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区富祝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国内生产总值同比稳步增长，工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速，服务业持续修复，货物进出口规模明显扩大，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从主要指标看，生产供给端恢复力度较强，新动能加快培育，对外贸易表现出较强韧性，显示出我国经济体系在复杂外部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支撑能力。
但在总量改善的同时，也需要看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结构性特征：生产端修复快于需求端，消费和投资恢复相对偏缓，价格水平总体低位运行，外需对增长的支撑作用虽仍存在，但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更有必要从供需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出发，分析当前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及其变化方向。
本文在梳理一季度经济运行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供需结构分化的内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在约束转移背景下，如何通过提升需求承接能力来巩固经济向好基础。
一、良好开局：供给优化带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2026年一季度，在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作用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恢复向好态势。从主要指标看，生产供给持续改善，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对外贸易表现较强，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特征进一步显现。
从结构上看，本轮“良好开局”的突出特征在于供给优化的加快。一方面，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领域表现较为活跃；另一方面，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风电设备为代表的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机电产品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撑。同时，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
4月15日拍摄的第139届广交会现场。图源：新华社
总体而言，一季度经济“向好”的基础，首先体现为供给侧的确定性增强，即生产能力、产业体系和出口竞争力在复杂外部环境中保持了较强韧性。这种供给侧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
但需要看到，供给优化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运行结构已经趋于均衡。从更深层次看，正如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所言，当前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向好基础仍需巩固[1]。
二、核心矛盾仍然突出：供强需弱的结构性分化仍然存在
从一季度数据来看，当前经济运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强需弱”特征。生产端恢复快于需求端，成为当前阶段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如图1所示，通过对比主要指标可以发现，工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服务业也延续修复态势，出口增长较为强劲；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相对偏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处于低位，房地产投资继续承压。整体呈现出“生产端领先、需求端滞后”的格局。
如果需求侧恢复滞后，则供给侧扩张将面临价格下行和利润收缩压力，从而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和经济内生动力（由经济系统内部因素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等决定，而非外部因素驱动）。
因此，“增长能否被需求有效承接”成为当前巩固经济向好发展的关键。
图1一季度经济运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强需弱”特征。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作者整理。图源：作者绘制
进一步看，需求修复滞后具有较强的结构性原因：
一是居民收入预期仍有待改善。尽管就业总体稳定，但收入增长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仍不足，对消费决策形成约束。
二是房地产调整削弱了财富效应。过去一段时期，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放大器”作用，而在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后，这一机制明显减弱。
三是地方财政约束趋紧。在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部分公共服务和消费相关支出的扩张受到制约，影响了对居民消费的支撑力度。
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需求恢复呈现出明显的“预期约束”特征，其修复速度慢于政策驱动的供给侧调整。
因此，就当前阶段而言，需求侧约束的影响更为突出。一方面，消费和投资恢复相对滞后，需求对供给的承接能力不足；另一方面，需求预期偏弱对企业生产和投资行为形成反馈约束，使得经济运行呈现出一定的“内生动能不足”特征。这也是当前低通胀、企业利润承压等现象的重要原因。
但与此同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将问题归结为“需求不足”，而忽视长期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从更深层次看，我国供给体系仍存在结构性短板：一是高端制造领域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仍需突破；二是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高质量供给仍存在缺口；三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供给能力仍有待提升。这些问题表明，供给体系对需求升级的适配能力仍需增强，供需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错配。
可以将当前经济运行的矛盾概括为：短期看，需求侧承接能力不足成为主要约束；中长期看，供给侧结构优化仍是决定潜在增长能力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宏观政策需要在“稳需求”与“优供给”之间实现动态协调，以推动经济的内生增长。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7695亿元，同比增长2.4%。图源：新华社
三、外部环境变化：外需对经济的稳定作用趋于弱化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我国外部需求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尽管一季度出口保持较快增长，贸易顺差规模进一步扩大，但这一现象需要从结构角度加以审视。
首先，贸易顺差的扩大具有“双重属性”。
一方面，它反映了我国制造业体系的完整性和出口竞争力，尤其是在绿色制造和机电产品领域的优势持续巩固；但另一方面，顺差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内需相对不足，部分产能需要通过外需加以消化。顺差扩大也带来了外部摩擦风险的上升[3]。
其次，外需本身的不稳定性明显上升。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频繁，这些因素均可能通过成本、市场准入和供应链等渠道，对我国出口形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外需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较以往明显下降。
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动荡，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我国出口结构产生了阶段性影响。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之一，该海峡承担着约20%—30%的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一旦受阻，将显著推高能源价格并扰动全球供应链。在这一背景下，能源安全问题被进一步强化，部分国家加快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对新能源设备、电力装备等替代性产品的需求阶段性上升，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 2021—26年一季度机械及运输设备（7类）、陆路车辆（78章）出口额占比及其同比增长率。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作者整理。图源：作者绘制
图3 2021—26年一季度陆路车辆（78章）出口在机械及运输设备（7类）中的比重。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作者整理。图源：作者绘制
就短期而言，这种冲击可能对我国新能源和机电产品出口形成一定的“外生性拉动”。一方面，能源价格上涨提高了传统化石能源使用成本，客观上增强了新能源的相对经济性；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出于能源安全考虑，加快风电、光伏及相关设备部署，从而带动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增长。
但从中长期看，这类地缘冲击对外需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双重效应。
一方面，能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和供应链不稳定，将抬升全球生产成本并压制总体需求，可能对全球投资和贸易形成收缩效应；另一方面，贸易成本上升、运输受阻以及金融条件收紧，也可能削弱跨境贸易的稳定性[4]。因此，地缘冲突所带来的出口“促进效应”更多体现为阶段性和结构性的变化，而难以转化为持续稳定的外需支撑。
更为关键的是，这一现象也再次表明，外需增长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和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影响，其波动性和不可控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将出口增长简单视为外需稳固的表现，可能低估潜在风险。相反，更需要从内外需结构协调的角度，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再次，过去较长时期内，外需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缓冲器”的作用，当内需偏弱时，出口能够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但在当前环境下，这种机制的有效性正在减弱。
如果内需长期偏弱，而外需又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则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将面临挑战，如图5所示。因此，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长必须更加依靠内需形成稳定支撑，推动内外需结构更加均衡。
图4 2011—24年中国GDP结构的变化。注：最新数据仅到2024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作者整理。
四、长期低通胀：需求约束的集中体现
从价格指标来看，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低通胀特征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含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9%，核心CPI同比上涨1.2%，整体仍处于温和偏低区间；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0.6%，虽降幅有所收窄，但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实际上，自2022年以来，我国PPI已连续多年处于负区间，如图6所示，且在部分阶段与CPI低位运行同时出现，反映出供需关系的深层次变化。
图6 2011年1月—2025年8月PPI变化率。数据来源：金十数据中心，作者整理。
从消费端看，当前价格上涨更多集中于服务和部分结构性领域，而商品价格整体仍偏弱。分项数据显示，交通通信价格同比下降1.1%，居住价格下降0.2%，猪肉价格下降超过10%，这些因素对整体CPI形成明显拖累。相比之下，文旅、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回升，说明局部消费需求正在恢复，但尚未形成广泛、持续的价格支撑。
从生产端看，PPI持续处于低位，表明工业品价格整体仍面临下行压力。尽管随着政策效应显现和部分行业需求改善，PPI降幅有所收窄，甚至在3月份出现阶段性转正，但整体仍未摆脱低位运行状态。这反映出在产能恢复较快的背景下，终端需求尚不足以支撑价格全面回升，企业仍需通过压价来维持销售。
CPI与PPI之间的“剪刀差”具有以下含义：一方面，消费端需求恢复有限，难以向上游传导价格；另一方面，供给端产能释放较快，加剧了价格竞争压力。这种格局反映的是“供给扩张快于需求恢复”的状态。
在笔者看来，当前需求约束的长期化，还与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要素禀赋结构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形成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在工业化阶段具有显著效率优势，推动我国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实现长期高速增长。但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这种以“劳动要素+制造业”为主导的分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前供需结构的特征：一方面，生产能力持续强化并形成规模优势；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和消费结构的提升相对滞后，内需扩张动力不足。
从国际经验看，不同要素禀赋结构对应不同的增长与需求结构。当一国主要依赖劳动要素参与分工时，其经济往往表现为生产占比高、消费占比相对偏低；而当要素优势转向技术、人力资本及生产性服务业时，收入水平和消费占比通常同步提升，内需在经济中的支撑作用也显著增强[5]。相应地，结构转型的关键，不仅在于产业升级本身，更在于要素结构由“低成本生产要素”向“高附加值要素”转变。
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可以看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制造业体系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显著增强，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和供给枢纽，在多个领域形成了规模优势与综合竞争力。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推进，我国在部分中高端环节的参与程度持续提升。
但总体来看，在部分高附加值环节（如核心技术、关键设备、知识密集型服务）仍由发达经济体主导。这种分工格局意味着：我国通过出口获取的收入，有相当部分需要用于进口技术服务和关键投入品，而掌握技术优势的经济体，则通过高附加值环节获取更高收入并形成更强的消费能力。由此形成的结果是，生产能力较强而最终需求能力相对不足，在宏观层面表现为长期低通胀和需求约束。
五、可能的关键抓手：以生产性服务业与“投资于人”为导向重塑需求承接基础
在当前供需结构调整过程中，需求承接能力的提升，不仅依赖于短期政策刺激，更取决于供给体系与要素结构的深层调整。从这一意义上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投资于人”构成了重塑需求基础的两个关键方向。
从供给体系看，生产性服务业处于连接技术进步与产业应用的关键环节，其发展不仅关系到供给质量的提升，也影响收入创造能力和需求结构的演进。随着经济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在价值链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其对收入水平、就业结构以及消费能力的影响也更加直接。因此，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是增强需求承接能力的重要途径。
从要素结构看，“投资于人”逐步成为影响需求形成的核心变量。相较于传统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导的发展方式，人力资本的积累更直接关系到收入增长、预期稳定以及消费能力的提升[6]。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需求的形成越来越依赖于劳动者技能水平、就业质量及其长期收入预期，这使得“投资于人”从辅助性因素转变为基础性条件。
人社部今年聚焦投资于人，组织实施青年技能提升、农民工康养服务技能提升、低空经济技能人才培育、新能源汽车技能就业、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等5项培训行动。图源：新华社
进一步看，生产性服务业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具有显著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力支撑；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提升也需要通过高附加值产业来实现价值转化。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经济从以生产扩张为主导，向以供需协调为特征的增长模式转型。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过程本质上体现为要素禀赋结构的重构，即由以低成本劳动要素为主的比较优势，逐步向以技术、人力资本和服务能力为核心的综合优势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供给侧结构，也在深层次上塑造需求能力与消费结构。
因此，提升需求承接能力，需要在更长时间尺度上推进要素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演进，使供给能力的提升能够同步转化为收入增长和需求扩张，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参考文献：
[1]王雨萧，黄垚（新华社）．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0%［EB/OL］.［2026-04-19］https://www.news.cn/fortune/20260416/f6c51cd5ac734705a00937bd75a6076f/c.html
[2]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EB/OL］．（2026-04-16）［2026-04-19］．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4/t20260416_1963330.html．
[3]毕马威．毕马威发布2026年一季度《中国经济观察》：2025年经济韧性与分化并存，2026年政策蓄力构建再平衡［EB/OL］．（2026-02-11）［2026-04-19］．https://kpmg.com/cn/zh/media/press-releases/2026/02/kpmg-released-its-q1-2026-china-economic-outlook-report.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4]刘畅．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全球20%的能源受到影响对全球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EB/OL］．（2026-03-04）［2026-04-19］．https://www.cpnn.com.cn/news/baogao2023/202603/t20260304_1869790.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5]Kuralbayeva K,Stefanski R.Windfalls,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specializ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3,90(2):273-301.
[6]Caselli F,Coleman II W J.The U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A reinterpret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109(3):584-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