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寒暖流 ，作者：谭为民
美以导弹落地，国际油价起飞，持续一个月的伊朗战事还没到尽头，悲观者认为这将是第五次石油危机的开始，石油价格可能突破18年前的高点147美元/桶。乐观者认为这点波动不足为虑，欧美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印度等大型经济体都具备了对冲油价上升的机制和能力。
从上世纪的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体系经历了四次大的石油危机，如图1，它展示了1965~2025年60年油价的风云变幻。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展望》、《世界能源统计年鉴》Manus制图
图中的红线是名义油价（当年布伦特油价：美元/桶），蓝色虚线为实际油价（2024年为标准，调整了通货膨胀系数）。实际价格视角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最高油价（约140美元/2024年美元），远高于2008年的名义峰值。这意味着当前油价对全球经济的实际冲击，远不及第二次石油危机的严峻程度。
·1973~1974年，第四次中东战争让阿拉伯石油输出国联合对西方国家石油禁运，导致每桶石油价格从3美元涨到12美元，主要石油进口国经历了高通胀与低增长的痛苦时期。
·1979~1980年，伊朗革命与两伊战争导致石油减产，国际油价从每桶13美元涨到40美元，美国、日本经济的剧本和上次一样。
·1990~1991年，伊拉克战争导致国际石油市场供需失衡，国际油价飙升到46美元，发达国家经历了经济痛苦时期，但是冲击明显减轻。
·2008年石油价格飙升至147美元，原因是中国印度的需求增加以及国际资本的炒作，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国际油价迅速回落。
通常讲的石油危机，是站在石油进口国，主要是欧美、日韩台湾等发达经济体的角度，如果站在石油净出口的国家来讲，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因此，被动型的石油危机其实只有前两次，对于美欧日来讲，都经历了高通胀——被迫加息——经济衰退的痛苦阶段。
面对不可控的石油供给体系，美国日本都采取了以下措施：1、建立战略石油储备。2、能源结构多元化，大力促进绿色能源和核能发展，页岩气页岩油在油价高企时具备商业开采价值。3、各产业节能降耗。
在主动触发的第三次石油危机中，各项经济政策配套对冲，发达经济体并未受到显著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已经摆脱了石化能源的净进口国的身份。所以特朗普3月31日在自己的“真相社交”上发了一则酸溜溜的针对欧洲国家的推文：“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中断而无法获得航空燃油的国家，可以从美国进口或者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自己去获取石油”。当然，TACO总统的话也不能信，欧洲国家真的问他要，估计他又要食言了。
我不是说这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不会对石油价格造成影响，而是想表达：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短期通胀是否立即触发加息？美联储表态温和，继续观察中。与石油进口国同样着急的是海湾石油出口国，他们会想着法子多出口石油。
一句话：能看到的风险不是风险，真正的风险是没有预计到的。
回到硬币的另一面，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石油价格上涨给各个石油产出国带来了天量的真实财富，当一些经济体经历着“石油危机”的时候，一些国家就在分享着“石油红利”，那么，他们的故事是怎样的呢？先看两张图：
图2：主要产油国人均GDP跨期对比（1970~2023）Manus制图
图3：主要产油国非石油部门占GDP比重（2023年）Manus制图
从上面两张图的对比可以看出：
1、在石油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挪威通过合理的财富管理实现了国民财富稳步增长；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则深陷经济停滞和阶段性倒退；同在海峡两岸的伊朗和沙特的差距显著拉大。
2、如果石油收入不能有效率地培育新的产业，则国家预算会受到石油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的剧烈影响，因为“顺周期管理”的惯性，石油价格的短期上涨反而会损害石油出口国家的经济安全，挪威和阿联酋的非石油产业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而委内瑞拉则是失败的典型。尼日利亚的非石油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和其他原材料，而非制造业和现代农业。
沙特王储萨勒曼3月25日批评伊朗：“伊朗政权是一个“纯意识形态项目”，并不以改善本国民生为目的，而是致力于资助恐怖主义、破坏地区稳定”。伊朗和沙特是最具有可比性的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都是君主制，都是国土面积和资源的大国，都从石油危机中获得了上百倍的超额收入。沙特在维持王室利益和民众福利方面努力保持平衡，而巴列维王室垄断了财富分配和财富再投资导致了垮台。伊斯兰革命政府的经济数据难以获得，但是有一个显性指标证明了其经济的失败：天文数字的货币面值：1千万。
从长周期看，委内瑞拉、伊朗这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整体并没有受益于石油危机带来的财富，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荷兰病（Dutch Disease），从荷兰到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主角不断更换，剧本从不改变。
1977的《经济学人》杂志首次用“荷兰病”描述20世纪60年代荷兰发现大型天然气田以后，出口激增导致汇率飙升，进而引发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并衰退。1982年，经济学家马克·科登与彼得·尼里发表了论文《小规模开放经济中的繁荣部门与去工业化》从理论上揭示了这种富贵病的成因和后果。
1993年英国学者理查德·奥蒂拓展了研究范围，在著作《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工业化：掠夺性国家还是发展型国家》中提出了“资源诅咒”的概念：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往往反而慢于资源贫乏的国家。
如果说“荷兰病”从经济机理上解释了资源型国家的发展悖论，那么“资源诅咒”还从政治和制度层面解释了国家治理的悖论。因为自然资源天然地容易被国家垄断和占有，由于财富来源和教育、创新、制造业关系不大，国家治理就容易忽视在这方面的投入，资源匮乏的国家反而致力于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制度优化进而取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当资源丰富到国家治理者只关心资源价格而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以及建立完善的财富管理和分配机制的时候，委内瑞拉、伊朗就成为政治学者眼中“不用管理税收的国家”，站在民众的角度，“没有税收，就没有代表权”。政府不依赖民众创造财富，民众自然缺乏对政府约束和问责的道义基础和实际能力。
挪威一直是资源型国家转型的典范，其主权基金在全球的影响力首屈一指，政府能够动用的资金严格限制在基金利润部分，本金则不允许动用，产业结构不断完善，全球资产布局则让一个小国经济模型捆绑住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红利：挪威资本可以结合中国的制造能力和硅谷的创新能力。这种健康的管理体制唯一的“受害者”是政府——失去了自由支配的权力。
导弹什么时候停歇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石油再怎么涨价，和伊朗的民众没有多大的关系，和所有受到“资源诅咒”的国家的整体利益也没什么关系，只和极少数的掌权者有关，和期货股票市场参与者短期有关，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略微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