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北大汇丰PFR ，作者：北大金融评论
丹尼·罗德里克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长期深耕于国际经济学、经济发展与政治经济学三大核心领域。凭借对全球化本质的深刻洞察、对产业政策的创新思考以及对全球治理重构的前瞻性理论，罗德里克不仅重塑了学界对经济发展规律的传统理解，也突破了主流经济学的固有范式。因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和广泛的现实影响力，他被全球经济学界誉为“尚未获得诺奖，却已具备诺奖级成就的学者”。
《北大金融评论》专访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他指出，若不想形成二元经济——仅少数劳动力从事高生产率制造业——就需要将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成功经验延伸至服务业。而许多服务业面向本土市场、不可跨境贸易，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依赖内需、消费占比更高、出口与高储蓄适度回落的经济模式转型。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7期。
一位学者的“侦探”故事
2010年1月，任教于哈佛的土耳其裔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与妻子皮纳尔·多安，从家乡新闻中得知一则轰动伊斯坦布尔的消息：一场代号“大锤”的推翻政府阴谋被曝光，主谋是退役将军切廷·多安——皮纳尔的父亲。短短几周，将军即将入狱，这桩案件彻底改变了罗德里克的人生，让他从知名学者变成了追查真相的调查者与政治抗争者。
罗德里克向来以反主流经济学研究著称，在三十余年学术生涯中，他持续质疑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的传统共识，代表作《全球化悖论》便主张，更良性的全球化应给予各国自主决定发展道路的空间，也因此备受学界推崇。
土耳其媒体Taraf刊出的“大锤”计划文件，描绘了针对部分政党的政变方案，与土耳其频繁的军事政变历史高度吻合，迅速获得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但罗德里克夫妇与将军沟通后得知，其从未听闻该计划，疑点由此浮现。两人凭借学术训练逐一核查文件，发现大量时间线矛盾：文件中提及的组织2006年才成立，却出现在2002年的计划里；多家机构与企业的现名，在文件标注的2003年时尚未启用。
他们最终断定，“大锤”计划完全是伪造的，幕后黑手是2008年后炮制证据的势力。这一阴谋实则是政府高层与居兰运动结盟后，借司法系统清洗军方、世俗派与异见者的工具。
为证岳父清白，罗德里克夫妇奔赴土耳其公开辟谣，却遭遇巨大反噬。原本交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无视证据，坚持视此案为军队去政治化的进步标志；两人更遭受人身攻击，宗教身份、家庭隐私被恶意炒作，甚至幼子信息遭曝光，而舆论与知识界大多保持沉默。
即便后续检方又“搜出”新证据，罗德里克夫妇仍未放弃。2012年，一名军官通过技术鉴定证实，政变文件使用的Office2007在2003年尚未面世，坐实证据造假。可法院依旧判处切廷·多安20年监禁。
转机出现在2013年底，埃尔多安与居兰运动决裂，司法系统大清洗随之展开。2014年土耳其宪法法院裁定重审，所有被告最终无罪释放。
这段经历也深刻重塑了罗德里克的学术研究。他早年便质疑“华盛顿共识”，反对过度金融全球化，提出的全球化“三难选择”理论——民主、国家主权与超全球化不可兼得，如今已成为主流观点。“大锤”事件后，他转而探究民主的本质：为何多数民主国家无法保障少数群体的公民权利？他开始反思经济学长期忽视的“叙事力量”：政策选择并非只由利益集团决定，观念与叙事同样深刻塑造人们对利益的认知，甚至左右政治走向。
挑战主流范式的经济学大师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1957年8月14日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长期深耕于国际经济学、经济发展与政治经济学三大核心领域。凭借对全球化本质的深刻洞察、对产业政策的创新思考以及对全球治理重构的前瞻性理论，罗德里克不仅重塑了学界对经济发展规律的传统理解，也突破了主流经济学的固有范式。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始终与正统经济学保持距离：既熟练运用本学科的分析工具，又敏锐洞察其内在局限，同时对全球多样化的经济制度安排怀抱包容与理解。因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和广泛的现实影响力，他被全球经济学界誉为“尚未获得诺奖，却已具备诺奖级成就的学者”。
如果说学者的学术志趣源于其内心深处的关切，那么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毕生对发展中国家命运的执着探索，便植根于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早年经历。罗德里克的父亲是一位圆珠笔制造商，得益于土耳其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他的企业得以蓬勃发展。然而，当罗德里克开始接受经济学专业训练时，主流经济学理论却主张截然相反的路径：发展中国家应扩大贸易开放，停止对缺乏效率的本土企业提供保护。
罗德里克回忆道：“我的思想成型于20世纪70至80年代，彼时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学界与政策实践者普遍认为，政府干预百害而无一利，贸易保护只会催生大量低效企业。但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倘若土耳其没有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包括我所在的中产及上层中产阶层在内的大量群体，根本不可能出现……从很多层面来说，这便是我对经济发展持有非正统观点的起点。”
自青年时代起，罗德里克便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思考：为何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如此悬殊？他早年同时深耕政治学与经济学，最终认定经济学拥有更系统、更具解释力的分析工具，并以此为路径探究发展问题。
在《经济学规则》中，他直言：“没有批评者的经济学，就像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经济学凭借其科学外衣、在社会科学中的崇高地位，以及经济学家在公共议题中的话语权，使其屡屡成为批评的焦点。”而撰写本书，罗德里克正是意在破除外界对经济学的普遍误解：向普通读者阐释，以高度简化的人类行为假设为基础的经济模型，其适用边界何在、为何不可或缺。
贸易自由化是罗德里克最早深耕并形成独到见解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学界与政策界聚焦两大核心议题：如何解读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与韩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如何推动拉美与非洲地区的发展？彼时占据主流的“华盛顿共识”，将东亚奇迹归因于自由化路径，并为其他发展中地区开出了自由化、放松管制、私有化与价格稳定的标准化改革药方。
罗德里克对此深表质疑。他指出，东亚模式绝非单纯的经济自由主义试验，而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有机结合。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政府对私人投资的有效促进与统筹协调，而这套经验能否直接移植至制度基础薄弱的非洲与拉美国家，仍存巨大疑问。他写道：“东亚经验表明，经济学中将政府与市场对立的传统叙事，严重低估了政府的关键作用。事实上，有效市场的运行，离不开强大且适配的政府治理。”
全球化三难选择及其现实回响
20世纪90年代，罗德里克将批判视角转向另一主流经济学信条——金融全球化，即资本跨国自由流动、各国向境外资本开放、银行跨境自由借贷。当时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全球化能为发展中国家接入国际资本、扩大国内投资提供便利，进而推动增长。但罗德里克明确指出，资本自由流动伴随巨大金融风险，且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其能显著提振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评价道：“在质疑金融全球化成为潮流之前，他便是最早站出来挑战主流共识的学者之一。”
罗德里克最具标志性的理论贡献，当属简洁而深刻的“全球化三难选择”。该框架指出，一个国家可以实现民主与主权，但无法推行超全球化；可以实现超全球化与民主，但必须向全球政府让渡国家主权；可以实现主权与超全球化，但必须放弃民主问责。他的主张是放弃超全球化。“我的确认为民族国家具有特殊意义，它构建了跨国界并不存在的互惠责任。”
他的这一观点在2001年提出之初并未引发广泛关注，却在十年后随着欧洲一体化困境重新凸显——欧盟试图构建统一大市场，却难以协调成员国保留政治主权的现实矛盾，完美印证了其理论穿透力。罗德里克将该理论框架沉淀于2011年出版的《全球化的悖论》一书，该书一经出版便畅销全球，被《彭博商业周刊》评价为“十年间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
此外，在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领域，罗德里克提出了创新性的新古典主义产业政策观，终结了学界围绕“产业政策是否必要”的长期无效争论，将研究核心转向“如何制定与实施高效产业政策”。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中，他明确主张，市场与政府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关系；市场经济模式不存在唯一标准答案，各国可通过劳动力市场、金融体系、社会福利政策的差异化组合，构建适配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一观点打破了主流经济学对政府角色的刻板认知，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如今，主流共识已大幅向罗德里克的立场靠拢，其研究不仅对贫困国家至关重要，也为发达经济体提供重要启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东欧等地威权保护主义势力上台，公众对传统增长与公平理念的旧共识产生普遍质疑，罗德里克的声音在贸易与国内政策的公共讨论中愈发深入人心。他长期指出，所谓“超全球化”——即基本消除全球商品与资本流动的所有壁垒——实质上削弱了各国自主治理能力，让跨国企业主导经济规则制定。2016年之后的世界变局，更是让他的预判成为现实。
对话罗德里克
卓越的学术贡献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让罗德里克获得了全球学界的高度认可。2002年，他获得图夫茨大学全球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颁发的列昂惕夫奖，该奖项旨在表彰在拓展经济学思想前沿、推动全球发展领域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2007年，他荣获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颁发的阿尔伯特·赫希曼奖，以肯定他在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领域的创新性研究；2019年，他成功入选《前景》杂志“全球50位顶尖思想家”，同时获得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里昂大学、约克大学等多所全球知名高校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2020年，他迎来荣誉丰收，先后荣获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社会科学奖和美国农业与应用经济学协会颁发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奖章；2018年，他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院士；2020年，他被罗马教皇方济各任命为宗座社会科学院院士，成为极少数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之一。
近年来，随着全球治理危机加剧、气候变化日益凸显、贫困问题持续存在，罗德里克的研究进一步延伸至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聚焦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他在2025年出版的《分裂世界中的共享繁荣》（SharedProsperity in a Fractured World:A NewEconomics for the Middle Class,the GlobalPoor,and Our Climate）一书中，明确将气候变化、民主保护与贫困消除列为三大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深入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潜在冲突，提出了兼顾三者、协同推进的发展路径。他主张通过公私协作推动绿色转型，巩固中产阶级群体，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力，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享繁荣。《北大金融评论》对罗德里克的专访，便围绕其新书内容展开。
《北大金融评论》：您在《分裂世界中的共享繁荣》中提出，当今世界面临应对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等紧迫挑战。在您看来，这三大目标之间存在哪些关键的“权衡取舍”？为何传统政策往往只能顾此失彼，解决一个问题却以牺牲另外两个为代价？
丹尼·罗德里克：在许多政策制定者眼中，这些目标之间存在取舍矛盾，但正如我在书中所阐述的，这些矛盾要么并不存在，要么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已大幅弱化。举例而言，许多西方国家认为，重振中产阶级、创造优质就业的唯一途径，就是振兴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回流。我在书中指出，制造业已不再是就业增长的来源。因此，若要真正解决中产阶级脆弱、就业焦虑与优质岗位短缺的问题，必须转向服务业，而大量服务业本身是不可贸易的。
通往社会凝聚、壮大中产阶级的道路已不再依赖制造业，因此，扶持本国制造业与影响他国出口及发展前景之间的传统矛盾，其实并不成立。
另一种虚假的矛盾在于，谈及气候变化时，人们往往过度聚焦全球合作与全球治理。诚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气候变化是最典型的全球性挑战，因为温室气体排放不受国界限制。但过去十到十五年间的技术创新、绿色产业政策，尤其是中国在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等领域的绿色产业实践表明，各国的自主行动、对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完全可以推动绿色转型必需的技术创新。
只要各国认识到，绿色转型本身就是一种增长叙事，是为自身利益必须推进的结构性转型，且能带来显著国家收益，即便不依赖全球协定或全球治理，也能取得重大进展。当然还有其他例证，但这两个关键案例足以说明：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实现三大目标矛盾重重，而现实其实更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