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海外征程 ，作者：孙博士，原文标题：《知产专栏｜谁在领舞，谁在踩脚 – FRAND Dance欧洲新舞步》
在知识产权语境中，少有概念像“FRAND Dance”这样，既有形象感，又有制度重量。它听起来像一场轻盈的舞会，实则更像一套围绕标准必要专利（SEP）许可谈判、禁令救济与竞争法约束形成的行为规训。每一步看似只是通知、要约、反要约与担保的往返，真正触及的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问题：当一项技术已经成为进入市场的共同语言，专利权人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以禁令维系排他性？而标准实施人又应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一边享受标准红利，一边以“愿意谈判”为名拖延缔约与付款？
从欧洲过去十年的判例与制度演进来看，FRAND Dance的意义早已不止于“谈判流程”。它既是SEP权利人与实施人之间的行为边界，也是法院在创新激励与开放准入之间寻找平衡的司法技术。本文尝试回答三个问题：FRAND Dance为什么会出现；欧洲法院如何把它从抽象原则发展为可执行规则；以及在UPC与最新德国判例推动下，这套规则正在走向何处。
01
为什么SEP注定不会只是普通专利
“标准”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关系。普通专利保护的，是市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用的技术方案。而一旦某项专利覆盖了实施某一技术标准所不可回避的部分，它所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自由绕开的竞争环境，而是一个已经被标准化过程预先组织起来的市场结构。此时，专利排他权会因标准的普遍适用而被放大，实施人的技术选择则因标准统一而被压缩。
也正因为如此，标准化组织通常会要求参与标准制定并主张其专利可能构成SEP的权利人，就相关专利作出FRAND承诺，即公平(Fair)、合理(Reasonable)、无歧视(And Non-Discriminatory)。这三个词看似平实，实际上却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利益立场：权利人强调“合理”回报，实施人强调“公平”准入，法院则常常不得不在“无歧视”的阴影下重新审视双方各自认为理所当然的商业安排。SEP争议因此从来都不只是侵权纠纷，而是同时连接专利法、竞争法、标准化政策与许可经济学的复合型争议。
FRAND Dance的出现，本质上是为了回应SEP领域长期存在的两种对立风险：其一是hold-up，即权利人借助标准的不可回避性，在产业链已深度依赖相关标准后大幅抬高许可条件；其二是hold-out，即实施人在明知离不开标准的前提下，一边持续实施，一边以“愿意谈判”为名拖延缔约与付款。
这两种风险都不是理论化想象。技术标准的形成，本就意味着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技术路线的多样性，以换取互联互通和规模效应。一旦标准确立，权利人的议价能力会上升，而实施人由于已经投入研发、制造和市场布局，往往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真正“绕开”专利。FRAND Dance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是简单选边站，而是通过一套相互对位的行为要求，迫使双方在谈判中持续展示诚意：权利人不能绕开谈判直接追求最强救济，实施人也不能把“继续谈”变成无限期拖延履约的遮蔽工具。
02
Huawei v.ZTE：
欧洲FRAND Dance的基本舞谱
谈及欧洲FRAND Dance的起点，几乎无法绕开2015年CJEU的Huawei v.ZTE判决。该案的核心意义在于：法院首次较为清晰地说明，当SEP权利人已向标准化组织作出FRAND承诺，且在相关市场上可能具有支配地位时，其提起禁令或召回之诉，并非当然违法，但也不能像普通专利案件那样脱离谈判秩序而独立行使。
Huawei v.ZTE勾勒出一组具有先后顺序的互动要求：权利人应先通知侵权；实施人在表达取得许可意愿后，权利人应提出具体的FRAND要约；实施人若不同意，不得仅作笼统拒绝，而须以勤勉、善意、无拖延的方式回应，并可提出具体反要约；若继续实施标准，还应提供适当担保。与此同时，法院区分了禁令、召回与损害赔偿、账目披露等请求的性质，强调前者具有更强的排除市场效果，因此需要更谨慎地纳入竞争法审视。
不过，这份判决更像一张“乐谱”，而不是一段“教学视频”。什么叫真正“愿意取得许可”？怎样的要约才算足够具体？担保金额如何确定？这些现实中最棘手的问题，并没有在2015年被一次性解决，而是留给后续国家法院和实务逐步填充。
在Huawei v.ZTE之后，真正推动FRAND Dance进入精细化阶段的，是德国法院。慕尼黑、曼海姆、杜塞尔多夫等法院在长期SEP审判中不断面对同一问题：实施人口头表示“愿意取得许可”，究竟要表现到什么程度，才足以被认定为真正的willing licensee？
德国法院的路径具有鲜明的实务主义色彩。它们越来越少停留在抽象态度判断，而更注重谈判中的具体行为：是否及时回应？是否持续推进？是否就保密安排、许可范围、费率基础作出实质配合？是否在继续实施标准的同时就无争议部分付款或提供相应担保？在这一语境下，FRAND Dance逐渐从欧盟法设定的程序顺序，演化为一套兼具程序纪律与经济含义的诉讼测试。它要求实施人不仅“说愿意”，还要“做得到”；也要求权利人不仅提出要约，还要让自己的报价能够经受住可比许可和非歧视审查。
03
EPO的角色：
不是裁判者，而是基础设施提供者
在SEP讨论中，欧洲专利局（EPO）常被提及，但若严格区分职能，它并不是FRAND Dance的裁判者。EPO不决定某一要约是否符合FRAND，也不判断某一实施人是否足够愿意取得许可。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作为欧洲专利制度的基础设施提供者：将标准文献更充分地纳入现有技术检索体系，提升相关技术领域授权质量，并通过“专利与标准”研究报告为市场和法院提供更可验证的数据支持。
这一作用看似不直接，实则十分关键。SEP争议并不只关乎费率，更牵涉专利有效性、必要性与透明度。标准文献是否被充分检索，市场主体是否能获得更好的数据与研究支持，都会深刻影响谈判和诉讼质量。换言之，EPO提供的是“舞台与灯光”，真正裁判谁在舞池里越线、谁还能继续留在场上的，仍然是法院。
04
UPC出现后：
欧洲从“多舞厅并行”走向“共用主舞池”
2023年6月1日，统一专利法院（UPC）正式启动。对SEP争议而言，这不是单纯的程序改革，而是格局层面的变化。在UPC出现之前，SEP权利人与实施人常常需要在多个国家法院之间反复周旋：一地争禁令，一地打无效，另一地处理平行许可争议，程序与策略高度碎片化。UPC提供了一个跨成员国的集中平台，使欧洲专利，尤其是单一专利或未选择退出的欧洲专利，拥有更强的集中执行与抗辩空间。
这意味着，FRAND Dance的未来不再只是“国家法院各自解释Huawei v.ZTE”的故事。随着UPC受理的SEP案件逐渐增多，欧洲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制度场域：它既受欧盟法及CJEU判例约束，又有空间形成自身的程序管理和实体说理风格。国家法院并未退场，德国法院仍然是重要的规则试验场；但从趋势看，欧洲SEP争议的“主舞池”确实已经变大了。
05
UPC的第一批舞步：
从Philips v.Belkin到Panasonic v.Oppo
UPC早期SEP案件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并未急于把自己塑造成“全球FRAND费率裁判所”。它首先澄清的是：SEP可以在UPC打，禁令也并非当然不可得，但并不是每一起带有SEP标签的案件都会自动触发完整的Huawei v.ZTE式审查。例如在Philips v.Belkin中，法院并未真正深入展开FRAND抗辩，而是从市场力量与竞争法前提出发，表明“SEP身份”本身并不足以自动开启整套分析。
真正使UPC在FRAND问题上发出强烈信号的，是Panasonic v.Oppo。该案被普遍视为UPC第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FRAND实体判决。它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在于否定Huawei v.ZTE，恰恰相反，法院明确接受并适用这一框架；但与此同时，它不愿把FRAND Dance理解为僵硬的流程清单，而更看重双方整体行为是否足以体现真实缔约意图。换言之，UPC试图摆脱过度形式主义——不把某一步的轻微瑕疵自动放大为整个抗辩的成败关键，但也并未因此转向对实施人更宽松的立场。Panasonic v.Oppo的结果仍是禁令成立，这说明UPC要做的不是“放松FRAND Dance”，而是“整体审视这支舞是否真正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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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正在塑造实体：
可比许可、保密安排与结构化审理
今天的FRAND争议，早已不是简单的函件往返。越来越多案件表明，真正的胜负手往往出现在程序层面：可比许可协议能否调取与披露，哪些商业信息需要放入confidentiality ring，法院是否愿意围绕SEP/FRAND进行特别结构化审理，以及如何在有限庭审时间内让技术、经济与竞争法问题形成一条可供判断的清晰叙事。
这意味着，FRAND Dance已从一个谈判隐喻演变为一套高度依赖案件管理能力的诉讼工程。没有可比许可，FRAND就难以具体化；没有适当保密安排，当事人又不可能安全地披露全球许可网络；没有结构化程序引导，SEP案件则极易在技术说明、费率争议和竞争法指控之间失焦。谁能让自己的交易网络、技术映射和谈判记录以更清晰的方式被法院看见，谁就更可能让法官相信：自己不是借FRAND争议拖延时间，而是在认真完成一场本应完成的谈判。
如果说Panasonic v.Oppo体现了UPC对FRAND Dance的整体化理解，那么2026年的Renault v.Broadcom（Avago）则展示了德国慕尼黑法院如何把这支舞的后半段拆解得更精细。该案表面上是车载以太网SEP争议，实质上却是对“许可意愿”“FRAND区间”与禁令门槛关系的一次集中表达。其意义还在于，涉案标准已不再是传统蜂窝通信，而是IEEE 802.3bw车载以太网，说明SEP风险正在向智能汽车内部网络等新场景外溢。
该案最受关注的理论推进，是法院将实施人的“许可意愿”区分为外部许可意愿与内部许可意愿。所谓外部许可意愿，主要用于识别是否存在明显hold-out；在法院看来，实施人就无争议部分付款并提供担保，通常是外部意愿存在的重要迹象。只有在这一前提满足后，法院才进入对权利人要约是否位于FRAND合法范围内的内容审查。若法院进一步认为权利人的最终要约本身落在FRAND可接受区间内，而实施人仍拒绝接受，则问题就不再只是“有没有表示愿意”，而会进一步转化为“是否具有内部愿意成交的真实意愿”。这实际上提高了实施人仅靠谈判姿态抵御禁令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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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抽象“合理”到可审查“区间”：
FRAND corridor的方法论意义
Renault v.Broadcom的另一项重要推进，是对FRAND corridor的讨论。法院试图借助可比许可协议，构造一个具有上下边界的FRAND容许区间，并根据可比对象的接近程度、产品与企业规模、许可范围与谈判行为差异，对该区间进一步收缩或校正。
这一方法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会立刻成为全欧洲统一公式，而在于它改变了FRAND审查的重心。过去，FRAND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抽象公平原则，法官更多是在语言层面判断某一要约“看起来是否过分”；而corridor的引入，则意味着法院正尝试把判断转化为更具经济可视性的结构。权利人的要约，不再只是“高”或“低”的印象，而会被放入由可比许可网络、非歧视要求与市场地位共同构成的参照带中观察。对实施人而言，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反要约不再只是商业讨价还价文件，也可能反过来成为法院判断其是否真正willing的证据。如果反要约明显脱离法院可接受的FRAND区间，案件争点就可能迅速从“双方价格有分歧”转化为“实施人是否根本没有真诚完成谈判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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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后退，司法前进
欧洲一度试图通过立法对SEP争议进行更强的制度化干预。2023年欧盟委员会提出SEP Regulation草案，设想建立更系统的SEP登记、必要性核查以及诉讼前FRAND determination机制。若该方案推进，FRAND Dance的一部分可能转入行政或准行政程序中展开。
然而，提案在2025年被撤回。至少在当前可预见阶段，欧洲SEP争议并未走向以行政机制为核心的治理路径，而仍主要在司法系统内部继续演化。这一变化的含义非常直接：未来几年最值得观察的规则增量，仍将主要来自法院，而非监管机关。也正因此，今天讨论SEP FRAND发展趋势，越来越离不开德国法院与UPC：前者在willingness、security与comparable licenses上持续输出高密度判例，后者则以跨境平台身份，尝试用更统一的程序与实体框架重述这些问题。立法暂时退后，并未让这场舞停下，反而让更多聚光灯重新打回法庭。
回到文章开头那个比喻：FRAND Dance之所以长期吸引关注，并不是因为它多么戏剧化，而是因为它把现代技术市场中最棘手的一组矛盾，浓缩成了可被法院逐步审视的一系列动作。权利人不能借SEP地位之便，一边享受标准化带来的市场力量，一边完全摆脱谈判秩序的约束；实施人也不能在明知无法绕开的前提下，一边持续实施标准，一边把“还在谈”变成长期拖延履约的护身符。
从Huawei v.ZTE，到德国法院的细化，再到UPC与Renault v.Broadcom的推进，欧洲过去十年所做的事情，本质上就是把抽象平衡转化为更可识别、更可证明、也更可执行的司法标准。FRAND Dance因而不再只是一个好记的比喻，而逐渐成为观察SEP许可秩序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从来不只是报价本身，而是双方在标准不可回避这一现实面前，究竟愿不愿意以相对诚实的方式完成一场本应完成的谈判。
如果说这支舞最终会留下什么真正有分量的启示，那么大概是：在SEP的世界里，决定你是否还能继续留在舞池中央的，终究不是你说自己多想跳，而是音乐停下之前，你有没有真正迈出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