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作者：阳淼
叫停Meta收购Manus的新闻一出来，众声喧哗。有人叫好，有人皱眉，有人担心外资VC的积极性，有人担心中国创新受伤害。
先亮明看法：该叫停，而且不能仅仅叫停。禁止这单交易，只是一个动作；真正重要的，是后面一系列要补的功课。
本篇文章想跟您聊四件事：
1.Manus远远不是第一个，但希望它是最后一个；
2.是谁推着Manus们走上这条路；
3.除了叫停，我们还应该做什么；
4.如果你正好是一位犹豫向左还是向右的创业者，我们可以说说心里话。
四家公司的心照不宣
如果只看Manus一家，你可能觉得这次有点小题大做。但把时间线放长一点观察，就会发现，监管这次出手，不是针对具体哪一位，而是已经不在座的很多位。
Zoom的创始人袁征，1997年从中国去了美国。很多人以为Zoom是一家纯粹的美国公司，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核心研发团队一直在中国——苏州、合肥、杭州都有大规模的工程师团队。
在新冠疫情前，Zoom的研发人员有超过七成在中国。中国工程师成本低、交付快、质量稳，Zoom靠这套“美国前台+中国后台”的结构，打下了全球市场。
疫情暴发期间，Zoom因为在家办公的风潮而日渐火爆，但因为数据管理上的一些瑕疵，佩洛西等政客开始大肆炒作，质疑其安全性乃至忠诚性，并要求袁征出席国会听证会，质疑其与中国存在不当关联。紧接着就是Zoom系统性的“去中国化”压力——把研发迁出中国、减少中国员工比例、调整数据存储地。
这个过程当时并没有引发国内的强烈反应，但因为其“果断”的切割以及看似平滑的业务迁移，为后来一些势力推动“去中国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Heygen的故事更典型。它的前身是诗云科技，2020年成立于深圳，创始人是原Snapchat的中国工程师徐卓。做的是AI数字人和视频生成，早期核心团队30人几乎都是中国人，早期获得的投资来自中国本土的百度风投、红杉中国、真格基金和IDG，是个纯粹的中国创业公司。公司的产品因为让泰勒·斯威夫特在视频中开口说中文而为网民熟知。
转折发生在2023年前后。据媒体报道，Heygen获得美国风投Conviction Partners领投560万美元，整体估值达到7500万美元。Conviction Partners的创始人Sarah Guo直接顶替了红杉中国在HeyGen董事会的席位，并公开表示，“过去一年半以来，大环境变化很大，徐卓说得非常明确，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投资者群体、我们的用户群体和我们的数据中心，也要明白不能有政府的影响”。
紧接着，Heygen又获得美国VCBenchmark领投的6000万美元融资，估值达到约5亿美元，将上述中国投资者彻底清洗出公司，品牌名从“诗云”改成“Heygen”，注销中国公司。员工两个选择，搬迁到北美工作，或者离职。现在Heygen的官网上，几张中国面孔的介绍里看不出任何曾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痕迹。
到了Manus，剧本几乎一模一样。
肖弘来自江西小城，在武汉读大学，软件工程专业，2022年创办“蝴蝶效应”。武汉给了他优质的人力资源和办公补贴，国内自媒体用“炸裂”体标题把Manus捧红。但根据前员工向外媒的描述，Manus从一开始就在开曼架构下、在新加坡设实体，说明出海是“预设路径”而非“后来选择”。
真正的临界点，同样是在Benchmark投资进来之后。前员工透露，Benchmark进来不久，Manus就通知员工彻底关闭中国业务，不愿搬迁的员工被裁撤。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Manus事件还没完全平息，Miromind又进入了公众视野。
Miromind是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个人出资成立的AI公司，注册在新加坡，对外宣称“总部位于加州”。2025年5月，它聘请了清华大学副教授代季峰担任首席科学家。代季峰此前在商汤科技担任执行研究总监，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知名学者。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Miromind早期大部分研究在中国完成，2026年1月公司要求中国员工搬迁到新加坡或日本，为此还推出过“搬家激励政策”——愿意搬的涨工资、给股票、给补贴，但这个政策很快被撤回。
代季峰随后离职，对外媒表示离职原因是“无法接受公司要求AI研究人员迁出中国”。Miromind随即发布内部通报，指代季峰“商业诚信违约”，说他今年1月就主动提出离职、要求带走15%股权和国内核心骨干，甚至要求“无条件、无期限、不可撤销、免费”使用Miromind的知识产权。
此事尚无定论，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围绕中国AI人才和技术的跨境流动，已经出现了一整套成熟的操作手法，背后有人、有钱、有路径。
Zoom的“后台迁出”，Heygen的“整体迁移”，Manus的“越洋变现”，Miromind的“未遂搬迁”。
四个故事，四种姿态，但大家基本上都拿到了相似的剧本。
这就不是偶然了。
谁在推动这些公司的“去中国化”？
推动这件事的主力，是一批美元VC。
要理解它们为什么推，得先理解它们的“衣食父母”——LP（出资人）。
美元VC的钱，大头来自哪里？美国的大学捐赠基金、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家族办公室。这些LP近几年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中国敞口”查得越来越严；另一方面，拜登时期出台、特朗普时期延续的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直接把AI、半导体、量子领域的中国投资纳入了禁止或申报范围。
于是LP的态度变了。很多基金在新一轮募资的时候发现，要是投资组合里有明显的“中国AI资产”，就拿不到钱。一些LP甚至在出资协议里明确写入了“China exposure”条款，要求基金主动规避。
这一压力，顺着“LP→GP→被投企业”一层层传导下去。
在这条链条上，几家美元VC的名字反复出现。
典型的如Benchmark——Manus事件里的关键推手。前员工向外媒透露，正是Benchmark进入之后，Manus才彻底关闭中国业务、裁撤未搬迁员工。
这家老牌硅谷基金一向以“不做中国投资”自居，它选择投Manus的前提，就是Manus必须变成“非中国公司”。甚至据前员工说法，美国监管机构事后还在调查Benchmark对Manus的这笔投资是否违反了对华AI投资限制。
在Heygen搬迁中非常活跃的Conviction Partners也是一家典型。其创始人Sarah Guo（前Greylock合伙人）看的项目比较早期。
根据法律界和创投圈的披露，目前美元基金（尤其是涉及Reverse CFIUS敏感领域的基金）在投资中国背景企业时，通常会采取以下“强制或半强制”措施：
第一、回购与清退条款（Trigger Rights）：在投资协议（TS）中加入强制回购条款。如果公司未来面临Reverse CFIUS审查或被美国财政部认定为“受限外国实体”，美元基金有权要求公司或创始人以高价回购其股份，安全离场。
第二、物理与人员迁移：要求核心创始人、CEO、CTO必须“肉身出海”（如搬到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如果国内有研发团队，必须证明其只是“外包成本中心”，且接触不到核心模型和美国用户数据；极端情况下（如Manus），会要求直接裁撤国内团队。
第三、切断国内市场：明确要求产品不能对中国大陆市场提供服务（例如封锁中国IP，不提供中文界面，不支持国内的支付工具），以证明其业务与中国无关。
如何应对“去中国化”逆流
这次监管层叫停Manus收购案，对市场是一个信号，但信号本身不能解决问题。
Manus之后，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公司、其他的路径、其他的变种。因为在AI项目巨大的泡沫背后，每一宗“搬迁”背后，都是数十倍回报率的利润。
按照久经考验的“堵不如疏”的传统智慧，首先应该让创业团队能安心在中国创业，不被高大上的“全球化”叙事（实质上经常就是“美国化”叙事）忽悠。
为什么美元VC推一下，创业者就愿意跟着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内创业环境还存在一些真实的痛点，解决不了，创业者就会用脚投票。
在创业者们最重视的业务端，受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及芯片禁令）影响，中国境内企业无法合法、大规模且低成本地获取英伟达最新一代的高端AI芯片，企业在模型训练和高并发推理时面临严重的算力瓶颈。
而像Manus这样的AI Agent产品，其核心能力高度依赖于调用全球最顶尖的闭源大模型（如Anthropic的Claude系列、OpenAI的GPT系列）。然而OpenAI和Anthropic均已明确对中国大陆IP和中国注册实体实施了严格的API封禁。
如果保留中国公司主体或中国服务器，这些初创企业会直接失去使用全球最强“AI大脑”的资格。即使用一些方法规避开这种封锁，但面对投资方的尽调时，这些方式并不能嵌入合格的商业模式中。
在市场端，欧美市场拥有极为成熟的软件付费文化。无论是企业端（To B）还是个人端（To C），用户都习惯于每月支付20至200美元不等的订阅费（Subscription）。
正如Manus创始人所言，海外用户的付费意愿可能是国内的数倍，再加上汇率杠杆，这是一个几十倍于国内的利润市场。
除了利润，国内市场的“极度内卷”与定制化泥潭也给很多初创企业带来压力。国内的软件与AI市场竞争异常激烈。To C端习惯了“免费+广告”模式，直接为纯软件工具付费的意愿较低；而To B端则面临着企业客户强烈的“私有化部署”和“重度定制化”需求，这会极大地拖垮一家只有几十人的初创公司的研发精力，导致陷入做项目外包的泥潭，无法实现产品的标准化和规模化扩张。
最后，在融资变现方面，国内目前的上市和退出渠道也确实不够通畅——A股对VIE架构不友好、港股流动性起伏大、科创板对纯AI应用类公司审核偏严、北交所还在培育期……
这就逼得创业者要么硬上A股排队五年、要么跟着美元走出海。即使融资顺利，股权激励、期权行权便利度也仍然存在很多进步空间。
这些内容值得再专门写一篇论文了，核心意义是，让创业者从“不能走”，变为“不愿走”。
不要把“全球化”当成狭隘的“美国化”
当然，我也想跟创业者说几句不唱高调的真心话。
中国AI市场的真实潜力，你可能低估了。
很多创业者被美元VC一忽悠，就觉得“中国市场不行了、要去美国”。这种判断其实不准确。
先说数据。中国14亿人口、超10亿互联网用户、工业门类全球最齐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独一份的、能给AI提供足够训练素材和应用场景的超级市场。一个医疗AI产品，美国可能面对的是50家医院的样本，中国可能面对的是500家。一个智能客服产品，美国一家SaaS公司能覆盖的客户有限，中国光是电商、金融、本地生活三个场景，就够养活几十家独角兽。
再说工程师。中国每年培养的STEM毕业生总数，超过美国、欧洲、日本加起来的总和。单位算力下的工程交付效率，中国团队目前依然全球领先。这不是夸张，是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和速度优势。
DeepSeek、通义、豆包、Kimi这几家能在短时间内把大模型能力追上来，靠的就是这个底子。
再说应用。美国的AI在基础模型上领先，但在应用落地上，中国的活力一点不弱。微信生态、支付宝小程序生态、抖音生态——这些“超级应用”里孕育着海量的AI落地机会。ToB领域，中国制造业、物流业、农业、医疗业的AI改造空间，是美国市场的好几倍。
最后说政策。这两年从中央到地方，对AI产业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算力补贴、数据开放、场景开放、融资对接——把这些红利用足，一家公司完全可以在国内做到几亿美金估值、有真实现金流、有真实壁垒。为什么非要拿去换一张随时可能被撕掉的美国船票？
我想特别掰扯一下“全球化”这三个字。
这几年有一种话术特别流行——“你不出海就没有全球化视野”“你不去美国就做不大”。
但你仔细想想，这句话里的“全球化”，其实只指向一个地方：欧美，尤其是美国。
这是一种被灌输的思维定式。真正的全球化地图，比这大得多。
看“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GDP总量超过全球三分之一。中亚、东欧、中东、东南亚、南亚——这些地方对中国产品、中国技术、中国商业模式的接受度，远远高于欧美。
看全球南方，非洲50多个国家、拉美30多个国家、东盟10国，加起来是一个广阔的，还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对中国有真实需求的巨大市场。
现成的成功样本已经很多了：
-Shein在巴西、中东、东南亚卖到爆；
-TikTok真正赚钱的地方是印尼、越南、巴西；
-传音手机占据非洲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被称为“非洲之王”；
-字节跳动的东南亚业务贡献了大量增量收入；
-华为在中东、非洲的5G和云业务，是欧美被封锁之后的重要支柱；
-比亚迪、宁德时代、大疆——它们的全球化主战场也不在美国。
这些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基于真实需求、基于比较优势、基于互利共赢，而不是基于“攀附强者”的心态。
如果你做的是AI，中东的主权基金正在大把撒钱投资AI基础设施；东南亚各国对本地化大模型求贤若渴；拉美的电商、金融、医疗数字化浪潮刚刚起步；非洲的农业AI、教育AI有巨大的社会价值空间。这些机会窗口，比挤在硅谷红海里卷估值，不知道香多少倍。
最后的话：豺狼来了有猎枪
目前来看，Manus案里真正“挨打”的是公司本身和几位创始人。但真正的策划者、推动者——那些GP、那些顾问、那些FA——几乎毫发无损。
他们下一单，照做不误。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结构性漏洞”：惩罚不了推手，这件事就停不下来。
我的几点具体建议：
建立“不受欢迎投资机构名录”。参考美国实体清单的思路，但做得更透明、更规范。
标准要明确：比如系统性要求被投企业关闭中国业务的、协助转移核心技术人员的、在投资协议中加入“反中国”条款的，纳入名录。
纳入之后的后果：限制其在中国的发展机会、限制其合伙人在国内的市场准入、对其已投企业的国内业务加强审查。
中介机构同样要追责。那些帮忙做迁址架构、帮忙做开曼设立、帮忙做跨境税务筹划的律所、投行、FA，如果明知交易目的是“系统性搬迁”还提供服务，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这一块目前几乎是空白。
对个人层面的行为要有精准约束。比如对那些系统性参与策划、反复操盘类似交易的GP合伙人，限制其担任境内上市公司、国有基金的相关职务。这不是扩大化，而是“行为倒追责任”——让个人选择和个人代价挂钩。
关键是要划清边界，对事不对人。一个美国GP偶尔投了一家后来出海的公司，这不该被追究；一个GP连续三年、十几笔交易都在操盘“去中国化”，那就是不同的性质。标准公开、程序透明、允许申诉——这才是成熟政策该有的样子。
此外，基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也要给合规的外资留一条光明大道。中国AI创业生态要健康发展，离不开多元的资本来源。
所以政策设计必须精细——
区分“正常跨境投资”和“系统性搬迁操盘”。前者欢迎，后者约束。判断标准不看资本国籍，看具体行为。
探索“白名单外资基金”机制。对愿意遵守中国法律、承诺一定比例资金用于境内投资、不参与推动被投企业迁址的外资机构，给予便利化待遇——包括QFLP额度、外汇汇兑、税收优惠等。把“好学生”识别出来。
扩大QFLP和跨境理财通试点。让合规的美元资本有合法进入和退出的通道，而不是逼得大家都去走灰色路径。
保持对话窗口开放。定期召开外资基金圆桌、听真实诉求、解释政策意图。很多误会是“信息不对称+情绪化传播”造成的，坐下来谈大多能化解。
核心原则是一句话——我们反对的是“把中国当跳板”，不是“外资本身”。这条界线划清楚了，中国的创业生态才能既守得住底线，又保得住活力。
回到文章开头那个问题——Manus被叫停，我们该怎么看？
一句话：叫停是必要的，但叫停只是开始。
叫停是一个信号，告诉市场和资本——中国不接受“把我当跳板”这种玩法。这个信号必须清晰、必须有力、必须一以贯之。
但如果仅止于此，叫停就会变成“头痛医头”。真正重要的，是这个信号之后的系统工程：让留在国内创业的人有奔头、让积极推动搬家的人付出代价、让合规的外资有光明通道、让被忽悠的创业者听到真话。
这四件事，一件都不能少。
我对这件事是审慎乐观的。中国这些年在很多领域都经历过类似的“从审慎到包容”的过程——金融开放、数据治理、产业政策。每一次补课，都伴随着阵痛，但最后都让我们站得更稳。
AI创业生态也一样。Manus事件不是终点，Miromind事件不是终点，真正的终点是——当中国的创业者不再需要被人推着走出去，当美元资本不再能把“去中国化”当成默认选项，当“全球化”这三个字真正回归它本来的含义。
到那一天，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建设之路，没有什么能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