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理想国imaginist ，作者：理想的编辑部，原文标题：《打工人，请保护好你的心脏！》
《疼痛难免》
上个月，张雪峰心源性猝死的消息震动全网，而在昨天，丝芭传媒总裁王子杰也因心源性疾病猝然离世。
高强度的工作、不规律的作息和持续的精神压力，无一不在透支着现代人的身体，我们的心脏正在承受越来越重的负荷，不仅是中老年人，因心源性疾病猝死的年轻人也在不断增多。
心源性疾病的隐藏性很强，发病前的很多征兆常常被人们忽视，一旦发病，抢救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常年服务于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急救系统的高级急救员杰克·琼斯就曾坦言：“大多数心脏停搏的人都撑不过来。”
下文里，我们就将跟随杰克·琼斯的视角，深入院前急救第一线，还原一名专业急救医生在患者发病后竭尽全力所做的每一步。希望这份真实的记录，能让我们再次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以及健康之于每个人的重要意义。
01
救治的最终目标是“活到出院”
他帮我挡住厕所大门，指向一个隔间——“人就在里面。”——然后他就消失了。
我的眼睛消化着面前的景象。一阵加速的颤动击中了我的身体：我迅速评估，同时形成着急救方案。
里面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病人。他身形胖大，年龄或许有50，也可能是30。他没有坐在马桶上，而是双膝跪地，佝偻在马桶和隔间门之间，就像一只从高处扔下的布袋，又像在以一种意外的姿势跪拜。他显得惨白，发蓝，发灰。没有动作，也没有呼吸。
我一边把他拖出隔间，一边扳住他肩膀，笨拙地给他翻了个身，使他正面朝上，再把一只脚垫到他的头下，防止他在地砖上撞坏脑袋。我掀起他的T恤，从除颤器上取下电极板，拍到他胸口上，然后打开了仪器。观察他心律的同时，我也给球囊面罩连上了氧气。心律在屏幕上出现了：很慢，有心跳的形状;但又太弱，产生不了脉搏。
我跪到病人的头后方，手指交叉，掌心向下，放在他胸口中央。我绷直手肘，挺直背部，开始有节奏地向下按压。我几乎使出了全部力气，一按一放，一按一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按到三十下。接着我撤开双手，抱起他的头，将他的鼻子和下巴抬高。
我左手托住他的下巴，右手拿起球囊面罩，放到他口鼻上。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面罩，将他的下巴向上一托，牢牢贴住塑料面罩的垫圈，形成气密状态，然后在球囊上挤了两下。
病人的胸部升起、扩张、降下，升起、扩张、降下。这一步持续了两秒。我按下对讲机上的紧急按钮，接着将双手放回病人胸口。我再次绷直手肘，使劲向下按压，并再次数到了三十。
“心脏病发作”和“心脏停搏”常被合并使用。我怀疑这个病人是心脏病发作，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即冠状动脉堵塞导致的心肌死亡，但他的心脏同时也停搏了，即心脏泵血功能中断或严重下降，结果血液不再流向重要器官，尤其是脑——实际操作中，就是他的脖颈上摸不到脉了。
我认为其原因很可能是呼吸衰竭。要么是药物扰乱了调节他呼吸功能的线路，要么就是他在嗑药之后瘫倒，致命地堵塞了气道。但真正关键的问题还是他在黄泉路上走了多远。他停止呼吸有多久了？这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如果治疗得当，还能把他再拉回来吗？还是他已经走过了关键节点，一去不返了？
打开厕所隔间门的那一刹那，我已经有了薛定谔之谜的部分答案。但最重要的那道谜题，即病人是否还能存活，却依然悬而未决。这个意义上，病人现在仍隐藏着，仍锁在一道门里。他仍处在亦死亦活的叠加状态。
我们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排除了其他病因，还针对嗑药过量和缺氧做了治疗。我塞了一根压舌板到病人嘴里，抬起他咽喉处的组织，查看他气道中是否有异物、呕吐物、分泌物等其他东西阻碍了呼吸，接着又塞进一根橡胶气道装置为他改善通气。
一位同事在他的胫骨处扎入一个针头，输入肾上腺素、盐水和纳洛酮，以逆转我们认为的阿片剂的作用。心脏按压也始终没有停下。
药物的作用可说是立竿见影：不到两分钟，病人就有了脉搏。我们停止按压，记下了时间：在这神奇的一刻，他恢复了自主循环。我们来时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脉搏的病人，现在他有了。但故事到这里还不算完，他还远远谈不上治愈。
我们稳住他的状态，做了所有检查，又给他输了些纳洛酮，然后清理了现场。周围空间狭小，就算有了好几个帮手，要移动病人也很困难。我们将他抬上推车床，但他的胳膊大剌剌地从两边垂了下来。
我们将这两条胳膊绑在担架床的栏杆上，好不让它们摇来荡去。在一小群超市顾客的注目下，我们一边用球囊给他通气，用监护仪查看他的心跳、确认他有脉搏，一边将他慢慢地推向救护车，准备运去医院急诊部。
当我们抬病人上车时，他的生死仍悬于一线。他稳住了血液循环，对治疗也很快有了反应，但这无疑是肾上腺素的作用。肾上腺素能激发积极的初始反应，但后续会有更消极的长期结果。他现在正处于静默状态，我们还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然后，就在我们准备发车时，病人抬了抬肩膀，腹部向内收缩，胸部也扩张开来：他刚刚靠自己呼吸了一次。我们在高峰时段的车流中穿梭，他也继续呼吸，我发现自己在祈祷他能活下来。
急救工作有时会遇到这种场面：虽然气氛悲伤，但死亡似乎是恰当的归宿，因为患者的生命之路已经走完。但也有许多时候，我们是在帮患者打一场保卫战，纠正一个必须纠正的错误。
一开始，你希望每个人都能被救活。这是人之本性，也是值得自豪的事。你会想，只要把工作做对，你就能纠正一切偏差，避免一切悲剧。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大多数心脏停搏的人都撑不过来。
这残忍的真相会将你的热情砸得粉碎，逼你认清自己的位置，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你是谁或者做什么都无关紧要，该发生的总会发生。关键是，你要接受现实，但同时仍全力以赴。死亡乃是常事，幸存才是例外，你只能恪尽本分，将其余托付给薛定谔的神秘盒子。
我们到达医院时，病人已经恢复了自主呼吸，那是动物一般的深深喘息。我们交给医院的，是一个原则上已经救活的人。
救治的最终目标是所谓的“活到出院”：病人能在救治结束之时走出医院，无论这一过程多么漫长。我希望这个病人也有这样光明的未来——虽然我的内心也不乏疑虑。这又是一个盛放着多重现实的薛定谔之盒，其中的谜团只能靠时间解开。
02
对于无法拯救的生命，能做的只有把流程做对
公寓的大门敞开着，因为警察已经进去了。我们走过一条长长的过道，下了几级楼梯，进入了一个塞满家具和人的昏暗房间：里面有一队警察，一名双手捂脸的妇人，还有一个身着睡袍的老人。房间中央，三名警员正簇拥成一团跪在地上，一个在数数，另一个随着数字向下按压。
那是一个裹着尿布的小小婴儿，正平躺在地板的地毯上。婴儿苍白、疲软、一动不动。看样子大概九个月大。婴儿的四肢向外张开，躯干像一只易碎的玻璃管，上面刻着道子，还绷着皮肉。一般婴儿的皮肤都是粉色，这一个却不是。
活的肌肤应该泛着光彩，混合着斑点和潮红：有血液灌注的樱桃粉，有深蓝的静脉，还有充满活力的组织发出的代谢光泽。皮肤的表面应该有微小的差别和变化，诉说出生机。但这个孩子的皮肤却蒙上了一层单调、褪色的膜，仿佛一件旧物。
我来到病人头顶位置，从脚到头地看着婴儿，我没有观看其面容、询问其姓名，连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没有考虑。
我的一名同事跪到婴儿脚边，双手兜住他/她的胸廓，用大拇指在婴儿胸口中央有节奏地按压起来。另一名同事取出一小只球囊面罩，整理好形状，罩到了那张小脸上，然后向口袋大小的两肺中挤进两小口氧气。
按压的同时，她又将一根纤细的气道管轻轻伸进婴儿嘴里，并将婴儿的肩膀垫了垫，好将躯干略微抬起，从而打开气道。又通了两次气，婴儿的胸腔有了起伏，像是正常呼吸了。
这时第四名急救队员也加入了我们。在现场，我们绝不拖泥带水，但也想把事情做对，想在送院之前把流程顺利走完——一旦做完力所能及的修正，我们就通知医院开始上路。
我将除颤器的电极板放到了玩具娃娃似的躯干上，它们在无瑕的幼年皮肤上牢牢黏住。屏幕上现出了读数：这孩子没有心电迹象。我们对此并不意外。本就微弱的希望火苗继续衰微。
我们在婴儿身上查看有没有伤口、疹子、淤青等一切明显的线索，又迅速扫视了一圈房间，想找到任何使人怀疑或担忧的物品。婴儿的体温很低，但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血糖的读数也很低——这不一定是病因，但肯定是我们要纠正的。等一接好输液管，我们会马上给婴儿输葡萄糖和肾上腺素。
我将EZIO骨髓输液器对准了孩子胫骨的顶端。这是一把小型手持电钻，前端是一大根针头，能刺穿皮肤钻入骨头，让我们能将药物直接送入血流。我按下开关，马达咝咝作响，我向前一顶针头，表皮拉紧、破开。电池先是没电后又恢复，针头轻轻钻进了骨头。
我拔出针芯，留下套管，在婴儿的皮肤表面设立了一个具有科幻气息的接口。这说起来像是在给婴儿上刑，但我并没有顾及钻探的血腥之处，我只在乎把事情做对。我们所有人关心的，无非是一定要把事情做对。
这是一个没有醒来的孩子。是时候转移阵地了。现场能做的工作都已做完，我们安装好了所有设备，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最初的关键时刻尽我们所能创造了最好的机会。我们用通气和气道管理实现了最大供氧。
我们向病人的骨髓里输液给药，包括小剂量盐水、葡萄糖和肾上腺素。我们尽力做了最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并维持了镇定自若有条不紊的作风，没有在意呼之欲出的悲伤思绪和抢救现场的可怕景象。总之，我们严格遵照了流程。
我们的下一个考验是将病人运出公寓，送上救护车。为此我们要爬一段楼梯，穿过一道走廊，踏上外面的马路，再登上我们的车，全过程中还必须始终为病人复苏。
这是一次三人行动。我用左前臂托住婴儿的小身躯，让婴儿的头部枕着我的手掌、双腿垂在我胳膊两侧。我的另一只手握住婴儿的躯干，在胸部中央有节奏地按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同时我的搭档在一边用手稳住婴儿的头，让气道管不掉出来，并微微抬起了婴儿的下巴，一边挤压气囊：一下……两下……都是在我停止按压的时候才送气。
还有一名同事在我们前面领路，还负责带好除颤器、氧气包以及婴儿身上连着的液体和药物。我们一行人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缓缓行走，就像是一只不对称的节肢动物，两个头朝前，一个头朝后。我们一路上互相警示，绕过障碍，给按压计数，并时不时看一眼屏幕上的心律。
我们相互配合登上了救护车，将婴儿平放到担架床上。婴儿一下子显得那样渺小，就好像在巨大的白色床单上漂泊。救护车上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为这个体型的孩子设计的。这么小的生灵本不该经历这些。
我推开这些感慨，专心工作。现在要重新检查一下心律，再输点药。我们将重新定位，重新评估，通知医院，然后上路。
有一类工作任何急救人员都想极力回避：小儿心脏停搏。干我们这行可能对疼痛和暴力、受伤和死亡变得无动于衷。但小儿心脏停搏却无一例外，是谁都不想接的。
我们正在赶向医院，运送着一个注定活不下去的孩子。我们已经稳住了气道，按压过胸腔，朝肺里挤压了氧气，也输入了药物，但这一切并不会改变结果。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刚才和患儿的母亲几乎没有交流。她已经跟着警车来到了医院，待会儿会有急诊部的医生跟她谈话。我们不必对她说那些判定生死的话，也不必向她解释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医生又为什么无能为力了。
我们会在外面听到她哭泣，但不必在她得知真相之时见到她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