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投中网 ，作者：刘燕秋，原文标题：《拾日谈 | 60.70.80，三代人的风险投资史》
中国风险投资走过20年，从美元基金集体入华到本土创投崛起，从互联网狂欢到硬科技崛起，三代投资人亲历了行业从神秘走向大众、从高光步入调整的全过程。60后奠基、70后深耕、80后破局，他们对风险投资的理解、对项目的审美、对未来的判断，既有着代际差异，也藏着不变的底层逻辑。
4月22日，在“第20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上，投中信息CEO杨晓磊特邀北极光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邓锋、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Monolith砺思资本创始合伙人曹曦三位嘉宾，共话创投20年变迁，探寻穿越周期的定力与长期价值，一场关于代际、认知与未来的深度对话就此展开。
关于年龄和代际，邓锋认为，60后赶上中国全面上升时代，是比80后更幸运的一代人。在他看来，自己和年轻一代没有隔阂，比起生理年龄，更重要的是认知同频。米磊的看法是，生在中国，60、70、80和90后，都是时代的幸运儿。60后筑基、70后深耕硬科技，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时代战场。曹曦则认为，时代变化这么快，物理年龄已经不重要了，大家都有共同的时代年龄，这个时代年龄就是AI变革时代。
“无论是行业老兵，还是新生代投资人，持续学习都是最大底气。心怀望向远方的远见，奔赴太空探索、可控核聚变等人类未来，同时坚守稳定价值观，持续迭代升级投资审美。”杨晓磊总结道。
以下为现场实录，由投中网进行整理。
“VC不是资本家”
杨晓磊：今天这场对话，嘉宾横跨60、70、80后三代投资人。去年我们出版了《中国风险投资史》一书，发售半年成绩不俗。除了我们投入大量素材、人力、物力，各位行业前辈用心支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本书记录了一个极具价值的领域，中国风险投资二十年发展历程。这个行业兼具资本属性与造富效应，同时又和当下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科技创新紧密相关，因此也获得了大众层面的广泛认可。
这本书把过去相对神秘的创投行业带到了大众面前。书中始终强调一个关键时间节点：2005年。这一年是美元基金集体来华设立的元年，也是中国本土创投萌芽起步的一年；巧合的是，2005年同样是投中信息成立的年份。时至今日，中国风险投资恰好走过完整20年，如同人生一般，正值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壮年。回望这二十年，行业有高光、有低谷，有人起高楼，有人宴宾客，有人楼塌了，也有人二十年始终坚守在牌桌上。
今年年初我走访调研了50多位行业从业者，深刻感受到当下行业正处在范式转换的关键时期，从业者普遍充满困惑。今天特意邀请三位嘉宾同台交流，希望达成三个目的：第一，梳理三代投资人的代际差异，沉淀可传承的行业经验，探究三个年代对项目审美、项目定义的认知变化；第二，跨越近20年年龄差距，寻找风险投资求变与不变的底层共通逻辑；第三，为当下投资人厘清方向，探讨风险投资穿越周期、眺望未来的价值，聊聊创投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应当扛起怎样的责任、长期追求怎样的价值。我们畅所欲言，聊到哪儿算哪儿。
三位投资人各用一句话简单介绍即可，不再重复完整自我介绍。
第一位是我心中的华人之光，北极光创投邓锋先生；第二位是持续深耕硬科技、践行硬科技投资理念的中科创星米磊先生；第三位是当下行业当红、深受GP和LP、创业者与企业家喜爱的Monolith曹曦先生。
我们正式开始讨论。首先聊两个共性问题：各位如何理解风险投资与个人的关系？结合自身经历，外界对创投行业存在哪些误解？这些误解是否会给各位带来困惑？
邓锋：你刚才提到2005年创投起步的时候，不知道老邝（邝子平）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是有过交流的，当年还一起合过影。2005年我担任华源协会会长时举办过一场活动，叫中美IT CEO论坛，今天很多中国投资界、互联网行业的大咖，当年都参加了。会上我还给熊晓鸽颁了一个奖，他后来跟我说那是他人生第一个风险投资奖项，尽管他入行比我还早。现在想起2005年，很多往事历历在目。
美元风险投资正式进入中国大概是2004年夏天，那一年华登、硅谷银行联合组织了一次中国之行，把红杉、KPCB等一众美国顶级风投机构都带到了中国。我当时也参加了。从那次行程之后，美国各大机构才真正开始布局中国市场。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其实外界对我们有很多误解。我也反复在讲：不要把风险投资人当成资本家，更进一步说，不要把VC归为金融行业。PE更偏金融，但早期VC本质上是和创业者站在一起的，我们日常思考的问题，很多时候和企业家是高度一致的，比如产品思维、PMF（产品市场匹配）等，做早期投资尤其如此。
我们和企业家是同一阵线的，不靠金融工程赚钱，而是依靠创新本身带来的价值创造。外界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我们是资本家、靠钱生钱。PE在某些情况下会使用杠杆，可能更接近这种理解，但VC真正依赖的，是认知和创新。这是我最想澄清的一点。
杨晓磊：谢谢邓总。核心就是：不要把VC当成资本家，尤其不要把VC等同于金融行业。
米磊总，你在行业里遇到过哪些误解？
米磊：邓总说的我非常认同。我打一个比方：中美科技竞争日益加剧，风险投资在其中扮演着关键性的支撑角色。因为企业家是站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突破一线的，但他们也需要“粮草和弹药补给”，这就需要创投机构持续为前沿探索提供资本、资源与耐心。受跨境贸易波动影响，美元和人民币投资收缩，风险投资行业面临显著压力，募资、退出和估值都面临较大压力。作为连接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重要桥梁，创投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创投是推动国家科技创新的一线力量，因此，近些年来，国家也高度重视风险投资，明确认识到创投是科技创新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支撑环节，并将其与传统金融业务加以区分，完善更符合创新规律的支持政策。
美元资本受限、美国CFIUS审查趋严，直接导致国内创投行业大幅收缩。创投本就是推动国家科技创新的一线力量。就像抗美援朝结束后后勤部队升格为总后勤部，国家近些年也高度重视风险投资，明确认识到创投是科技创新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支撑环节，必须把创投和传统金融区分开来。
杨晓磊：感谢米总，格局一下就上来了。曹曦总，你怎么看？
曹曦：我同样认为VC不属于金融行业。还有一个很普遍的误解：不管是媒体报道还是行业会议，经常要求风险投资人去讲解该如何创业，这本身就是一种角色错配。投资人的核心能力是判断和筛选，而不是替创业者做运营决策——这是两种不同的专业能力。
VC投资就像投资英超、欧冠球队，我们的核心是判断哪支队伍有机会夺冠，通过组合下注布局。但外界却要求投资人精通球队战术，分析该用532阵型还是442阵型、球员该左脚射门还是右脚射门，这完全是错位。我们不是咨询公司，咨询公司能给出具体落地执行方案，而我们的核心是筛选优秀创业者，创业者本身一定比投资人更懂自己的业务。
杨晓磊：你提出这个观点，不担心创业者对投资人有看法吗？我观察下来，创业者反而很喜欢懂他们的投资人。
曹曦：懂创业者，和比创业者更懂他的业务，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理解创业者、共情创业者是必须的，但我从不担心创业者比我专业，反而最好创业者比我懂业务。如果创业者觉得自己还不如投资人懂公司，那这家企业就出问题了。
邓锋：我和曹曦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讲的选赛道、选创业者是对的，但投资也不能简单理解成赌博。首先，要对赛道、团队有深刻的认知；同时大家也都认同，投中优秀企业确实有运气成分，能遇到好公司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并不完全是自身能力的体现，但前期充足的认知积累是必要前提，这是第一点。
美国风投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和现在新生代不太一样。我刚做风投时，一直认为投后服务非常重要。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通过投后管理、用产品经理思维帮助企业发展，企业家认可你，未来也会带来更多合作机会，包括资源的引荐。
中国的风投环境和美国还是存在差异的。国内很多投资人并不是产业出身，但要真正理解一个行业，往往需要长期的产业经验。我自己有过实业创业经历，这一点在和企业家沟通时更容易形成共识，企业主动选择我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这种认同。
但同时，有过企业运营经验的投资人，更要有边界感。不能事事介入，也不能期待企业全盘采纳你的意见。企业的经营者是创始人，我们不是驾驶员，而是提供建议的人，最终决策权在创始人手里。否则企业就变成替VC打工了，这完全本末倒置。所以分寸感非常重要。
关于企业如何看待投资人，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完全不一样，有的更偏向资源和支持，有的更关注独立空间。从业二十年我的感受是，如何把握边界、结合中国本土特点调整投资方式，以及如何与80后、90后创业者沟通、提供价值，是非常有技巧、也非常有挑战的事。既要帮助企业成长，又不过度干预，同时还要有前瞻性的判断，才能真正帮到企业，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
杨晓磊：米总怎么看？你更认同哪一方的观点？
米磊：风险投资本身既有专业判断也有概率属性。邓总说得很对，对行业、产业、技术研究得越透彻，投资成功概率就越高。风险投资的核心收益来源是认知变现。通过对行业、产业、技术的持续深耕，不断提升判断胜率，是实现长期稳定回报的根本路径。资金投入本身确实伴随不确定性，但认知积累越深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就越强。
杨晓磊：你很好地中和了两方观点。曹曦提到投资是组合下注、筛选标的，逻辑也成立。
“我们就是做投资的，没那么多宏大的想法”
杨晓磊：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先从邓总聊起，每个人聊两个问题时间就差不多了。《中国风险投资史》里记录了你的创业经历，我很早就了解，这也是我称你为华人之光的原因。你在那个年代成为硅谷最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刚才你也提到，企业被Juniper收购后，你进入公司负责并购与投资业务。
邓锋：是担任首席战略官，负责并购业务以及中国区战略布局。
杨晓磊：也就是说，从Netscreen融资开始，风投介入、后续并购投资，整个过程深刻影响了你的创业路径，也改变了你后续的职业选择。甚至因为风投介入，你在创业阶段就做出了离职转型的决定。90年代到2000年初，国内创投还处在启蒙阶段，如今回看那段经历很有时代画面感。改革开放初期，海外资本仿佛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手握巨额资金。当年你如何看待合作的这些美元VC？当时内心是什么感受？
邓锋：我当年以留学生身份去美国，也算比较幸运，博士读到一半选择退学，也就是PHD drop out，之后进入硅谷。硅谷当时是非常理想的创业土壤，年轻人有理想、敢冒险、懂技术，就可以自己出来创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最直观的感受。
我们几位清华背景的留学生，在海外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是第一支拿到美国顶级风投投资的华人创业团队，而且投资方是当时巅峰时期、如今依然顶尖的红杉美国。拿到投资时我们自己都难以置信——三个人都是纯技术出身，没有家世资源，没有背景，对方为什么愿意投资我们？
红杉当时给出的答案很直接：你们是第一代移民，有很强的饥饿感。他们过往投资成功的项目里，很大一部分都是有闯劲、敢拼、有破釜沉舟决心的年轻人，他们认可这种特质。
现在我们做投资，会更强调团队能力互补，但当年红杉并不看重这点。红杉投资我们的时间，和投资Google基本同期，甚至更早。在他们看来，三个人都是技术人才也没关系，可以后续引入职业CEO。我们当时完全没有市场和销售经验，全员技术出身。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逐渐意识到，风投对企业的价值远不止于资金。在企业不同阶段，风投能够提供的支持完全不同。我对风投行业的整体印象一直非常正面，红杉当年也给予了我们极大帮助。
它让我们这些年轻创业者明白，企业不只是技术，也不只是产品。后来又逐渐理解，企业要搭建完整的创新体系和组织体系。很多年轻人创业时会觉得有技术就能成事，但现实并不是这样，技术要转化为用户认可的产品，用户愿意付费，甚至愿意高价付费；再从单一产品，扩展成完整的产品矩阵。创新从来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套完整体系。
而体系和组织的搭建，仅靠年轻人自己慢慢摸索难度极大。风投因为见过大量企业的成长路径，它的价值也远不只是对接资源。现在很多企业家会让我帮忙介绍客户，这当然可以，但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完成从0到1、再从1到10的整个过程。
所以我对风险投资一直心怀感激，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企业被收购后，会选择回国做投资。我们始终相信，投资可以靠认知、靠科技创新来赚钱和创造价值。与此同时，我觉得这个行业最大的快乐，是帮助年轻的企业家成长、实现他们的价值。当你真正帮到他们，他们也发自内心地认可你。
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是：等到项目退出、企业也上市多年后，那时候我们都老了，依然能和这些创业者坐在一起把酒言欢，成为一辈子的朋友。这也是我始终热爱这个行业的原因——既能帮助企业成功，也能实现收益，对国家、产业、社会都有价值。很难找到另一个同时具备这些意义的行业。能身处这个行业，我一直觉得自己十分幸运，这也是我对风险投资的核心理解。
杨晓磊：咱们已经调研和交流四年了，你是一个特别敢于提出建议、也敢于发表见解的人。我想问问，中国本土到底需要专属的本土VC形态吗？中国的创投模式，是不是本就该和美国有所不同？当年你在硅谷接触到的风险投资模式，放到今天的中国，还是可靠的样本吗？或者说，我们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做一些调整？
邓锋：这个问题其实不用纠结“是否需要”某种形态，因为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本质上是市场自然发展的结果。
中国风投行业起步之初，确实是以美国VC为参照来发展的，包括投资方式、退出路径，很多都沿用美国的模式，核心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资金主要来自海外。2004年至2005年，美国VC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尤其是2004年底到2005年这一阶段，Sequoia（红杉）、KPCB、北极光、Lightspeed（光速）等机构陆续布局，同时像启明、金沙江等机构的背后，也都有美国风投的身影，中国风投行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兴起的。
因为资金来源是外资，这些基金的LP（有限合伙人）自然希望我们能复制美国风投的成功路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风投都处于“两头在外”的阶段——募资在海外，退出也在海外，很多创业者是海归，企业也倾向于去海外上市。
直到创业板推出之后，本土基金才逐步发展起来，本土企业家也越来越多，行业模式也逐渐转变为“in China for China”（在中国，服务中国市场）。而到了今天，行业又进入了新的阶段，“in China for global”（在中国，布局全球市场），出海也逐渐成了一个核心主题。
所以每个时代的风投行业和创业企业，都有各自的特点，这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决定“需要”或“不需要”某种形态。放到今天来看，完全照搬美国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核心不变的东西。中国之所以一直学习硅谷的风投模式，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其中确实有长期有效的部分，再过很多年，依然有借鉴的价值。反过来，美国风投也在学习中国的实践经验，所以两种模式并不是渐行渐远，而是在各自发展的同时，相互学习，彼此影响。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地方需要向硅谷学习。我个人认为，随着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风投机构要实现差异化，投后价值的提升会越来越重要。比如现在北极光在团队招聘上，也更倾向于有产业背景的人。而我们刚回国做投资的时候，招的更多是MBA背景的人。这种变化，本质上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企业提供贴合产业的价值，这一点其实和美国风投的理念是相通的。
当然，中国也有自身的特点，本土化是必然选择，这一点我就不展开细说了。我的整体感受是，中美风投模式都在不断演进，各有优势，同时也在不断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杨晓磊：你说得还挺沉稳保守的。米总，刚才你来的时候我们聊到，你当年在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曾尝试过创业。我想问问，当年那次创业，和你今天从事的创投工作有关联吗？还是说，那只是一次单纯的试水，和现在的工作毫无关联？
米磊：读研期间，我便对创业与投资领域保持着持续的关注与兴趣。当时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探索，算不上全职投入。这段探索经历是我一次重要的社会实践。从寻找合伙人、组建团队，到推动项目初步落地，我完整走过了创业从零到一的全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步认清了自己的能力边界与真正热爱所在——结合多年的理工科积累，深耕科技成果转化方向。博士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事业锚点。中国科学院拥有大量前沿技术成果，而企业界对其了解有限，我恰好可以扮演连接者角色，把技术成果引向产业应用，这是我的核心价值所在。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个重要的时代窗口。2008年金融危机后，社会各界曾广泛讨论产业升级路径，但随着四万亿政策出台，这一议题很快被搁置。我始终认为，应对经济挑战的根本之策，在于推动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向产业转化，赋能中国企业实现技术跃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条路少有人走，但我始终选择坚守。
二十几岁的年纪，多做尝试、多做探索，是认清自我的必经之路。只有在反复实践中，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与局限，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向。
杨晓磊：我研究你的经历和特质时，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独特、很有代表性的样本。有三个特点很突出：第一，你是70后，而今天，无论是台上、台下，还是未到场的行业前辈，60后依然普遍掌握着行业话语权。我相信你刚入行的时候，也会像我去年说的那样，“学大人讲话”——跟着60后的前辈们学习，模仿他们的思路和表达。
第二，你的机构扎根西安，这在行业里其实很少见，很少有扎根西安的创投机构，能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而你今年还走出西安，去香港发行了相关产品。
第三，你出身科研院所，是研究员出身，原本是纯搞技术的。所以我想问问，转型做创投之后，你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就像今天开场时我们聊到的，选择硬科技投资这个方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是当年就明确锚定了这个方向？你当时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米磊：我最近也一直在回想，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条路上的。仔细思索后发现，核心还是源于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热爱的事情。我本科就读于西北工业大学，学的是机械专业——当时年纪小、不懂专业差异，考上之后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专业。那时候计算机专业非常热门，但我尝试着接触后，发现自己也并不擅长编程。这么一来，机械专业不想学，编程也不擅长。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转行，所以后来选择去了光机所，转成了光学专业。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说“21世纪是光学的世纪”，我去光机所的时候，我的导师就跟我说，要专注做一件事——自焦透镜。自焦透镜作为光纤入户的核心元件，能高效聚焦光信号、降低传输损耗，让高速宽带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打破信息壁垒、推动社会普惠连接。正是看到这一技术的深远价值，我毅然留在光机所，深耕光学领域。
后来在这个领域干了很多年，我慢慢意识到，光通信其实是信息产业和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但在当时，光通信产业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即便如此，我们团队最终还是做到了全球第一。我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也深刻体会到：中国过去有那么多“卡脖子”技术，并不是我们不擅长，而是过去在技术研发上积累不够、投入不足。
所以我当时就想，从这个案例就可以考虑把中国科学院的技术转化落地并做到全球领先，那中国科学院、清华、北大等高校和科研院所里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如果能得到投资支持，一定能做出更出色的成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行业机会。
但那时候，科学家创业并不被看好，因为当时PE/VC行业有更多高速成长的商业机会，大家更倾向于布局快速看到回报的领域。而我们当时只能从中国科学院的科技成果转化做起。一来我们只会做这个，二来我们也擅长做这个。再加上当时早期硬科技投资的机构特别少，从赛道竞争的角度来看，互联网赛道已经被头部机构占据，我们也没有优势，所以综合多方面考虑后，我们就坚定地选择了早期硬科技投资这条赛道。
杨晓磊：这么看，这也算是一种避险选择。
米磊：对，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
杨晓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硬科技企业的生存状况并不好，而这两年，硬科技确实走到了行业舞台的中央。在中间那段艰难的时期，你有没有动摇过？有没有想过放弃硬科技投资这条路线？
米磊：硬科技投资，确实需要足够的耐心去“熬”。硬科技真正火起来，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2019年科创板推出后，包括半导体在内的部分硬科技赛道才逐渐被市场关注。当然，也不是所有硬科技赛道都火，比如量子科技，很多早期项目至今也没有迎来爆发期。
所以我觉得，做硬科技投资，必须对技术有情怀、有信仰，否则很容易坚持不下去。在外界短期不看好、行业处于低谷的时候，没有这份情怀和信仰，大概率是扛不住的。
杨晓磊：谢谢米总。
我也是80后，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经常听到一句话：“80后是垮掉的一代”。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藏着上两代人对我们的巨大期待。他们觉得我们生长在经济腾飞的时代，生活环境好，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吃过、什么都看过，理应扛起时代的责任。而今天回头看，80后在各个行业里，几乎都是承担主要责任的中坚力量。
我想问问各位，在风险投资行业里，80后到底处在什么位置？他们为这个行业贡献了什么？如果80后投资人取得了成功，是不是因为有60后、70后的前辈在前面托举，他们才能走到今天？
曹曦：这个话题有点宏大，我之前还真没认真想过。你是想问80后在整个时代里代表什么，还是单纯说在创投行业里的定位？
杨晓磊：我补充一句。比如邓总这一代人，是把风险投资引入中国、奠定行业基础的一代人，从结果来看，他们身上带着一种使命感。那80后投资人，需要有这种使命感吗？如果需要，80后背负的使命感又是什么？
曹曦：我之前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没必要给自己加戏——我们就是做投资的，没那么多宏大的想法。能把投资做好，肯定是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机遇，至于使命感之类的，我没怎么想过。
说到年龄，你刚才说80后什么都见过，但其实我还挺羡慕现在的90后、95后、00后的。我印象很深，去年上半年，我统计了一下自己接触的创业者，大部分都是1995年到1997年出生的；而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上半年，接触的创业者大多是2000年到2002年出生的——这个年龄变化特别快、特别剧烈。所以有时候我甚至会想，从做AI投资的角度来说，要是自己不是80后就好了。
前阵子我见到一个还在读书的年轻人，算是潜在创业者，年纪特别小。他目前在在一家头部AI公司担任重要角色。我问他，身边的同事平均比他大七八岁，在公司里会不会有年龄差带来的隔阂？
他的回答我特别认同。
他说，首先，他所在公司的组织模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司组织，所以他完全没有年龄差带来的距离感；其次，他对年龄有一个很深刻的表述——现在时代变化太快，物理年龄已经不重要了，大家都有共同的“时代年龄”，而我们当下的时代年龄，就是AI变革时代。我猜，我们现在可能正处在费米说的“大过滤器”来临的前夕，未来或许会有“前AI时代”和“后AI时代”的划分，所以从时代年龄来看，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代人。
邓锋：其实我今天看到“60后、70后、80后”这个话题，也在想，这是在说我们老了，还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更幸运？
一方面，站在我们60后的角度，确实会觉得我们比80后幸运。我是1963年出生的，刚好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我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而且人生中遇到的上升期也更多。相比之下，80后一代在很多现实层面要承担很多压力，比如上大学要自己交学费，毕业之后不包分配，买房子也要自己攒钱，压力比我们当年大得多。
另一方面，我觉得现在更应该强调“无龄感”。刚才曹曦提到“时代年龄”很有道理，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拉平了信息和认知的差距，不同年龄层之间在认知上的鸿沟其实没有那么大。我们和00后交流也没有本质障碍。
唯一的区别就是圈子和兴趣不同——我要是想硬去融入他们的圈子，人家也不带我玩（笑）。所以年轻人有他们的优势，但整体来看，今天各年龄段之间的认知差别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明显了。甚至现在连80后都已经被调侃成“老登”了。
杨晓磊：是中坚。
邓锋：现在80后都被叫老登了，论认知你们还不一定比得上我；70后是上古神兽，那我们这辈人，简直该埋进土里了。但我真没感觉到代际隔阂，反而特别羡慕90后、00后，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成长环境都比我们好。而且当下正是创业大潮，时代非常好。我当年创业也是33岁，和现在的90后一样年轻。80后觉得自己老，我们其实更老。但幸运的是，我们都身处同一个好时代，心态年轻，就永远年轻。
米磊：我非常认同。某种意义上说，60后、70后、80后，乃至今天的90后、00后，都是幸运的一代。60后成长于改革开放与工业化加速推进的年代，70、80后经历了市场化深化和互联网快速崛起的阶段，而如今90、00后，则正处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高端制造等硬科技加快突破的重要时期。
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长期处在一个机遇持续涌现的上升周期之中，几乎每隔十年，社都会出现一轮新的产业浪潮和发展窗口。正如巴菲特曾感慨自己出生在上世纪的美国，仿佛中了时代的彩票；而身处当下中国的我们，同样是时代的受益者。
“投资可控核聚变早已做好资金打水漂的准备”
杨晓磊：两位真是一点都不服老。那我们接着下一个问题。四年前和你聊天时，你提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规划：前20年读书，第二个20年创业，第三个20年深耕创造，下一个20年打算教书育人。你刚才也提到，时代年龄远比生理年龄重要。四年前做这份规划时，你也考虑过行业现状：创投行业发展极快、工作强度极高、压力巨大，有没有过一瞬间精力不济、不想再做创投的念头？
邓锋：完全没有，从来没有。一方面是因为足够幸运，另一方面也是发自内心热爱这个行业。真正长期做创投的人，都是热爱这件事的。在我看来，投资这件事完全可以做到80岁，我也从来没想过要离开这个行业。
我这几年也开始教书了，在清华，从最开始每年一门学分课，到现在每年两门，已经教了七年。刚才曹曦说的一点我很认同，不必刻意背负宏大的使命感，遵从内心喜好就好。
我们这一代人对幸福的理解，其实不一定是要成就多大事业，而是享受做事过程本身的快乐。做VC很快乐，教书也很快乐，幸福在于过程，而不是最终结果。
所以我一直觉得，不需要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人生的意义，更多还是向内去寻找，让自己过得幸福，就是有意义的人生。遵从本心，找到自己真正热爱、有能力做好、还能获得回报的事，就是最幸福的人生。
杨晓磊：米磊博士，我接着问你。当年有一位做可控核聚变的创业者，项目曾经几乎边缘化、濒临绝境，硬生生坚持走到了现在。不管外部助力如何，能走到今天都是恰逢其时，受益于地缘、市场、政策等多重因素。我想问，当年投资的时候你还有选择吗？还是已经投入大量资金，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米磊：我们当年投资星环聚能、布局可控核聚变，早在七八年前就下定决心了。当时我就知道，核聚变投资资金需求量极大，所以打算深耕投资十几年、积累足够资金后再重仓布局。2022年相关项目集中创业，核心原因是技术进步降低了创业门槛，超导磁体技术成熟后成本大幅下降，海外已有十几家相关企业，国内也开始起步。我们当初内部决策投资时，就已经做好了这笔钱全部打水漂的心理准备。我们清楚这项技术难度极高、风险极大，抱着最坏的心态投资，所以即便中途融资困难、行业遇冷，我们也能平稳度过。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只有可控核聚变实现突破，人类文明才能迈入一级文明。作为投资人，能有幸参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是这一代人的幸运，值得我们甘愿承担这份巨大风险。
杨晓磊：说得特别动人，很有浪漫情怀。之前几次见面交流，再结合你科研院所的背景，我一直以为你是严谨克制、规训感很强、不够有趣的人，没想到内心这么浪漫。你觉得创投行业，到底需要浪漫感性、有想象力的人，还是严谨理性、擅长逻辑推理的人？
米磊：做早期投资，太过理性是做不好的。早期投资反而需要想象力与感性判断。行业变化瞬息万变，当下的预测根本无法匹配未来发展，极度理性的人更适合做PE投资。
邓锋：听他这么一说，我都该辞职了，我明显不符合。（笑）
杨晓磊：我一直很好奇，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创业？是什么底气让你坚信自己一定能做成？曹曦是30来岁创业……
曹曦：是，36岁。
杨晓磊：你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出来创业？背后是什么底气？你身上有红杉、美元基金、年轻合伙人等诸多光环，是什么样的初心和召唤，促使你独立创办机构？
曹曦：你问我当年是不是很有底气、笃定能成，其实直到现在我都不这么认为。创投行业高度依赖技术变革，技术迭代极快、不确定性极强，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活下去，没有绝对底气，也不敢笃定成功，只是持续尽力把每一步做好。
至于为什么出来创业，原因很简单：创投行业产业链不长，也不需要复杂的生产制造。我在上一家机构深耕了八年，学到了足够多东西，也做出了一些贡献；自己实业创业又不知道做啥产品，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创办属于自己的投资机构。
杨晓磊：听完60后、70后的分享，包括他们的人生阅历、行业思考与过往经历，对年轻投资人而言有价值吗？我一直想为行业沉淀一些东西，在你看来，前辈们的分享，对行业年轻人有触动和启发吗？
曹曦：当然有价值。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虽然我说不出具体哪一点，但前辈走过的路、讲过的故事永远有价值。我本身很喜欢读历史。做VC核心是筛选顶级创业者，这些创业者的特质，和历史上那些王侯将相并没有本质区别——千年前的领袖征战沙场，如今的创业者征战商业战场，只是一个是有硝烟的战争、一个是商业竞争而已，底层逻辑没有本质区别，这些历史与经验都极具价值。
杨晓磊：我最后做一段总结。感谢三位嘉宾的真诚分享，时间有限，很多话题没能深入聊透。今天有几个观点我特别喜欢：时代年龄、饥饿感，以及最重要的，VC不是资本家。
三位投资人恰好代表三代创投力量：60后为行业打下根基，在国人还不了解VC的时候，把风险投资带回中国、从零搭建行业体系；在全球化时代，VC也成为中国企业家走向全球化最好的桥梁。70后深耕专业、精细深耕，在前辈打下的基础上细分赛道、垂直深耕，硬科技就是他们找到的全新突破口。在互联网赛道被头部垄断的环境下，能开辟新赛道非常不易。我之前和另一位70后投资人聊天，他说国内内卷太激烈，索性奔赴东南亚开辟自己的阵地，如今做得非常出色。当下行业话语权仍掌握在60后手中，但70后依然拥有举足轻重的行业地位。而80后、90后，我一直想挖掘你们独有的投资审美与行业思考。你们不必刻意宏大叙事，敢于放下包袱、遵从内心表达、坚守自我执念，这本身就非常难得。
回望2005到2025，中国创投整整走过20年。有人进场，有人离场，只要还留在牌桌上，就说明能赢、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胜利之路。大家懂得坚守、懂得熬周期，最终也熬出了属于自己的成绩。如今行业正处在范式转换期，过往很多经验已经不再适用，所有人都难免焦虑。我第一次和邓锋总见面时，他说过一句话：投资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永远可以持续学习。无论行业老兵还是年轻投资人，最大的底气，就是持续学习的能力。拥有望向远方未来的眼光，心怀探索太空、可控核聚变的长远格局，坚守稳定价值观，持续迭代升级自己的投资审美。
最后我想说：无论哪个年代，能和最聪明的人一起定义未来，从90年代、00年代、10年代到20年代，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迷人。
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每一位在场、不曾离场、仍在坚持前行的投资人。中国创投下一个20年，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