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老孙荐读 ，作者：立平坐看云起，原文标题：《孙立平｜从富翁的数量说到两种不同的活法》
这本来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还是用和DS对话的方式来写吧。一来可以让DS随时帮我收集点资料，二来行文也可以更轻松随意。
我：我一直有一个印象，欧洲的亿万富翁好像比美国要少？实际的情况如何？有没有具体的数据？
DS：你的这个印象很准确。最新的数据表明，美国的亿万富翁人数远远超过欧洲。根据瑞银和《福布斯》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发布的最新报告，情况大体如下：美国的亿万富翁为924人(瑞银2025数据)/989人(福布斯2026数据)，总资产规模大约为6.9万亿-8.4万亿美元。欧洲对应的数据为约547人和2.9万亿美元。在美国，仅埃隆·马斯克、杰夫·贝佐斯等少数几位顶级富豪的资产，就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GDP。而在欧洲，这样的现象并不突出。
我：如果从亿万富翁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呢？因为两者的人口规模不一样。
DS：是这样的。现在美国的人口总数大约为3.41亿，算下来是每百万人中有2.7个亿万富翁。而整个欧洲的人口是7.43亿人，平均下来，每百万人中一个都不到。但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情况，欧洲的一些小国或袖珍国家，如瑞士、卢森堡、摩纳哥等，它们作为全球财富“避风港”和金融中心，吸引了大量全球富豪在这里定居。因此，我们在说欧洲富豪数量的时候，还得考虑到这个情况。
我：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贫富差距要比欧洲更大？
DS：可以明确地说，美国的贫富差距确实比欧洲要大得多。亿万富翁的数量差异只是一个表象，真正衡量贫富差距的国际通用指标是基尼系数。现在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1，属于“高不平等”国家。欧元区整体的基尼系数只有0.299。
我：从亿万富翁数量的多寡到基尼系数的高低，可以作为一扇通往深层比较的大门。如果我们顺着这个线索深入下去，也许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价值取向，甚至找到对“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根本问题的两种回答。欧美贫富差距的差别很大，背后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DS：从直接的因素来说，是经济的结构与增长的引擎。美国的财富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所驱动的。像埃隆·马斯克、杰夫·贝佐斯、马克·扎克伯格等科技巨头的财富增长极为迅速，直接拉高了美国的富豪总数和财富总量。欧洲的经济结构则更偏向传统制造业、奢侈品和金融业，财富增长相对平稳。
当然，财富的转移与继承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通常说新钱老钱，在欧洲的亿万富翁中，财富传承的作用可能更为明显。
我：贫富差距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也很多，但人们往往是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分配问题来理解。而实际上，形塑这个问题的因素除了分配之外，可能和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甚至价值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欧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两种社会模式的体现，或者是两种价值追求的显现。
DS：没错。比如说，在美国社会中，更强调市场竞争和个人奋斗，对财富积累的限制较少。这样的一种模式就催生了大量的科技和金融巨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但也导致了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而在欧洲，人们更加注重的是社会均衡和福利保障。通过强有力的税收制度（如高额累进税、遗产税）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全民医保、高质量免费教育、失业救济），欧洲国家有效地对财富进行了二次分配，减缓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不同的价值观使得人们的行为模式也不一样。比如，美国人的财富增长高度依赖股市和基金。美国人将67%的新增储蓄投入证券市场，这种投资方式在牛市中能迅速拉高顶层财富，但也加剧了拥有资本者和仅有劳动收入者之间的鸿沟。而西欧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6%。欧洲家庭更倾向于持有银行存款、保险和房产，资产增值速度更慢，但波动也更小。同时，欧洲的房价和房租也受到更严格的管控。
我：其实，这也是在不同价值观下人们的两种不同的选择。就看你更看重什么，把什么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比如，在美国的那种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更重视的是个人奋斗、竞争力、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等，而在欧洲的模式中，人们能看到的则是对社会均衡、生活的安逸与精神的放松等这些因素的重视。能不能说，像美国这种贫富差距更大的社会经济更有活力，而像欧洲这种贫富差距较小的社会，经济活力就会更差一些？
DS：从数据上看，确实是这样。从2008年到2023年，美国GDP增长了87%，而欧洲仅增长13.5%。2025年，美国GDP增速接近3%，欧洲仅为1.5%。美国人均GDP约86，000美元，比西欧高出36%。这种差距不是偶然的，与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还不能仅仅从竞争和创新的动力来看，还有一些更实在的因素。比如，你可以看到，美国牢牢抓住了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的每一次科技浪潮。同时也催生了英伟达、特斯拉这些科技巨头。而这种创新的动力与能力，与美国存在一个规模庞大而又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是有直接关系的。在这样的资本市场中，那些初创的企业更容易地获得资本的支持。相反，在欧洲，资本市场远没有美国那样发达，企业融资严重依赖银行贷款，资本对承担风险的意愿也比较低。
问题是，资本市场的发育与财富的集中程度是分不开的。假如我们将其他因素加以限定的话，可以说，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财富集中度更高的社会，也就更有条件形成这样的资本市场。
DS：这么说好像让人不是很舒服，但事实确实是这样。我找到一些资料来佐证您的观点。现在，全球58%的市值前100公司位于美国，美国拥有1539家独角兽企业；而欧洲仅占全球科技市场10.8%的份额，只拥有263家独角兽。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等核心维度上，美国确实显著领先于欧洲。
但我们也要看到欧洲的另一面。欧洲人拥有更长的预期寿命、更充分的休假和更低的生活压力。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的研究表明，平等与发展在长期是正相关的——北欧国家在20世纪大幅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生产力也显著提升，如今每小时产出甚至高于美国。
我：对，每小时产出这个指标不能忽略。不过，说到这里，我还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你愿意生活在欧洲还是美国？
DS：可以这么说，在美国，你得到的是“高回报、高风险”的生活。如果你是年轻人、有技能、愿意拼搏，这里提供更大的舞台。但你也需要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生活质量高度依赖工作，一旦失业，医疗保险和收入保障会立刻成为问题。在欧洲，你得到的是“中回报、低风险”的生活。全民医保让你不用担心因病致贫，高质量的低成本教育，严格的劳动保护让你有时间陪伴家人、旅行、发展兴趣。但你也需要面对下面这些情况，到手的净收入低于美国同级别职位，高税收，职业晋升速度可能更慢，创业环境差等。
从我个人的角度说，如果我是一个20多岁、刚毕业、单身、身体健康的人，我可能会选择先去美国拼搏几年。利用那里更高的收入、更强的职业平台和创业氛围，积累资本、经验和人脉。如果我已经30多岁、准备组建家庭、或者有了孩子，我会更倾向于搬到欧洲。
当然，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无论是哪种选择，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价值观不同。
我：你最后这句话很重要，不同的价值观会有不同的选择，其间不一定有高下之分。当人们指责欧洲经济缺乏活力，人们之间的竞争性比较差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欧洲人说，这是我们的选择，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换句话说，是一种活法。欧洲人选择的究竟是什么？与美国人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DS：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美国模式的核心是自由与机会，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努力改变命运，成功的定义是偏向物质成就、财富积累、个人突破的。所以，它鼓励冒险，认为高风险是高回报的前提。而欧洲模式的核心是“公平与安全”，它的社会理想是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成功的定义更偏向生活品质、家庭时间、社会贡献与内心满足。
我：我想，如果深究一步，也可以说这种差异是根植于各自的历史与哲学传统。美国的价值观深深烙印着“新世界”的基因。美国的建国者们，是为了逃离欧洲的宗教压迫和等级制度而来到这块新大陆，因此，他们的DNA里天然包含着对个人奋斗的坚定信仰。而且，在一个地广人稀、机会遍地的国家，“天赋人权”的个体主义就成为主导，即使这种权利的行使可能导致社会结果的不平等。
DS：是的，欧洲的价值观则不同，欧洲的价值观是在漫长历史中的那些社会冲突、战争与社会革命中淬炼出来的。它经历了贵族与平民的激烈冲突、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毁，以及战后社会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这样一来，欧洲慢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社会共识：市场需要被驯服，资本需要被限制，不能只考虑“成功者”，必须保护“弱者”等。
我：我有时候瞎想啊，假如说一个社会就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不用考虑外部的那些竞争和威胁，就按照自己愿意的想法来生活，我们会选择哪种生活？可能是欧洲那种。因为那种活法更符合人性。人性是什么？是对安全感、尊严、闲暇、社会关系的需求。而且，我们都知道，人是脆弱的。欧洲模式默认“人是有可能失败的”。生病、失业、衰老，这些不是个人的偶然遭遇，而是人生的常态风险。因此，社会制度的设计，就是为了在你脆弱的时候接住你，而不是让你独自承担。这种制度传递的信息是：“你的价值，不取决于你的产出。”
同时，在欧洲的理念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往往被人们忽略了，这就是时间。欧洲严格的工时法、长假期、禁止周末邮件的文化，本质上都是在捍卫“非工具化”的时间。它承认人除了作为劳动者，还应该作为子女、父母、公民、休闲者存在。这种对“不生产的时间”的保护，是对人的完整性的承认。
从这个角度说，欧洲模式可能更符合一种古典人文主义的想象——社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其中的每个人活得更像“人”。
但这只是一种假设的情况，现实的情况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残酷的竞争，尤其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你在那好好生活，觉得物质层面的发展已经差不多了，问题是，在现实的意义上，这就意味着落后。这可能是欧洲的困境，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困境。你怎么看？
DS：我明白您的意思。按照美国的模式，当竞争成为最现实的目标，当所有人都被鼓励赛跑，停下来的人、跑得慢的人还有没有尊严？当效率成为唯一的价值，人就逐渐从“目的”变成了“手段”。它擅长创造财富，但越来越难以回答“为什么而创造”。而按照欧洲的模式，当所有人都被安全网所兜住，向上攀登的激情和动力从何而来？发展的动力又从何而来？
所以，现在我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人类的进步需要两个轮子：一个是创造的能力，一个是安顿的智慧。我们需要的是两者的均衡。但问题是，均衡这个字眼，说起来容易，现实中却往往难以兼顾。
我：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很多事情在静态的意义上都是难以两全的。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就不一样了。这样走一段，然后再那样走一段，在静态中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许在动态中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