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跑步有毒 ，作者：跑步有毒，头图来自：AI生成
前些天，一位北卡的朋友忧心地提到，上大三的儿子，暑假找不到实习工作。儿子修的双学位，数据科学+历史，但他用历史专业去找工作，因为他在学校不用AI！
朋友说，期末结束那天，她去学校接儿子，看到他还在熬大夜赶论文。当她帮他把写论文用过的书还去图书馆时，发现儿子借了一大堆书！她问儿子为什么不借助AI来提高效率，儿子说自己拒绝AI，虽然他知道同学们都在用，但他有自己的坚持。
朋友很着急，儿子回来这些天，她一直劝说他要把AI用起来，为了争取未来的工作机会，因为现在的招聘要求几乎都写着“你需要精通使用人工智能才能获得这份工作”。
我理解她的担忧，也提醒说：要精通人工智能工具，对这样的孩子来说压根儿不难；培养自己的人工智能素养，把它作为效率工具使用，而不是让它完全取代自己来思考，这是重点。要让孩子把这两件事分别清楚，就不容易抵触。
其实，我儿子也是这种孩子，宁可一字一句“手搓”作业，也不会依赖ChatGPT，虽然美国的高中里AI泛滥。谈不上洪水猛兽，但也的确已呈全面压倒之势，传统教育毫无招架之力。这些拒绝使用AI、而选择在泥泞中步行，跟困难死磕的学生，不仅为数寥寥，更显得异类，但珍贵。
当然，在美国的大学里，这种情况更普遍，顶尖大学也不例外。
昨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长文章，是一名2026届斯坦福大学毕业生，记录了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在过去4年里如何全方位重塑了斯坦福的校园生态和学生心理，他还提出了自己思考的高等教育的本质。
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第一届大学生”，作者和同学们成为了这场高风险实验的被试者。他回忆过去4年里，从斯坦福的食堂到课堂，从健身房到浴室，学生们约会甚至抽烟时，AI是绝对的话题中心。他提到，科技巨头高管在斯坦福校园如同摇滚明星。黄仁勋到校讲座时，被学生们围堵着索要签名，他还在课堂上赠送带有金色签名的价值4000美元的显卡，这简直成为了宿舍顶级的身份象征。
近在咫尺的硅谷正在发生的数字游戏，加剧了学生们的浮躁。有认识的同学大二就在拉斯维加斯买房避税。当室友退学创业就能身价数亿时，想要安心做学生，不仅变得极其困难，简直是反人性了。
作者写道：“那些如今看起来最赚钱的斯坦福退学生，往往正是在研发那些让昔日大学同学处境更糟的技术。”
ChatGPT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时，作者正在经历痛苦的计算机科学“筛选课”CS107。很快，同学们发现AI迅速地从一项技术转变为通往学生绩点A的捷径。同学们一开始使用时会瞬间产生罪恶感，到了如今，每堂课会有一半学生的电脑开着ChatGPT或Claude，作弊已经完全常态化。今年4月，一直以“相信学生荣誉”为傲的斯坦福重新捡起已废除了一百多年的教师监考线下考试的规矩。
在AI时代，学术诚信和生活方式全被污染，钻空子的行为变本加厉。49%的计算机系学生表示，他们宁愿作弊也不愿挂科。有人挪用宿舍经费、骗取隔离餐补，甚至有斯坦福学生论文抄袭中国模型后互相推诿。
越来越多的新研究开始证明，依赖人工智能完成认知任务，会削弱人的智力能力与心理韧性。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用生产力标准去强行替代认知发育标准。
然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家长搞混了这两件事，AI在职场中是生产工具；但在学校里使用AI却是放弃认知训练。殊不知，“困难”本身正是教育的意义所在。让机器人举起600磅的重物要比一个年轻人轻松得多，但如果你的目的是锻炼身体，能指挥或应用这个机器人，对你就毫无帮助。教育中的思维训练也是如此。
那些拒绝使用AI的孩子，在经历完整的混乱-痛苦-理清-输出认知闭环之后，锻炼了自己的底层思维肌肉，包括深度专注力、批判性思维和对复杂问题的拆解能力。而过早地过度依赖AI的学生实际上提前将认知训练外包给了机器。眼下，他们看似高效地完成了任务，但大脑的思维肌肉因长期不用而萎缩。因此，长远来看，那些现在能抵抗AI的学生，并不等于在未来的竞争中会处于劣势，他们反而可能握有核心的底层优势。
然而，这些道理，大概就和跟一些年轻人讲“多吃蔬菜”或“每天睡够8小时”差不多，只会让他们左耳进右耳出。
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如斯坦福这位毕业生所见一样令人悲观。
与之前的许多科技趋势一样，年轻人成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工具的主要用户群体并不令人意外。但与OpenAI和谷歌等科技公司所宣称的截然相反，民意调查数据显示，Z世代的学生和职场人士是这场席卷全球的反人工智能浪潮中的重要力量。即便他们在使用这些工具，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仍然对这种被强加于他们的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未来深感不满，甚至怨恨。
就在美东时间上周五（5月15日），在亚利桑那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当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谈到一个对即将进入职场的人来说可能有点敏感的话题——人工智能时，现场嘘声四起。
“我们原以为自己是在为人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建造的知识殿堂添砖加瓦，但我们建造的世界却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施密特说道，他指的是自己对现代化的贡献。“那些连接我们的工具，也让我们彼此疏离。那些赋予每个人发言权的平台——就像你现在使用的这些——却也侵蚀了公共领域。”
施密特补充道：“在我毕业后的几年里，没有人坐下来认真思考如何开发出一种会使民主制度两极分化、扰乱一代年轻人的技术。这并非我们的初衷，但它却发生了。”
当他提到人工智能时，学生们的嘘声越来越大。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对此有何感受。我能听见你们的声音。你们感到恐惧，”施密特说道，话音未落，喊声骤然加剧。“你们这一代人感到恐惧，害怕未来已被预先设定，害怕机器即将到来，害怕工作岗位正在消失，害怕气候正在恶化，害怕政治四分五裂，害怕你们继承的是一个并非由你们造成的烂摊子。”
施密特称这些担忧是“合理的”，但他鼓励他们适应这项技术，并参与塑造这项技术未来的使用方式，“问题不在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塑造世界，它肯定会。问题在于你是否能够塑造人工智能。”
美国科技媒体The Verge最近持续关注年轻人对AI的看法。有一篇文章直接用了这样的标题：《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越多，就越讨厌它》。
与人们印象中懒惰、寻求捷径的年轻人截然不同，Z世代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提出了最强烈、最详尽的反对意见，他们的态度更广泛地反映了对人工智能和整个科技行业的抵制情绪，这种情绪确实近期引发了一场场席卷全美各地的反对数据中心的非党派运动（《一个美国小镇怎么击退10亿美元“算力巨兽”的？》），这也对那些支持人工智能的首席执行官和政客构成了威胁。
从学术界走出，步入日益残酷的就业市场，年轻人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们被告知这些工具将导致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告知，如果不想落后，就必须使用这些工具。他们是第一批在充斥着聊天机器人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垃圾的世界里摸索前行的成年人，而他们的青春岁月早已因新冠疫情而逝去。与此同时，硅谷斥资数万亿美元推动人工智能普及，却与他们对其众所周知的种种影响——例如对环境、虚假信息、学术诚信、社会结构和情感健康等方面的损害——的担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顺从，就淘汰”的两难，甚至让一些年轻从业者选择彻底逃离科技行业，宁愿去当餐饮服务员或艺术教师。
年轻人并不是对AI对自己的思考能力和社交技能的损害毫无担忧。哈佛大学和盖洛普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74%的美国受访年轻人表示他们每月至少使用一次聊天机器人（另一项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美国大学生承认每周都会使用这些工具来完成课程作业）。
同时，盖洛普的调查显示，79%的受访者“担心人工智能会让人变得更懒惰”，65%的受访者认为使用聊天机器人“助长了即时满足感，而非真正的理解”，并且阻碍了人们以批判性或有意义的方式参与讨论。
Lumina基金会和盖洛普联合发布的《2026年高等教育状况》研究报告显示，超过半数（57%）的美国大学生每周至少一次在课程中使用人工智能
调查中，Z世代对人工智能工具的看法跌至新低，仅有18%的人表示对这项技术抱有希望，低于去年的27%；只有22%的人表示感到兴奋，低于去年的36%。认为人工智能风险大于收益的Z世代员工比例在过去一年中也上升了11个百分点，接近50%。尽管56%的人表示这些工具帮助他们更快地完成工作，但十分之八的人承认，以这种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会使未来的实际学习变得更加困难。
面对学校管理部门生硬地将人工智能塞进高等教育的现状，上个月，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报的编辑委员会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校方采用聊天机器人工具，并将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融入几乎所有课程，“只会加速自身的衰落”。
学生们写道：“人工智能……只会败坏教育。随着科技进步和机器取代工人，学校是我们仅存的几个可以探索和思考人类思想的地方之一。而我们自己的大学却带头腐蚀了这些为数不多的神圣空间，让我们无处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