一样流畅使用，每一次页面转换都使得产品变得更慢，而FB的最核心功能Newsfeed则完全不能用。2011年，Facebook重新任命了移动负责人Ondrejka，在一番研究后，结论是重新开发原生App。解决人才问题可以靠招聘，但核心问题之一是Zuckerberg自己的知识储备当时已经过时，Ondrejka对Zuckerberg说：“你一天做一千个决定，然而你自己不懂原生App开发（老板不懂业务太正常，Zuckerberg后来在国会听证时候被问到广告问题，他表示也不太懂），这些决定可能是错的。”于是，移动团队开始教Zuckerberg学习移动App开发，其强悍学习能力很快跟上了脚步，Facebook的移动化也重回正轨，2012年Facebook发布了自己的原生移动App。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些Facebook曾经引以为傲的成长秘诀，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带向信任危机的。
缘起1：FB的平台战略——隐私新常态，隐患孕育中
Facebook的平台战略兴起于2006年，在Zuckerberg看来，基于Facebook建立，引入合作伙伴，建立一个更大生态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而FB能够赋能这些合作伙伴的除了用户体量，能够变现之外，就是Facebook最大资产——社交图谱了，其基本映射了用户线下的社交关系。在Zuckerberg看来，即使有一些泄露用户隐私风险，为了更大收益也是值得的。然而，在iPhone发布后，Facebook的平台战略（操作系统级别诉求）最初的目的没有实现。
开发者的便利——丰富数据分享，以及“灵活”的数据原则。基于平台战略，FB开发了Facebook Connect等一系列和外部合作的API，而对于这些开发者来说，他们能够拿到数据维度非常丰富，不仅仅包括其粉丝好友关系，甚至包括朋友的朋友关系（2014年FB终止了后一层关系数据输出，但仍然给了1年缓冲器）。另外，即使有明确数据原则，FB却始终没有坚持自身的原则，只要开发者offer能够提升FB活跃度（Engagement是FB最看重的北极星指标），Facebook便可以为此做出数据分享方面的妥协。
2010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FB不仅为开发者分享用户的朋友列表，性别信息，兴趣爱好，甚至包括其FB内部用户ID，这个ID可以被开发者使用与现实中的用户进行关联，包括居住地址，银行卡信息等等。以FB平台应用开发者iLike老板说法：“FB不仅给我们3000万用户的信息，还包括他们好友的信息，我们总共能拿到3亿用户的信息，而我们根本不需要。”
Open Graph：与平台应用战略平行的是，Zuckerberg还提出过一个Open Graph的战略，就是对于Netflix，Spotify等平台进一步打通和FB连接，允许用户分享在听，在看的内容，从而利用FB的社交突破与其他平台实现互惠互利，Zuckerberg甚至预测，未来5年（当时2011年）所有TOP100的移动App都会加入到Open Graph中来。
Instant Personalization：2010年推出，这项计划是将FB的个性化推荐功能输出，使得其他App也可以瞬间具备FB个性化推荐能力，潜台词就是FB会输出用户的个性化数据和信息。
隐私新常态，隐患孕育中。一系列Graph API推出背后的逻辑是Zuckerberg对于隐私新常态的定义，他认为用户隐私定义已经被改变了，他认为用户愿意分享这些信息，并愿意让平台使用这些信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甚至，多年后，用户会离不开这些个性化的服务。实际上，正是这种信仰促使FB对开发者慷慨的数据分享，也正是这种想法使得FB忽视了可能造成的后果。即使这种负向压力一直以来都伴随Facebook的成长，在真正触发全面反省之前，FB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不动摇。例如，早在2011年FTC就指控了FB在保护隐私层面不利的其他事实：
2009年，FB擅自更改隐私规则，将一些之前默认隐私的信息默认为了公开，没有告知用户
FB官宣开发者只能拿到他们需要的信息，然而事实是开发者几乎可以拿到任何信息，即使是他们不需要的信息
FB承诺用户他们选择仅朋友可见的信息不会对外公开，但实际上开发者可以使用这部分信息
FB有一个“已验证App”项目，但实际上FB没有履行验证义务
FB许诺用户，他们不会分享用户信息给广告主，但实际上他们分享了
FB许诺说当用户注销，删除信息后，这些信息将消失。但实际上，这些信息仍然能够被访问
FB声明他们遵守US-EU safe harbor数据法规，但实际上没有。
由此，大家可以看到任何战略的实施都是有两面性的，在Facebook高速增长时候，这些问题被掩盖。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缘起2：FB的Twitter化，增强了FB媒体属性和舆论监管压力
Zuckerberg作为优秀的博弈型CEO（作战欲望很强，竞争思维很强），其遇到强劲竞争对手时候第一招是想办法收购，其中Instagram，WhatsApp是成功案例。当然，也有失败案例，当对方不卖时候（例如Twitter，Snapchat），Facebook就会用copy方式，让竞争对手胆寒。实际上，奠定Facebook在移动互联网商业上的成功，以及之后一系列负面的都源自同一个战略——FB的Twitter化。
2008年，Twitter采用“广场式”社交模型，偏公域的社交模型异军突起。当Zuckerberg与Twitter谈判破裂后，他准备Twittering Facebook。实际上，2006年FB就推出了状态更新（模仿Twitter），这一次，Zuckerberg准备进行更大的变革——取消个人页面的留言板，全面拥抱Newsfeed。在Newsfeed的EdgeRank算法中，亲密度（Affinity)，互动性（Weight），时效性（Time Decay）是三大影响因素，而转型社交广场的Facebook意味着要加强后两个因素重要性，Facebook正在不可避免走向媒体化。
在转型过程中，Facebook还是考虑了平衡。一次，Zuckerberg发现自己错失了好友生小孩的重要信息，Zuckerberg表达自己不满。之后，FB把生小孩，结婚，死亡等重要人生事件分发权重提升。此外，Facebook内部也讨论到底应该把用户最感兴趣的信息放在最顶部还是最底部（怕前者会让用户看完即走），Zuckerberg还是拍板不过结局如何应该把用户最感兴趣的排在最前面。总之，在Twittering之后，Newsfeed定位已经远远超越了朋友圈，它已经开始成为用户所有信息和娱乐的来源了。
修改隐私条款，继续push用户信息公开。Twittering FB最大的动作来自于其对于隐私条款的更改——将用户发表信息默认设置从“仅朋友可见”设置为“全部公开”。由于85%用户基本遵从系统默认设置，这一条款更改是将Facebook彻底与私域空间区隔，用户全部信息将对Google等搜索引擎公开（实际上，Chris Cox就说FB这一步另一个驱动力是用户增长，因为信息公开有助于搜索引擎导流）。
随着Twittering FB进程继续，媒体化结果是FB上越来越多出现了即时的新闻内容，相关新闻机构也发现来自FB的流量持续提升，Newsweek的高管表示他们四分之一左右点击都来自Facebook。之后，FB推出了“Instant Articles”的功能，类似小程序，用户可以直接在FB上打开外部网页（提前缓存），进一步省去了用户跳出的步骤。
媒体化的FB，叠加Zuckerberg底层对于言论自由的信仰，叠加FB技术中立的信仰，以及缺乏对于传统新闻机构的尊重，叠加Facebook完全以用户活跃度为准绳的推荐制度，Fake News的问题持续孕育中。然而，这个时候的Zuckerberg是不care这些的，他care的只有用户增长。
爆发1：Fake News和俄罗斯的疯狂试探
Facebook对于消费者心智的强大影响，通过其庞大的广告收入就能证明。然而，当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强大影响力与选举挂钩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敏感起来。早在2008年，Facebook就开发了“I Voted”的选举相关用户功能，到2010年，公司的数据科学家还和UCSD的教授合作，研究了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投票了，会影响你的投票结果吗？研究结果发表在2012年《Nature》上，结果表示Facebook拥有影响用户投票选择的能力。在6100万选民中，Facebook影响了34万票，占2.36亿选民规模为0.14%。
被消失的热榜：在PC页面布局中，Newsfeed的右边黄金位置是热榜，其内容主要是精选一些高热度的内容，显示在热榜中。然而，在2016年5月一篇研究报告中，一些保守派评论家指控Facebook的推荐算法对他们言论存在偏见，而会给自由派言论加权。实际上，FB的热榜不是对保守派有偏见，而是对严谨的新闻报导有偏见（用户喜欢的经常都是谣言，类似BuzzFeed这类非常善于制造热门内容，套利平台算法，而这类算法本质目的还是高效的用户增长）。直到2018年热榜悄悄下线。
对这些Fake News，FB态度几何？答案是没有态度，在Zuckerberg看来，作为一家90%员工都是自由派的公司，出面干预言论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此外，FB的用户调研也显示，哗众取宠，欺骗，刷屏性质等内容是影响用户体验的主因，而不是Fake News。基于Zuckerberg对于言论自由的信仰，Facebook核心层包括Sandberg之内，对于平台与日俱增的Fake News内容的趋势无动于衷。
这种无动于衷的自信也源于2016年选举他们对于希拉里胜选的自信，结果本来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为何要过度反应呢？然而，相比希拉里的竞选预算主要投放在电视上，Trump则明显表现出对于FB的重视，其选举顾问直接致电FB表示将在其平台投放1亿美金，并针对不同人群投放不同广告（针对保守派让他们支持Trump，针对自由派，就说希拉里的坏话，让他们不要去投票），使用FB的Lookalike强大能力，实现了精准投放。
直到“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果出现，一切舆论开始反转，Facebook开始陷入舆论漩涡。即使是Facebook的紧密盟友，都开始尖锐指出Facebook上Fake News负面影响。FB的早期创业团队Bobby Goodlatte就说：“遗憾的是，Newsfeed的机制就是最优化活跃度，正如我们在这次选举中学到的，Fake News是仍然最有参与感的内容。”选举结束两天后，Zuckerberg在一次计划采访中，谈到了Fake News的影响，之后，这篇采访稿标题为：“Facebook CEO said it was crazy to think that fake news had an impact。”明显，那个时候，Zuckerberg仍然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
俄罗斯的潜在牵涉，终于引起了高层的重视。FB一位高管发现，在2016选举相关广告投放中，有一部分来自于俄罗斯，虽然他无法确定后者参与程度。此外，他还发现俄罗斯在Facebook上投放相关关于乌克兰和奥运会不实消息。这一研究报告被发送到Chris Cox桌上（跳过了Sandberg，可见Zuckerberg的朋友圈才是真正权力中心），第二天包括Zuckerberg在内的20位FB高管一起听了相关汇报，而且与Cox一样，Zuckerberg似乎也是第一次听到俄罗斯牵涉到选举中的情况，Zuckerberg指派了一个专门小组调查相关情况，这个项目被命名为Project P（For Propaganda）。
经过调查，在Facebook 500万广告主中，Facebook最终发现有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机构有20-30个广告账户，这个项目被称为Project Lakhta（Lakhta是圣彼得堡新建成的摩天大楼的名字），他们投放的相关内容通过的Facebook审核，影响了相当数量用户。此外，由于当时Facebook审核仅限于文字，相关机构使用大量图片，绕过了平台。Facebook，最终以相关发表广告的机构资质原因，将其下线（注意不是内容不合规）。
爆发2：最后一根稻草Cambridge Analytica
Cambridge Analytica（以下简称CA）是何方神圣？简单的说，这是一家坐拥8700万FB用户数据的咨询公司，其最大的功绩是2016年帮助Trump成功胜选。CA的创始人Kogan本科在UC Berkeley学习心理学，之后在香港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多伦多大学做博士后，之后在剑桥大学找到一份工作（典型学术路线）。在剑桥大学工作过程中，Kogan对剑桥心理学中心一位研究员Kosinski的项目表示出兴趣，后者的研究项目是如何使用较少输出数据得出更多的分析结论。
一天，Kosinski对名为MyPersonility的小程序产生了兴趣，其开发者诺丁汉大学一位研究生。这款程序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奇，无外乎是一些常规的心理测试问题，帮用户测试七种性格。然而，其利用Facebook的Newsfeed进行传播的方式却产生了极大的传播势能——以前很难获得的调研数据，突然用户主动填写，目的只是生产结果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相信大家也都经历过）。起初，每个月有10万名用户会填写这项测试，最终600万用户完成了这项测试。
CA的“成功”，正好赶上了FB对于开发者极度“慷慨”的数据政策，你甚至都不需要登录FB，只要通过API输入一些命令，FB就会把用户数据送到你面前。随着2009年，Facebook推出重磅功能“Like”（Facebook现在的logo就是赞的界面），进一步为CA提供了用户无声的信息来源——用户不需要填写问卷，只需要显示出其点赞什么，就能够获得足够多信息了。通过分析用户点赞的信息，他们发现有88%概率可以分析用户的性取向，90%概率分析出用户是否是非裔美国人，有85%概率可以分析对用户政治倾向。
实际上，站在FB的角度，这些研究结果实在是小题大做，FB自古以来的广告依靠的就是这个，2012年，公司还申请了一项叫做“如何通过用户在社交网站的行为推测其性格”的专利。Facebook内部对每位用户会打上各类标签，用来准确描述某位用户。然而，这一切如果流出到外部，故事则完全不一样了。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CA不仅轻松拿到了填写问卷的用户信息，还能拿到他们的朋友的所有信息。虽然Facebook的政策是禁止合作伙伴将这些数据挪作他用，然而这样的限制从未严格执行过。2013年，CA正是注册监理（之前相当于学校里的研究机构），他们开始研究基于数据向共和党出售咨询服务（到2016年，CA积极参与到Trump选举当中，后者的顾问Steve Bannon是CA的VP）。此外，除了基于自身获取的数据外，CA还像一家叫Qualtrex的公司购买了5000万FB用户的数据。最终，经过FB后来估计，CA掌握了8700万FB用户的完整数据（FB于2014年结束了对外分享朋友的朋友的数据，但是给了1年缓冲期。FB后来说致函CA要求删除相关数据，但CA并没有删除）。
2015年，来自英国《卫报》一篇报道，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这篇报告给了FB迎头一击——甚至连Zuckerberg和Sandberg都完全不知情。蜂拥而至的媒体都想从FB那讨个说法，然而这时候无论Zuckerberg还是Sandberg都只能回复“稍后回复“。CA，成为了压倒FB的隐私泄露最后一根稻草。
爆发3：极端言论以及FB滞后的审核能力
FB迅速完成了全球化扩张，带来了海量用户同时，也为平台对内容的审核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尤其在一些小语种国家，例如缅甸（2018年才开始做内容相关治理），FB内部甚至没几个人能看懂这些语言，更不用谈识别相关问题进行处理了。而这些问题中，最难处理的就是Hate Speech（仇恨言论），其在不同语境中很可能有不同意义，例如熟悉朋友之间的玩笑话，可能在两个陌生人之间却是攻击性话语，对Facebook来说着实头疼。
2015年8月，Facebook Live推出，其本意是加深平台尤其是名人跟粉丝沟通的深度，加速平台视频化的进程。然而谁也没想到，有人会用平台来做Suicide的直播。此外，2016年6月，一位28岁用户直播了被枪击的过程。一系列内容层面的问题，FB的核心管理层Andrew Bosworth写了一篇《The Ugly》的宣言，其大意如下：
我们连接用户，我们相信如果这些基础设施被用作传递积极信息，会为社会带来积极正能量。所以我们持续连接用户，即使这些设施可能被用来传播负面信息，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最丑陋的现实是我们太过于相信连接本身，以至于一切有利于增长的事情我们都认为是值得的，如果没有增长的信仰，我们的规模可能不到现在的一半。
一系列舆论事件发酵和爆发，社会对FB的质疑已经不再是之前类似Newsfeed，Beacon等某个特定功能推出，而在于Facebook本身的价值观，Facebook甚至变成不可信的代言词（后来发行数字货币Libra，大家最大一个质疑也是这是来自Facebook）。董事会得知相关事件后也表示了不满，当然Zuckerberg和Sandberg同样也表示了不满。员工的士气也受到了影响，FB由之前毕业生最佳雇主，现在至少有30%毕业生不会考虑FB了，基于之前公司的负面。
此外，苹果公司的CEO Tim Cook就多次表示对Facebook商业模式不认同（虽然Steve Jobs和Zuckerberg私人关系还不错，但和Cook不对付）。Cook自己不用Facebook，他认为苹果商业模式是建立在直接交易基础上的——用户为了他们喜欢的产品付钱。而Facebook则是表明免费，实则用户需要付出隐私，代价更大。2017年，Cook在一次演讲中再次提到不要以Facebook的点赞数衡量财富。Zuckerberg认为这是对于Facebook商业模式合法性和自己人品的攻击。2021年，苹果再次推行IDFA政策，又给了Facebook迎头一击。
解决1：建立值得信任的社区，维护社区安定繁荣
一系列的负面舆论，Facebook能够做到从容应对，核心来自于Zuckerberg仍然忠诚的核心圈，2017年，他33岁生日宴会上，Sandberg，Bosworth，Chris Cox仍然是座上宾。在公司看来，Facebook某种程度也是这一系列事情的受害者（被坏人利用了），而Zuckerberg则觉得民众本身两极分化（参见《小丑》电影），也是造成一系列舆论事件（例如对选举影响，Fake News的流行）的主因。然而，抱怨归抱怨，FB必须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来。
建立Global Community。2017年，在一篇5000字的声明中，Zuckerberg表示仅仅连接世界已经不再是FB的信条，公司需要打造全球社区，FB的角色将是使得社区supportive（互相支持），safe（安全），informed（知情），civically engaged（关心时事），inclusive（包容）（顺序有先后）。这些底层共识，将成为社区的粘合剂。
Zuckerberg认为，人是性本善的，但是人也需要被支持（Supported），才不会感到害怕。如果我们在家庭中都得不到支持，那我们也不要想在其他地方得到支持。社区核心就是让用户拥有被支持感（正向反馈），让用户觉得是更大家庭中一员，不孤独，才能够持续去追求更远的目标。FB的目标就是打造这样一个互相支持的全球社区。——在博主看来，Zuckerberg一定学习了中国哲学，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以打造有支持感社区为己任的，我们的”无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就是我们获得支撑的来源，约束我们行为的来源，支持我们持续前进的动力。
此外，在【读书】多样性是社区繁荣的核心要素？——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也提到过社区本质优势是，其自我繁荣的内在动力。
解决2：打造基于用户隐私的社交生态
2019年，Zuckerberg发表了要将Facebook打造成一个Privacy-Based Vision for Social Networking（基于隐私的社交生态）。他说：”我认为一个基于隐私的社区平台会比当下开放平台更加重要“。有意思的是，这恰好回到了TheFacebook当年兴起的原点——其正是使用实名制，和严格隐私保护条款而兴起。
Zuckerberg之所以这么讲，部分信心来自于Stories模式在FB生态的全面成功，Facebook进入了后Newsfeed时代。实际上，在Snapchat（【读书】Snapchat：“移动世代”愿景下的闭环生态）的Evan Speigel打造Stories功能时候，其理念本来就是anti-Newsfeed的，Stories仅24小时可见，而不是永久；Stories按时间先后排序，而不是算法；与影视内容对应的话，FB们的朋友圈就是Scripted的精心修饰的内容，而Stories则主打真实的自我，是unscripted内容。由于FB一直以来Pushy的风格，不管是FB朋友圈还是Instagram都积累了明确的accumulation（精心选择内容积累个人口碑）的用户心智，而Stories正好填补了表达真实自我的需求，从而在Snapchat走红。Instagram之后选择了抄袭，之后是Facebook主站，从相关数据来看，Facebook在Stories上的抄袭是成功的，其在一段时间内用户增速迅猛，且遏制了Snapchat的增长。Stories就代表用户的隐私保护，而随着Instagram广告营收崛起，FB下一个商业化引擎就是Stories。
推行大平台战略，逼走一众创始人。基于隐私的生态另一大动作是Zuckerberg推行打通各大app的大平台战略。收购WhatsApp的时候，Facebook曾经信誓旦旦向创始人承诺不会使用其数据进行广告（WhatsApp主打的就是加密隐私保护），到2016年，Zuckerberg却坚持FB能够使用一部分WhatsApp数据同时将其与其他App进行整合，且逐步在WhatsApp放广告。这一点激怒了WhatsApp的创始人，其放弃了近10亿美元股票离职。Instagram也没好到哪里去，2018年一次业绩发布会，Zuckerberg宣布Ins的用户数突破10亿，且把一半功劳归功为FB自身。这一年，Zuckerberg限制了Instagram的招聘计划，并且阻止了他们开发自己的Messenger的计划（准备进攻Snapchat），主导了Instagram上所有发消息功能转向Facebook Messenger。这一系列动作使得Instagram的创始人Kevin Systrom离职（【读书】Instagram发家史：定义什么叫“美”，独特哲学拥抱极致生活）。这一切还没完，FB的实际二号人物Chris Cox都不同意Zuckerberg的Privacy—Focused Vision的计划，他担忧Zuckerberg将用户信息严格加密等做法可能带来潜在后果（尤其是对Fake News和Hate Speech），随后，首席产品官Chris Cox也于2019年选择离职（2020年，Cox宣布回归，看来还是互相离不开）。
对于大平台战略，Zuckerberg做了如下解释：起初，Facebook是生态的旗舰产品，其他App都围绕在其周围，获得了极大的增长，这种策略十分成功。而现在，其他产品也长成了参天大树，我并不想打造多个同样的产品，这是浪费，我们应该构建一个互相更有协同生态，形成一个整体战略。
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然而，这种大中台，全面整合的战略引来了反垄断的压力，2019年年中，Facebook和亚马逊、苹果一起走上国会反垄断主题的听证会。FB的辩解是如果分拆它，那会让中国的公司有机可乘。当然，对于FB的反垄断进程，才刚刚开始。
解决3：全面升级内容审核
相信技术，忽视人工运营。工程师Hacker文化弥漫的FB，直到发展到相当规模，决定其平台上决定内容分发的仍然是机器占绝对地位，Zuckerberg以言论自由为圣经，导致FB需要非常长时间才能意识到人工运营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有高管向Zuckerberg提议打造一个付费订阅新闻服务，被Zuckerberg否了，这无益于他Connecting全球的mission（当时还没改，最终Facebook推出一个单独的News的Tab，向这些权威新闻机构付费采购版权）。此外，Facebook还尝试在一些有争议新闻前面打上Disputed标签，结果这类内容传播得更快了。
当然Facebook内部也一直存在着一些关于内容合规的准则的条文，其2009年开始建立了内容审核部门。然而，其真正规模化内容审核职能还是在一些负面舆论事件之后，2017年Facebook成立了Risk and Response部门，用于提前识别潜在舆论危机。到2019年Facebook拥有15000名内容审核人员，这些人大多数采用外包的形式。
此外，Facebook也加大投资AI技术，目的让技术承担更多内容审核职能。但针对最难Hate Speech问题，还是更多依赖人工。此外，Facebook内部进行分级，第一级别（比较轻）是一些骂人的话（Men Scum），侮辱性语言，性骚扰语言等；第二级别是人生和群体的攻击；第三类是种族歧视等言论。
著名的裸体照片事件。2016年一名作家在FB上传了六张有名的战争历史的照片（获得1972年普利策奖），其中一张有一名裸体的女孩。对于FB的内容审核人员，尤其是对于不熟悉这张著名照片的，这样的照片明显是不合规的，应该删除。然而，FB的动作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开始指控FB也开始管控言论了。最终，这张照片重新出现在线上，Facebook的教训是需要一系列执行的灵活度。
Zuckerberg不希望制定审核准则的责任落在Facebook身上。作为一位坚定言论自由信仰者，对于与日俱增的内容审核压力，Zuckerberg不希望这些责任完全落在Facebook身上（这时候，他大概想要是美国也有相关机构多好）。
总结：往事如风，一切成功的秘诀都有两面性
回过头看，当作者最后一次采访Zuckerberg时候，作者和Zuckerberg回顾了近10年Facebook经历的风风雨雨，当然，这些风雨并没有过多影响Facebook的营收（还在不断创新高），但当作者问到Zuckerberg对这一系列负面事件的反思的时候。Zuckerberg如是总结道：
我们犯的错误首先是过于乐观了。对于连接世界的使命，我们坚信不疑，我们始终认为用户会积极地使用我们提供的工具，却低估了这些工具被用来做坏事的可能性。Zuckerberg说，如果FB是一位更有经验的创始人或许结果会不一样——作为19岁就开始创业的人来说，人生经验确实有点缺乏。
当作者问是不是因为FB太追求增长，太追求利润导致的。Zuckerberg表示反对，他说他从未只从赚钱的角度来运营Facebook。当作者提到时Zuckerberg本人Hypercompetitive性格的副作用时，Zuckerberg默认了，他认可了对于Twittering Facebook的步骤走的太过了，从这中间学习了很多。
其实，在作者看来，任何战略都有两面性，只是不同时点有不同反应而已，这也是道家说的”反者道之动“的意思。Facebook对于Taking Risk，对于用户增长，对于连接用户的信仰是其能够打造全球最大社交网络的原因，但同时其一位过度执行这些准则，也是其平台出现Fake News，数据隐私问题，内容问题的缘由。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经常被误解为不作为，搞平衡。其实大错特错，中庸之道的核心就是“恰到好处”，而企业经营的中庸之道也正好如此，而这往往是最难的地方。我们老祖宗给出的答案是建立一个社区，让社区实现自我平衡，这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精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