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蒋余浩
当前，世界发展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美欧日韩等重要经济体近年来都在强调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以提升新兴产业的科技支撑能力和竞争力。中国目前更是正处在从“追赶型经济”迈向“前沿技术经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夯实新型增长模式的创新底座。本文基于基础研究的特质与全球发展趋势，提出对“纯基础研究”与“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分类进行长期稳定支持和创新性支持的分析；并基于半导体产业发展实践中的案例分析，指出当前阶段创新基础科研模式的关键，是切实保障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来实施“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
蒋余浩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资深研究员、教授
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以及地缘政治冲击、全球发展模式剧烈重构等多重压力。如何走出既有发展经验、形成新的增长动能，是各国决策者和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重大议题。
在2023年的“济南金融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Jean Tirole）提出：
在经济学中，有追赶经济和技术前沿经济这两个概念。前者是通过模仿来实现增长的一种经济，其增长动能在于人力和金融资本的积累；随着时间推移，追赶型经济的回报率会递减，因此需要以技术前沿经济来维持增长。[1]
对于这一洞见，2024年前后，中国和欧洲都有研究者提炼出学术概念及政策建言。有意思的是，中欧学者形成的概念竟不约而同地一致——在国内，著名学者郑永年大约从2022年开始酝酿，到2024年、2026年领导团队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提出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系统思考。在欧洲，梯若尔作为牵头人之一的创新委员会，2024年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如何避开中等技术陷阱？》（How to Escape the Middle Technology Trap）的政策报告。[2]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关键，在于有效形成对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不仅创造先进产业，而且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实践中存在一个艰难的革新任务：从追赶模仿阶段向自主探索先进和适宜技术阶段转型，并构建出相应的体制机制。以“从追赶经济迈向前沿经济”或“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为引导概念，重新思考科研、教育、人才、产业等领域的制度政策设计，对于当代世界各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追赶模仿阶段向自主探索阶段转型
“现代化”肇始于西方的事实，导致长期以来“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成为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难以摆脱的思想桎梏。尤其是美国和西欧的某些局部经验，经常被上升为普适性现代化的指南。
2017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一份题为“创新悖论”（Innovation Paradox）的研究报告，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增长停滞现象，分析发展中国家为何在明确认识到“创新能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却无力有效应用发达国家外溢出来的各类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组织模式。[3]这份报告建议发展中国家增强其学习能力，潜在理念却依然将发展中国家局限于追赶、模仿阶段，这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批评。
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
从2001年开始，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中国家每1美元出口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大幅下降，全球价值链并没有促进就业；导致生产分散化程度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与出口相关的技术和组织效益并未在整个经济中扩散。[4]
这种状况表明，发展中国家确有必要及时增强其政府能力和企业创新能力，以便广泛应用各类新技术、知识理念和组织机制。
但是，罗德里克的研究更着重强调，发达国家中创造和发明的新技术多以自动化、技能偏向型技术为主，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密集的比较优势并不匹配。他因此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当更多探索适宜性技术，并且通过创造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岗位来扩大就业。
世界银行“出口劳动含量数据库”显示，全球出口中的劳动增加值占比自1995年以来总体下降；针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也发现，与全球价值链相连的相关岗位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仍然有限，尤其在低收入国家更为明显。图源：路透社
反思长期以来通过追赶模仿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对于走出这一发展模式十分重要。其实，如果放宽视野，可以看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内部也充满复杂性，其某个时期盛行一时的主流理论言说和政策举措，别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即使在解释和指导自身实践时也存在明显不足。
比如，随着内燃机、电力等科技革命产品的应用，美国、西欧率先发明了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这种实践经验一度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竞相模仿的先进生产模式。为能普遍适用这种先进模式，许多地区不得不大批量淘汰难以与之相匹配的产业和生产方式。
然而，虽然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大规模、高效率生产标准化产品的优势，但并非所有产业都适宜使用。更为重要的是，在需求高度变动、不确定的时期，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反而显现出“大船难掉头”的弊端。只要想想许多国家“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历史及其在新时期难以复兴的情况，就能了解，仅将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作为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并不是可取之策。
实际上，大量研究揭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社会之所以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具有相当的发展“韧性”，是因为这些地方也长期存在着多种传统产业。这些产业采用非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多种形态的技术创新实现生产能力提升，具有分散化、网络化、灵活专业化的特征，有利于满足定制性、本地性的动态市场需求。[5]
英国汽车业也显示出福特主义并非可以无缝移植。英国福特工厂早期推行福特主义时，受到工匠传统、有限市场、工会组织和管理能力等因素制约。图源：大英百科全书
另一个实例是，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崛起之后，西方出于制造业外流、劳动力资源短缺或昂贵等条件，创造出“机器人换人”的生产组织变革理念，“无人工厂”“黑灯工厂”同样一度成为普适性先进生产模式的代名词。
然而，一方面，这些理念在美欧自己的产业专家那里也备受批评。麻省理工学院产业政策专家发表的《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一书，就针对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未能对传统制造业、工业等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广泛扩大就业提供帮助，提出了系统性的革新建议；[6]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行业和企业都有条件或者有必要依照这种先进模式实施变革。比如，许多中小企业近年对各种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只是集中在一些非核心业务上，很少可能对其流程和工艺实施大幅革新。在目前的技术状况下，过于激进地鼓吹“机器人换人”或者“无人工厂”等理念，可能破坏许多企业原本的发展和生产经营生态。[7]
反思“机器人换人”“无人工厂”等理念的普适性，并不是否定这些理念在一定条件下的有效性和启发性，而是要求产业政策的制定者更深入地关注地方的发展条件和企业的可能发展路径，根据地方产业和具体企业的发展需求来制定政策。
总之，向自主探索阶段转型，必须考虑如何“因地制宜”地通过加强基础科研能力，强化对本土先进产业发展以及传统产业升级的支撑。
在韩国，今年初现代汽车工会向公司发出正式警告，明确反对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阿特拉斯”投入生产现场，工会指出“此举将造成严重的就业冲击”。图源：路透社
从体制机制变革的层面来说，上述转型任务最重要的要求，是突破在追赶模仿阶段形成的科技创新思维和评价机制：一方面，科研被视为高于并且支配经济系统的存在，而另一方面，科研又在崇尚着“两头在外”：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国外，成果发表也在国外。
说白了，在追赶阶段，正规科研体系支持的研发活动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并没有真正对本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创新驱动作用——深圳市科技局原局长周路明曾借助深圳的发展经验对此提出看法：
“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这使得创新投入产出的效率出现了极大的改善。
在科研主导的创新模式中，技术实现被当成终极目的，大牌的专家、高级的技术、昂贵的装备变成了创新的标配。当创新回归经济活动层面之后，人们对技术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深圳人的技术观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技术被当成工具，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个具有能动性的工具。
合适的技术（与企业发展阶段、市场需求、管理架构、人才配置相适应）的技术是好技术，企业家的能力体现在发现、鉴别合适的技术。当年王传福创业时候的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中国做制造必须利用人口红利来降低制造成本，这成为比亚迪创新模式的基本逻辑。
按照这个模型，王传福在电池制造产线中能不用机器的地方尽量用人工，为了适应大量人工环节，他在电池材料环节加大研发投入来保证产品的质量，比亚迪用这种方式打败了跨国公司。
某一年，外地的一位领导参观完比亚迪，看到简陋的生产线和大量的打工仔、打工妹，很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工厂吗，哪里有高科技？而这正是深圳不一样的地方，按照经济规律组织创新。”
王传福（左二）下车间和工人一起探讨技术。图源：新华社
在他看来：
“深圳过去40年在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功从来都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不断通过制度创新消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因素，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把技术实现的环节交给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或自己研发来解决，从而实现了高效率的创新。”[8]
只不过，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诸多产业、诸多企业面对的都是无既成经验可以遵循的无人领域，此时仅依靠企业家务实精神来模仿、学习和有限创新，已经不足以实现可持续性增长，必须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去激励各类创新资源和人才的流动，让更多力量与企业一起在无人区中实施探索。
二、基础科研的全球发展趋势及其政策意涵
在无人区展开探索，更加不能回到之前那种将科研系统视为高于和支配经济系统的传统思维，更加不能以“两头在外”的评价机制来推动科研。那么，应当如何设计基础科研模式？在当前，首先应当注意基础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
其一，从全球范围看，基础研究的原创突破性一直在下降。
2023年1月4日，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发表了一篇明尼苏达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研究人员合作的论文，通过对过去60年里的4500万篇论文和390万个专利的分析，发现无论哪类学科，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突破性都在下降。
该论文同时检验了《自然》、《科学》（Science）和《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这三大综合性学术期刊的223745篇论文以及635篇诺贝尔奖获奖论文在发表后5年的引用指数变化情况，最终确证：科研的突破性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作者得出结论：科学家和发明家近几十年来一直在依赖一套较为狭窄的现有知识体系。[9]
CD指数用于衡量一篇论文对所在领域的“颠覆性”影响，数值越高，说明越能改变既有研究方向；图中显示，自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科学、技术、物理科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等领域的论文突破性整体下降。图源：Nature
其二，基础研究与新兴产业呈现出共生关系的趋势越来越显著。
虽然基础研究的原创突破性在持续下降，但其对于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依然不容低估。例如，CAR-T细胞疗法最初源于基础免疫学研究，现已成为癌症治疗的标准方案，并逐步拓展至实体瘤和自身免疫疾病领域；微生物降解塑料、酶工程等环保技术的研究，直接回应了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需求。
《自然》杂志上近年发表的系列文章多次强调，产业发展与基础科研是共生关系。《全球生命科学集群创新发展报告2024》指出，波士顿、剑桥等国际领先的产业集群均以基础科研为核心驱动力，通过高校、企业与政府的协同实现技术转化。
特朗普在第二次出任美国总统后，在大幅削减美国国立医学研究院（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科研资助，但有多项统计说明，美国NIH的资助模式强调长期基础项目，曾取得过非常重要的成就：其研究成果支撑了超过90%的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药品。
位于波士顿的肯德尔广场一直是美国生命科学蓬勃发展的中心，这里聚集了诺华、百健、辉瑞、赛诺菲等生命科学和生物制药行业的巨头企业。
其三，基础研究日益表现出跨学科、多专业融合的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科学界兴起了一种被称为“会聚观”（convergence）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整合生命科学领域与物质科学、数学及计算科学、医学和工程学领域的专业知识，要求形成一个全面、综合的框架，以应对特定的挑战。“会聚观”的研究方法不仅涵盖传统的纯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还扩展到了许多新兴领域，特别是与应用相关的学科，甚至工程学。
在“会聚观”的启发下，不但各个学科本身的前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拓展和发展，许多高度综合性的先进科技成果也被激发了出来。人工智能（AI）在近年的突飞猛进，是另一个涉及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心理学、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先进材料学、集成电路等多学科交叉互融的典型例子。
科研领域的上述发展趋势，要求科技和产业领域的公共政策给予有针对性的应对：
第一，需要建立有利于分类支持基础研究的多元资助体系。
国际科技界原创突破性的下降，既表明了科学共同体在当前陷入了某种瓶颈，又说明了无论是出于知识探索的需要，还是出于催生新产业的需要，目前都是寻找新的突破的关键时期。
这个状况向公共政策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不能轻视对于目前还不具备转化价值的重大科学难题攻关的支持（这种类型的基础研究可以并不十分恰当地称为“纯基础研究”[10]）；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顾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实情来不计成本地支持这类科学难题攻关。
由此，（1）必须形成针对纯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2）又不能仅依靠公共财政或者商业资本给予支持。因而，需要通过政策创新，开拓出多元的资助渠道，建立以一定的财政支持为基础，以不受财政规则约束或不以直接利润回报为目标的社会捐赠资金为主力军的长期支持。美国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就是这样一个在企业家私人捐赠基础上建立起的基础科研支持机构，其经验值得深入研究。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是生物医学研究组织和慈善机构，主要推动科学知识发现与传播；其科研项目也强调对科学家进行长期、灵活支持，让他们探索基础生物学和医学问题。图源：路透社
第二，需要建立促进产业与基础研究相互支持的机制和机构。
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这种类型的基础研究可以称为“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体现了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因此，它既可以支持产业界借助科研成果转化来推动经济增长，也可以支持科学界在参与技术难题攻关的过程中，反向推动科研发展。
近年来，这两方面都有相当引人关注的案例。例如，产业对低能耗、高算力的需求推动了光芯片的材料与设计创新，而光芯片的物理机制研究（如波导特性）又反过来推进了光学和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各个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通过科研资助和税收优惠，强化基础研究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在中国，近年来也通过政策扶持，推动生命科学集群迅速崛起，同时收获了相关领域基础科研和产业发展的成果。
总之，对这类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可以更多向社会开放，吸引各类资本投入，共同推动科学研究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分享科技发展的红利。
光芯片研发中对光传输、调制、损耗、色散和耦合等物理机制的研究，也反过来促进了光学、光电子学和材料科学相关基础研究的发展。图源：路透社
第三，需要更彻底地变革科研组织方式，促进跨学科、多专业交融发展。
相对于传统的以学科为组织基础进行的科研活动，“会聚观”代表着组织文化、组织机制的变革。促进及维持“会聚”研究所必需的整体生态系统，不仅需要科研工作者的贡献，也越来越多地聚集了来自国家实验室、产业界、临床机构和基金组织等利益相关者与合作者的思想交流和碰撞，同时还融合了经济学、社会学及行为学等方面的意见。这就要求更深度地推进科研组织创新。
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一般通过“校内联合”和“校际联合”两种路径构建新型科研组织，例如MIT媒体实验室和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这些组织结构着重打破学科壁垒，在实施任务导向管理的同时，兼顾一定的学科导向管理，以解决复杂问题（如新一代互联网、气候变化、精准医疗等）为核心，整合多学科资源。
三、大力支持以企业为主体实施“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
针对当前的科技和产业变革形势以及基础研究发展状况，在上述的公共政策思考中，尤其需要考虑：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应突出探讨如何真正有效支持以企业为主体实施“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
这里面临一个深层次的困境：科技与产业的非线性、会聚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是中国的科研管理体制却长期受到线性创新思维的桎梏。要克服这一深层次困境，需要大力实施体制机制变革，确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基础科研发展模式。
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在当前的科技和产业变革过程具有再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重要性。哈佛大学两位工程学专家梳理从1956年开始由于在信息通信领域的理论贡献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六项科学工作，其中一些工作还同时获得了美国国家工程院颁发的德雷珀奖（Draper Prize，奖励工程类技术发明），揭示出所谓“科研活动”的丰富内涵：
这六项科学工作“展现了多种类型知识在创新中的作用，正是这些创新创造了我们当前的信息通信时代。……这些研究都可被划归到‘基础’或‘应用’研究类别，但这种分类方式忽略了这些研究的复杂性和跨类别性。更糟糕的是，它会让那些反对‘应用研究’者的偏见更加强化。”[11]
而且，这些知识是处在一个交互促进的动态过程中：
“（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循环可以双向跨越，研究知识可被视为在跨越循环中随时间演化的一个整体。循环的双向性表明一个事实，发明并非总是发现的产物，它也可能是其他发明的产物；同时，重要的发现也可能是来自新的发明。”
这一坚实的理论论述为确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地位的科研范式奠定了基础。
科学“发现”（Discovery）与技术“发明”（Invention）之间的循环互动关系。技术发明往往源自科学发现，但新的技术工具与工程系统又会反过来推动新的科学发现。图源：Narayanamurti,Odumosu&Vinsel(2013)
然而，作为长期处于追赶模仿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与产业政策受线性创新思维的影响比较大。中国工程院李国杰院士在之前文章中简要描述了这个现象的特征和成因：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几乎没有能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企业，本应由企业完成的产业创新就都交给了大学和科研单位。因此，在经济系统之外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科技系统，体制内的事业单位几乎成为科研的唯一载体。
由于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薄弱，我国在‘科研线性模型’的末端又加了一个‘成果转化’阶段，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中国科研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12]
在线性创新的政策下，难以摆脱被锁定在发达国家的既定技术路线内的命运，我国企业在很多重要行业中出现“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追赶者陷阱”，正是这个政策导致的企业获取科技创新资源严重不足的后果。[13]
目前的政策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激励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发挥作用的机制。如通过“揭榜挂帅”来保障“需求引导”的科研；通过开放应用场景来推动科研成果在应用实践中接受检验，等等。
不过，在长期形成的科研系统高于经济系统、科研系统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的思维和体制影响下，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不同领域之间的话语交流并不顺畅：评价体系不同、科技主管部门以促成产研对接为政绩追求、许多企业“不善于言说自身的真实需求”——用技术经理人的话来吐槽，“地方主管部门或科协递送下来的企业需求，90%以上要么是‘正确的废话’，要么是企业为了应付检查抛出的‘伪需求’。我认识的一位高校教授，去年接了3个‘揭榜’项目，最后发现两个是帮企业写申报材料冲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另一个是老板想蹭政策补贴，连实验室都没让进。”[14]
改变上述状况的办法，必须是大力的推动科研管理体制变革，让经济系统和生产系统的内生声音真正成为科研资源的指导者和调配者。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高校、科研院所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是强调基础科研非线性和会聚性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知识融合方面的迫切要求：应在解决产业发展的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提炼科学问题、推进科学知识创新，从而实现基础科研能力的提升。
在这个要求之下，不能满足于基于现有的各个领域、各个系统的不同评价机制和管理体制来谈揭榜挂帅、应用场景开放、成果转化等政策主张，而是必须推动各类科研资源和人才流动，深入到企业的市场生存中去看待知识创新的难题。
在中国的产业发展实际中，已经出现企业作为“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主体的实践探索，需要得到各类创新政策和体制机制变革的进一步支持。
例如，作为湖北省级实验室之一的江城实验室，在半导体产业的国内外竞争形势下，根据对于国内产业发展需求的判断（如海外科技巨头已垄断了标准化的先进芯片产品市场和半导体产业生态，而国内随着AI模型崛起而爆发的多样性芯片需求还未能得到有效满足），集中于先进封装关键领域的研发和商用化（“先进封装”作为以小型化、高集成度为特征的另一条技术路线，能够通过基于用户需求的创新来完成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不愿生产的定制化产品）。
江城实验室通过搭建“研发平台—中试平台—产业化基地（实验室成立独立运行的公司实体）”三级实体平台的系统支撑，构建了产业化与科学研究深度融合的循环体系：一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idea—概念验证—小试—中试—产品—商品”的创新过程中不断筛选能在市场应用中加以检验的“真”问题；另一边以科学原理为锚点，沿着“工程问题—技术问题—科学问题”路径从产业实践中萃取科学问题，联合高校、科研研所共同进行基础研究攻关。用江城实验室自己总结的话说：这一运作模式“让科学问题与市场需求在同一个空间相遇，科学研究指引产业价值创造，产业实践牵引并反哺科学研究。”[15]
湖北江城实验室面向大模型推理芯片的超高密度多晶圆集成技术突破国际壁垒，基于该技术，近10款大模型推理芯片即将启动中试流片。
这个案例值得持续观察和支持的要点在于，江城实验室的产业化和科研探索活动是真正在市场机制下运行的，无论是正向提炼能产生市场价值的产业发展问题，还是反向提炼能促进科研探索的科学问题，都是为实验室的市场生存本身服务的。
因此，围绕这种真实生存压力而形成的各类研究问题，不会是空泛的、或者应付各类不同评价体系的所谓科研问题，而必定是企业愿意以真金白银去邀请各类不同的创新活动参与者实施集体攻关的“真实”且“本土化”的问题。
四、供给侧改革与有效需求管理的共同发力
当然，本文在这里并不希望过度放大江城实验室这个个案的价值，仅强调其启发意义：首先让企业成为各类创新资源的调配者，最后以企业的市场盈利来回馈各类创新活动参与者。针对这一点，要在更广范围内充分实现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效能，需要在体制机制层面实施一系列的建设和变革工作。
在这里，应该思考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在目前状况下，如何将市场做大，激励企业为了更好的发展前景去链接各类创新资源？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展前景，企业如果只能在生死存亡线上勉力维持，则谈不上为了更好的发展而投入资源和链接外部力量实施共同开发。
在当前，产业领域存在严重的供需失衡问题：对新兴产业的支持远过于对消费和内需的拉动。这种状况会造成对于各类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施创新探索的重大阻碍。长期流行的许多经济发展政策理念对此都思考不足。
例如，新自由主义过于简化新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批评其根深蒂固的完美市场假设，即认为“如果现代有更好的技术，那么理性的厂商当然会采用它”，但“它们忽视了规模经济与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只关注资本存量固定的短时期，没有探讨与生产、技术进步和产业组织有关的增长问题。[16]
中国在十五五规划中指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这是综合把握供给侧改革与有限需求管理的政策认识，蕴含着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意义。[17]
4月26日至28日，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在合肥举行。本届科交会以“科技打头阵创新赢未来”为主题，展示我国多个领域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图源：新华社
在现实世界，做强做大市场以及先进技术和适宜技术的创造及扩散都不是简单的事情，需要不断以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来动态推进。因此，需要把综合把握供给侧改革与有效需求管理的政策认识，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在具体措施上，应当考虑，例如：如何调整各类公共资源的配给，有效扩大需求，为各行各业和各类企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共同发现价格”的机制，使多样的发展需求有可能对供给侧改革措施产生影响，激发多样化的产业成长？如何突破政产学研金等等各个不同系统的既有制度约束，实施对于有助于本地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的共同探索？
对这些问题，应在具体的产业和企业发展过程予以讨论、解决，让企业家和产业界的声音在这种讨论中占据主要位置，以此推动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变革，全面形成对于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有效支持，这是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真正建成科研强国、产业强国和前沿技术经济体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让·梯若尔：支持出台产业政策，但需进行监管，https://finance.sina.cn/hy/2023-04-14/detail-imyqikxr2935214.d.html.
[2]“EU Innovation Policy-How to Escape the Middle Technology Trap”，https://iep.unibocconi.eu/sites/default/files/media/attach/2Report_EU%20Innovation%20Policy_upd_240514.pdf.
[3]Xavier Cirera and William F.Maloney，“The Innovation Paradox：Developing-Country Capabilities and the Unrealized Promise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322521507638821474/pdf/120336-PUB-PUBLIC.pdf.
[4]Dani Rodrik，“New Technologies，Global Value Chains，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NBER Working Paper no.25164，October 2018.
[5]See 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eds.，World of Possibilities：Flexibility and Mass Production in 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6]威廉姆˙邦维利安、彼得˙辛格：《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沈开艳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
[7]关于中小企业在近期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状况，参见经合组织（OECD）最新发表的调查报告，“Generative AI and the SME Workforce：New Survey Evidence”，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generative-ai-and-the-sme-workforce_2d08b99d-en.html.
[8]深圳独有的创新模式，连美国可能也没有看懂……，https://mp.weixin.qq.com/s/Hqtd1ZFW0W4Q8W8GkS3SYQ.
[9]Michael Park,Erin Leahey&Russell J.Funk，“Papers and patents are becoming less disruptive over time”，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5543-x.
[10]简单地说，纯基础研究包括了数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基础化学、基础生物学、板块学、宇宙学等。应该指出，科技研究文献中没有就何谓“纯基础研究”、何谓“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等概念形成共识，类似的这种说法仅对于科研管理的分类施政有一定意义，因为对于具体的科研人员来说，是从事哪种范畴的科研活动，通常并不是其主要关心的问题。
[11]那拉亚那穆提、欧度茂苏：《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黄萃、苏竣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
[12]李国杰：《大力推进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中国科学院院刊》2025年第5期。
[13]陈玲、孙君、付宇航：《政策协调、不确定性与大型技术系统创新——中国核电技术赶超的案例研究》，《公共政策评论》第2024年第3期。
[14]95%的揭榜需求都是“假的”？当技术经理人开始用AI“挤水分”，https://mp.weixin.qq.com/s/kVf9X7Lu13rig2fWnSZTrw.
[15]江城实验室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双漏斗”模式，https://mp.weixin.qq.com/s/k7pIrpt5HoFzEuwoQ_BF1Q.
[16]迈克尔·H.贝斯特：《增长如何发生：通过增长三角创造经济奇迹》，李连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105、139页。
[17]崔之元：《新三位一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和共同富裕》，《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第3期；崔之元：《应对特朗普关税战与金融战的三件大事》，《文化纵横》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