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周浩锴（编译），原文标题：《面对“流氓霸权”的6种选择｜IPP编译》
导语：今年年初，国际关系新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事务》撰文，将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的霸权演进，提炼为三种形态的嬗变：冷战时期的“善意霸权”、单极时期的“傲慢霸权”，以及特朗普时期的“掠夺性霸权”。在其看来，即便在外交措辞上仍有“敌我之分”，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以纯粹的零和逻辑重塑所有双边关系——盟友和对手可被在同一时间视作榨取对象，只要利益的天平向美国倾斜。
此前，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已显露出不分敌我的倾向——对俄绥靖、对盟友加征关税、威胁放弃保护盟友，甚至染指格陵兰。而今年3月打响的对伊战争，则进一步撕开了这层面目。未经充分协商，美国悍然开战——推高油价，削弱乌克兰，从西太平洋抽走兵力，却让欧洲、日韩及海湾伙伴承担安全与经济的双重代价。
近日，沃尔特又在《外交政策》刊文分享最新观察。文章认为，随着美国对外政策逐步走向失控，各国正被迫重新校准立场。制衡、扈从、操控、去风险、抗拒，乃至主动放大美国的负面形象——不同国家正根据自身处境，在多种应对选项间做出各自的选择。
从“温和霸权”到“流氓霸权”
特朗普2.0的破坏性、伤害性和危险性，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观察者——也包括我本人——此前的预期，而这场悲剧般拙劣的对伊战争，更是把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如今都不得不思考：该如何应对一个日益走向失控的美国。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沙特、巴西、德国、印尼、尼日利亚、丹麦、澳大利亚等国的领导人，会怎么做？问题之所以棘手，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依然非常强大，尽管它现在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误入歧途的重商主义、对科学与学术界毫无理性的打压、对各类移民公开表现敌意、加倍押注化石燃料依赖、浪费性的军费开支、长期性财政赤字，等等——从长远看会削弱其自身实力。但至少在当前，其他国家仍不得不担心，美国的力量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用来伤害它们。
第二，正如我此前在别处已详细论述过的那样，美国如今正表现得像一个“掠夺性霸权”。
作者沃尔特于2026年2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分析为“掠夺性霸权”的主要特征。他认为，“掠夺性霸权”意味着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将所有双边关系都视作零和交易，确保收益分配始终向自己倾斜。
一个较为“温和”的霸权，通常会默认盟友的繁荣与安全有助于自身安全，也重视规则、制度与合法性。但特朗普治下美国将自身的优势地位全面工具化：利用美国市场、消费者、金融地位和军事保护，迫使别国在贸易、投资、关键矿产、外交立场等问题上让步。与此同时，掠夺性霸权不仅要求实际利益，还要求象征性服从：处于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需要通过反复的恭顺、赞美，乃至近乎屈辱的公开表态，承认自身的从属地位，以此强化霸权的支配关系并压制反抗。
最后，掠夺性霸权必然轻视规则、制度与既有协议，因为这些都会限制其榨取空间。对它而言，任何协议都不具有内在神圣性；只要不再能带来足够多的单边好处，就可以被撕毁、绕开或无视。
随着伊朗战争的外溢影响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持续扩散，这一点也被进一步凸显出来：这个政府要么根本不理解其行动将如何影响其他伙伴国家，要么就是根本不在乎。
第三，如今，美国外交政策掌握在一批极其无能的官员手中，从总统往下皆是如此。国际影响力取决于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关键前提，是其他国家相信：和自己打交道的人足够聪明、信息充分，而且大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目前而言，特朗普政府高层中还有谁配得上这样的描述吗？外交事务本就是极其复杂的工作，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事事做对；但特朗普政府几乎每周都在制造“乌龙球”，却还坚持宣称自己绝不会犯错。
更糟的是，即便特朗普离任、由一位观念上与其截然不同的人接替，其中一些问题也未必容易纠正。美国外交政策机器的制度能力正在被不断掏空：有经验的官员陆续退休或遭到解雇，其中也包括部分高级军官；而他们的位置，要么无人填补，要么被特朗普式的忠诚派所取代。
第四，美国国内政治依旧处于严重极化之中。其他国家也不得不担心，美国政策钟摆只会在不同极端之间来回摆动。美国人不是选了特朗普一次，而是两次；未来也完全可能再选出一个类似的人物。既然如此，还有哪个国家会相信华盛顿今天作出的承诺？又或者，即便换成一位民主党总统，这样的承诺又能有多少可信度？
归根结底，世界其他国家至少在未来三年、很可能更长时间里，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大、很可能带有掠夺性、而且高度反复无常的美国。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其他国家应该怎么办？当然，还要考虑到，美国并不是唯一危险的掠食者；对一些国家而言，更直接的危险或许还近在家门口。
我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如果你负责另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你会怎么做？
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种选项。
“硬制衡”与“软制衡”
纵观历史，应对强大而危险国家的经典方式，就是对其进行制衡：要么依靠自身力量，要么与其他国家合作，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俄罗斯和中国的“无上限伙伴关系”、朝鲜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支持、伊朗在整个中东扶植的代理人网络，以及据称俄罗斯向伊朗提供的情报支持，都体现了这种倾向。
一些国家很可能会采取的一个变体，是“软制衡”——即有意识地协调外交行动，阻挠一个强国实现其目标。一个经典案例，是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在2002年协同反对那项原本可能授权美国进攻伊拉克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尽管这并未说服布什政府放弃开战，但它暴露了美国（以及英国）的孤立处境，并提高了它们最终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
欧洲对特朗普威胁从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的反应，也是一个明显例子——这是一种协调一致的外交回应，旨在阻止一个强国采取其不愿见到的行动，尽管其中也带有一定的军事因素。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今年1月呼吁世界上的中等强国团结起来，建立不依赖美国的互利关系；他所设想的，显然也是一种“软制衡”。
特朗普政府押注，无论是硬制衡还是软制衡，对美国权力的牵制都会是软弱的、零散的，而且影响有限。它们或许有可能判断正确，因为许多国家仍然不愿为对冲美国力量付出高昂代价；即便是“软制衡”，也同样面临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不过，这些障碍并非不可逾越，尤其是在顺从美国只会招致更多要求，或者其他国家逐渐把与美国的紧密伙伴关系视为一种负担而非资产的情况下。
此外，也别忘了另一种制衡形式：一些国家如果担心美国可能攻击自己，或者担心美国已不再是可靠的保护者，就会受到诱惑，通过获得自身的核威慑能力来增强安全。对美国可靠性的忧虑，已促使法国提出将其核威慑更广泛地延伸到欧洲；韩国、日本等国也再次开始认真考虑，是否需要拥有自己的核威慑。对伊战争，以及几位相对谨慎的伊朗领导人被清除，只会进一步增强那些主张“伊朗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当初没有效仿朝鲜、趁早全力冲刺核武”的人的立场。
扈从（Bandwagoning）
尽管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都认为，与一个强大而掠夺性的国家“搭便车”风险很高，因此并不常见，但有些国家仍会认为这是它们最好的选择。尤其是那些弱小而脆弱的国家，可能会认定自己别无他法，只能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寄望于最好的结果。而那些希望借助美国支持来推进自身修正主义目标的国家，也会乐于跳上这辆车。
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以及较小的波斯湾国家，都是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明显例子。这一类还包括匈牙利的欧尔班、阿根廷的米莱、法国的玛丽娜·勒庞以及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等右翼领导人；在他们看来，特朗普是一个享有声望、富有魅力的人物，而且与他们一样，对自由民主以及许多全球规范抱有厌恶态度。
当然，追随一个掠夺性的美国，也并非没有风险。首先，伊朗战争这样的败局、美国经济的疲弱表现以及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为负，都在损害“MAGA”这一政治品牌，也可能使外国民粹主义者与美国靠得太近变得不再那么有利。
此外，这些领导人大多依赖把自己塑造成狂热民族主义者来维持民意支持，而这种形象与长期屈从于一个掠夺性的外国强权并不相容。也正因如此，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实际领导人勒庞，最近几个月已开始与特朗普稍稍拉开距离。
政治操控
那些选择继续与美国紧密结盟、并希望借助美国力量推进本国目标的国家，将会更加努力地把美国外交政策引向符合自身偏好的方向。
内塔尼亚胡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一些关键组织，帮助说服特朗普发动了最新这场战争；而据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也在推动特朗普出动地面部队。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只要特朗普还在位，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就会继续游说白宫和国会，确保武器持续流入；同时，更露骨的利益输送形式也会继续存在，比如给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或特朗普集团带来新的商业交易。
据外媒报道，沙特阿拉伯实际领导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一直在敦促特朗普继续对伊朗的战争，他认为，美以军事行动为重塑中东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图源：法新社
只是，对这些国家而言，伊朗战争本身也是一种风险：这场战争越是被外界视为一场“为他人而战”的战争，一旦战事结果不佳，反噬就越有可能出现。
多元化与去风险
当你面对的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降低自己对它的依赖，即便这样做会付出一定代价。自特朗普于2025年4月宣布实施对等关税以来，这种趋势就已经显现：美国的贸易伙伴纷纷加班加点，通过彼此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加拿大缓和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并与印尼、印度达成了新的贸易协议；欧盟也与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场采取了类似做法。
抗拒和敷衍
有时非常弱的一方也能通过顽固地拒绝配合而达到目的，前提是他们相信，更强的一方缺乏足够的意志或耐心来强制其服从。例如，特朗普要求北约盟友帮助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时，北约国家就选择了抗拒，因为美国在开战前根本没有与它们磋商，它们也没有什么理由替特朗普收拾其自身错误造成的烂摊子，甚至可能还希望这场惨败能给华盛顿上一课。
另一种办法，是表面上装作服从要求，但实际上百般敷衍，宣布出现意外复杂情况，增加外界核查是否履约的难度，总之尽可能把水搅浑。
过去，其他国家就曾对美国使用过这种手法。北约国家一再承诺增加国防开支，却每次都没能真正达标；以色列也曾承诺拆除其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的犹太人定居点，但动作尽可能拖慢，同时又建新的定居点来取而代之。报道称，特朗普政府目前正试图确认，中国是否兑现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所作出的那些经济承诺。
世界如此庞大、繁忙而复杂，即便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把其他国家过去答应过的每一件事都盯得清清楚楚，更不可能逐一判定它们是否真的履行了承诺。
让美国一条道走到黑
硬实力依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货币，但强国若被视为大体上具有美德、相对诚实可靠，并且至少在某些时候真心试图让世界变得更好，也会因此受益。这种特质，就是我已故同事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
由此可见，美国的对手会竭尽全力抹黑其形象，把它塑造成一个自私、好战、危险的国家——一个应被拒绝而非被仰慕、被模仿的样板。与这一策略相伴而生的另一点——中国长期以来就在这么做——就是尽量置身事外，让美国继续自己跌跌撞撞。拿破仑·波拿巴据说曾说过：当敌人正在犯错时，千万不要打断它。
而特朗普政府确实让这件事变得容易得多。仅凭怀疑就在加勒比海炫耀炸船；“斩首”外国领导人；粗暴对待移民和游客；对十多个国家实施旅行禁令；因为外国官员“不可饶恕地”批评总统就对其实施金融制裁；公开吹嘘权力才是一切；把关税税率搞得像打了兴奋剂的仓鼠一样上蹿下跳；在完全不清楚后果将走向何方的情况下，发动一场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战争——这种事情可以一直列下去。
随着美国形象从一个“本意良善、只是有时会犯错的全球性强国”，转变为一个“冷漠、残酷、习惯性撒谎、只顾自身利益”的国家，即便是那些愿意与华盛顿做生意的领导人，也会对与它走得太近保持警惕。
各种对抗美国的策略之间，还会彼此强化。开始进行制衡——无论是硬制衡还是软制衡——的国家越多，其他国家与美国保持距离就越容易。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越是被看作并非大体善意，而是有害，许多国家就越难继续站在美国一边，而更多外国领导人也会因对华盛顿“强硬起来”而获得政治收益。各国抗拒美国要求的情况越多，其他国家效仿也就越容易，因为即便是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可能盯住每个国家每一次细小的抗命行为，更不可能同时惩罚所有人。
美国人应当从外界对华盛顿当前行为可能作出的这一系列反应中，吸取一个最重要的教训。一个强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拥有相当大的犯错余地，并且在应对问题时有大量资源可以调动。可其劣势同样明显：当一些国家设法利用美国力量为自己谋利时，另一些国家则会感到不安，并努力寻找办法来驯服或约束这种力量。
正因如此，一个有远见的大国会克制地使用权力，在可能的情况下遵守广泛被接受的国际规范，承认即便是亲密盟友也会有自己的盘算，并努力塑造一种能让各方都受益的安排。保持硬实力这只“铁拳”当然重要，但给它套上一只“天鹅绒手套”同样重要。过去7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这方面做得还算不错，也因此受益良多；但其当下的领导人却正迅速把这一智慧抛诸脑后。
正如我二十多年前所警告的那样：“如果美国最终加速了现有伙伴关系的瓦解，并催生出以遏制美国为目的的新安排，那么责任只能由我们自己承担了。”
*文章于2026年3月27日发布于《外交政策》杂志官网，原标题为“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 Rogue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