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信出版 ，作者：阿信
2026年3月31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长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出现在CNBC《Squawk Box》节目中，接受主持人贝基·奎克（Becky Quick）的专访。这是这位刚刚卸任CEO的传奇投资者在交棒给格雷格·阿贝尔后的首次深度访谈。
94岁的巴菲特，依然每天去奥马哈的办公室，依然在开盘前打电话调整限价，依然用10秒钟拒绝投资银行家的电话。但他的话语中，多了一种卸下重担后的坦诚——关于市场、关于战争、关于人性，以及关于美国的未来，这位94岁的奥马哈先知想说的还有很多。
以下是这次访谈的精华整理。
“便宜了5%或6%不会让我们兴奋”
“伯克希尔现在到底有多少现金在手？”
这是贝基·奎克在简单的寒暄之后，向巴菲特提出的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
巴菲特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目前持有超过3500亿美元的现金和国库券。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个新闻——它相当于许多中等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
就在本周，他们又买了170亿美元的国库券。当被问及近期的市场下跌是否让资产变得更有吸引力时，巴菲特的回答干脆利落：“不。便宜了5%或6%不会让我们兴奋。”
对于一个管理着近万亿美元资产的机构来说，5%的波动确实是噪音而非信号。巴菲特指出，自从他1965年接管伯克希尔以来，市场有过三次跌幅超过50%。“2007~2008年那次，还有一个周一单日跌了21%。这根本不算什么。”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见过真正的大跌，就不会对眼前的技术性调整大惊小怪。
那么，他是在等待下一次大跌吗？答案既是，也不是。
“如果有大幅下跌，我们会部署现金，因为股票或企业对我们有吸引力。”巴菲特说，“我们不会计划下周或下个月卖掉它们，所以我们希望买对。”这里的关键词是“买对”，而不是“买低”。巴菲特反复强调，他不知道自己买完后市场会涨还是会跌，他只知道，在某个价格上，一家企业值不值得长期持有。
关于现金的具体用途，巴菲特透露，1月份他们花了97亿美元收购西方石油化学公司（Occidental Chemical）。“这是一家企业，我们期望无限期持有。”他没有把西方石油化学公司仅仅看作一个股票仓位，而是看作一项生意——就像伯克希尔拥有的铁路、能源和保险公司一样。这种视角将他与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区分开来：后者交易的是价格，而巴菲特交易的是企业。
当贝基·奎克追问，既然有3500多亿美元闲置，为什么没有找到更多愿意完全收购的企业时，巴菲特的回答直白得近乎残酷：“我们确实经常接到电话，但就像我说的，我10~15秒钟就能说不。他们提供的东西价格没有吸引力，他们想要的是一笔交易。”
这句话揭示了当前并购市场的困境：卖方要价过高，而巴菲特不愿意为“交易”本身支付溢价。他想要的不是一笔漂亮的收购，而是一个在他眼中价格合理的优质企业。这样的企业在今天的市场上显然稀缺。
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对现金的态度从来不是“择时”。他在多个场合说过，伯克希尔始终会保留至少200~300亿美元的现金，以防万一。但在3500亿美元的规模上，这个“万一”的边界已经扩展到了极端情况——也许是2008年级别的金融危机，也许是地缘政治黑天鹅，也许只是没有找到值得下注的目标。
无论如何，他的结论很明确：在市场下跌5%~6%的时候，不值得扣动扳机。
“卖早了，但买得更早”
伯克希尔近年来减持了苹果，但即便如此，在所有公开股票中，它仍然是伯克希尔最大的单笔持仓。
谈到这件事，巴菲特坦然承认：“我卖得太早了，但我买得更早。结果还是不错的，税前赚了超过1000亿美元。”这句话里有典型的巴菲特式幽默：如果你在一笔投资上赚了1000亿，却还在后悔卖早了，那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判断标准有多么苛刻。
为什么卖苹果？巴菲特没有直接回答，但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解释：“我不喜欢它（苹果仓位）几乎等于其他所有持仓的总和。”这是一个风险管理的考量，而非对苹果基本面的质疑。当一只股票在你的投资组合中占比过高，即使你仍然看好它，减持也是理性的选择——不是因为它不会涨，而是因为你无法承受万一出错的后果。
那么巴菲特现在怎么看苹果？“我认为它比我们全资拥有的任何企业都要好。”这是一个惊人的论断。伯克希尔全资拥有的企业包括BNSF铁路（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之一）、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美国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之一）、盖可保险（美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公司之一）等等。苹果比这些现金牛业务还要好？是的。
巴菲特的理由是资本回报率。铁路公司虽然稳定，但需要持续投入巨额资本来维护和升级轨道、机车和设施。而苹果——一家设计产品、委托制造、通过生态系统销售的公司——用极少的资本产生了极高的利润。巴菲特说：“铁路公司50年或100年后很有可能还在，但它的资本回报率远不及苹果。”
他还特别提到蒂姆·库克的领导力：“史蒂夫·乔布斯交给库克一副牌，史蒂夫自己也未必能打得这么好。库克是一个出色的管理者，也是一个好人，他和世界上所有人都能相处——这是我，当然还有我的搭档查理·芒格，所不具备的本事。”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华盛顿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时，巴菲特认为苹果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层”：“消费者太爱它们了。我不认为华盛顿会做任何真正摧毁每个选民都喜欢、他们自己也在使用的东西。”
至于市场要跌多少巴菲特才会重新大量买入苹果，他的回答很谨慎：“在某个价格上我会很高兴。但在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不会发生。”换句话说，苹果不便宜，他也不急着买。
“我希望通胀目标是0”
当被问及如果他在美联储会怎么做时，巴菲特的回答出人意料。他没有讨论加息还是降息，而是把话题拉到了一个更根本的层面：“如果我在美联储，我一直会担心的一件事是，你掌管的是世界的储备货币。”
这是一个典型的巴菲特式视角：不从短期政策出发，而从长期结构出发。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是美国最大的特权，也是最大的责任。全世界都在使用美元、持有美元资产，这种信任一旦动摇，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的意思是，这背后有很多非常聪明、非常老练的人，美元看起来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我也不觉得会发生任何事。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我可不想承担管理美联储的责任。”
关于现任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巴菲特的评价极高。他回忆起2020年3月疫情爆发时的情况：“如果他再等两三个星期，那将是一场灾难。一旦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它们就会一直倒下，那条线比任何人想象的都短，倒下的速度也更快。”他把鲍威尔和保罗·沃尔克这位在80年代初以激进加息驯服通胀的美联储主席并列为他在美联储的英雄。
但在通胀目标上，巴菲特与主流经济学界存在分歧。目前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2%，巴菲特则明确表示：“我希望他们的通胀目标是0。”
为什么？他的逻辑是：“一旦你开始说容忍2%，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利效应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大。你等于是在告诉人们，如果你的钱回报率低于2%，你就在倒退。实际上，如果你缴税，你可能还要为那2%缴税。”如果通胀为2%，你持有现金的实际购买力每年缩水2%。如果你投资获得2%的名义回报，缴纳资本利得税后，你仍然是负的实际回报。在巴菲特看来，这相当于系统性地惩罚投资者。
“只有一样东西是法定货币”
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当前的通胀是首要问题。当被问及他最担心什么时，巴菲特的答案是：“银行系统的稳定性。”他说：“银行系统在某些方面非常强大，在另一些方面非常脆弱。”强大体现在资本充足率和监管框架上，脆弱则体现在恐慌的传染性上。
他举了一个例子：“摩根大通在最近两份年报中报告每天处理10万亿美元的业务，这是无担保的。没有人比摩根大通更聪明。但在2008年期间，我不想有任何无担保的东西在外面放一天。”
“没人靠得住，每个人都在恐慌。他们可能嘴上说不，但你可以试试打电话给最大的投行。如果情况够糟，他们连电话都不接。就算他们接电话，他们也会说‘10块买、20块卖，视情况而定’。”
这段话描绘了一个流动性枯竭的经典场景。在正常市场中，买卖价差很小，交易可以即时完成。但在恐慌中，做市商会消失，价差会急剧扩大，交易会变得极其困难。如果你急于卖出，你只能以10块成交；如果你想买入，你得出价20块。这种价差本身就是市场功能失调的信号。
巴菲特指出，现在有了熔断机制等各种保护措施，但恐慌的本质没有变。“当人们害怕时，他们就是会害怕。如果你在拥挤的剧院里喊‘着火’，每个人都会跑。”他自嘲地说自己会站在后面喊“保持冷静”，因为“我跑不快”。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在恐慌中，理性声音往往会被淹没。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私人信贷市场（所谓的“影子银行”）可能引发下一场危机时，巴菲特的回答既谦逊又谨慎：“我不认为我知道。因此，我想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
他说：“所以我们会一直持有现金和国库券。我们不会持有货币市场基金。2008年我们没有。我们也不会持有商业票据。只有一样东西是法定货币。”
“数学上愚蠢的事情”
在访谈中，巴菲特对“赌博合法化”的批评毫不留情。
他回忆起1952年度蜜月经过拉斯维加斯的场景：“我看着那些人穿着光鲜，飞了好几个小时，花了很多钱，到最后就是去拉老虎机的手柄——做一件数学上愚蠢的事情。我当时就想，这是个机会之地，于是我就跟苏茜说，我们会发财的。一群智商完全正常的人，居然争先恐后地去做蠢事？而且还有产业建立在这种事上面。”
这段话的核心是“数学上愚蠢”。老虎机的预期回报率为负，长期玩下去必输无疑。但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巴菲特认为，这揭示了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人们喜欢赌博，喜欢以小搏大的刺激感，即使赔率对自己不利。
问题在于，当政府开始从这种人性弱点中获利时，事情就变了味。他进一步指出，彩票和赌博实际上是对穷人的隐性税收：“各州从那些‘一美元都对他们很重要’的人身上筹钱，实际上就减轻了我或其他富人的税负。”
巴菲特的结论是：“我不喜欢让人们变成傻瓜的东西。我特别不喜欢政府赞助它们。我不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把自己的民众当傻瓜耍。”
“彩票是对愚蠢的征税。但我不生那些愚蠢的人的气。作为人类，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那样，这是人类内在的。”他不责怪赌徒，而是责怪利用赌徒弱点的系统。他批评的不是个人选择，而是制度化的剥削。
他将这种现象与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赌场化”联系起来：“你有一个叫做美国经济体系的不可思议的大教堂。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东西。它是一切大教堂中的大教堂。但旁边连着一个赌场，人们可以在两者之间来回走动。”
在巴菲特看来，长期投资才是通往财富的正道——买入并持有优质企业，分享美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而短线交易、日内交易、投机性赌博，则是在赌场里碰运气。两者的期望值截然不同：“如果他们买一只股票并持有50年，他们会做得很好。美国资本主义体系是有效的，与庄家对赌是行不通的。就这么简单。”
但他也承认，人们就是喜欢赌博。“这就是为什么它会存在。”
“我们不能拿走已经存在的东西”
这是访谈中最沉重的一段，也是巴菲特展现其深邃历史观和人文关怀的时刻。
巴菲特回忆，他上小学时，老师告诉他们太阳将在45亿年后燃尽。但如今，他的评估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星球现在的预期寿命甚至连500年的把握都没有，而我小时候是45亿年。”
什么改变了？核武器。
他把今天的问题追溯回核时代的起点。“站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在1938年或1939年做了正确的事。”他指的是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德写给罗斯福的那封信，那封信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启动。但讽刺的是，当年是为了赶在纳粹之前造出原子弹，而今天，世界面临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如何防止已经造出来的原子弹被使用。
巴菲特分享了一个他从未公开讲述过的故事。他曾问一位前总统（他没有透露姓名，但上下文暗示可能是肯尼迪或约翰逊）：“如果苏联已经发射了导弹，你会命令战略空军司令部‘发射我们的’吗？即便知道这只会杀死更多更多的人，并让严重污染的大气变得更糟？”
那位前总统的回答是：“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他解释说，某个少将可能在午夜出现，报告说“我们有确凿证据——不是北极上空的大雁，也不是误放进去的训练磁带，我们知道那些导弹已经在空中。你有10分钟做决定。总统先生，我该如何通知战略空军司令部？我们要发射吗？”
那位前总统给出的答案是：“‘是’。那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政策。”
巴菲特讲述这个故事时，语气平静但沉重。他理解在那种情境下，一个总统几乎别无选择。但他想表达的是，核战争的逻辑已经将人类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即使是最理性的领导人，也可能被卷入无法回头的升级螺旋。
巴菲特最后总结：“在未来100年或者200年，总会有事情发生，导致它（核武器）被使用。我们不能拿走已经存在的东西。”这句话里有一种宿命论的悲凉，但也隐含着一个呼召：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在核武器被使用之前，尽可能地降低风险。
“现在我是一个独立人士”
在访谈的最后几分钟，巴菲特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时代诊断。
“美国是世界的奇迹。”巴菲特说。他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变迁：大萧条、二战、冷战、石油危机，再到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信息经济的崛起。
但同时，他也看到了日益加剧的裂痕：“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党派化，（民主党和共和党）不管什么问题都自动投票反对对方。”这种极端化导致政府功能失调，长期问题得不到解决，短期博弈成为常态。
当贝基·奎克最后问他“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时，巴菲特的回答是：“我都当过。1960年我作为共和党人出现在选票上——我父亲是坚定的共和党人。我转向了民主党，现在我是一个独立人士。”
这个回答总结了巴菲特的政治哲学：不受党派标签约束，根据事实和原则做出判断。他不属于任何阵营，这使他在一个阵营化的时代里显得格外独特——也格外孤独。
这场历时近一个小时的访谈，没有惊天动地的投资信号，没有新的“大象级”收购目标，也没有对市场的明确预测。巴菲特反复强调：“我不知道市场会怎样。我不认为其他人知道。”
对于那些期待“奥马哈先知”给出下一个致富密码的人来说，这可能会让他们失望。但对于那些愿意倾听一个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老人如何思考世界的人来说，这场访谈提供了无价的东西：坦率。
巴菲特坦率地承认自己“精力耗尽了”，记忆力不好了，学新东西慢了。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对苹果卖早了，坦率地说自己害怕核战争，也坦率地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这种坦率，是一种卸下重担后的从容。巴菲特不再是伯克希尔的CEO，但他仍然是巴菲特——那个从内布拉斯加走出来的、永远理性、永远诚实、永远对人性既悲观又乐观的老人。
访谈结束时，贝基·奎克说：“我们结束了，还有三秒。”巴菲特笑了。对于一位94岁的老人来说，时间或许确实不多了。但他选择用这些时间来谈论核战争的风险、赌博合法化的危害、美国的政治分裂——这些超越个人财富的宏大议题。
也许，这就是巴菲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不是如何致富的秘诀，而是一个智者对时代最真实的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