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老孙荐读 ，作者：立平坐看云起，原文标题：《孙立平｜我猜测，两年多后全球化将回归》
最近有几位朋友和学生，或是在当面聊天，或是在电话里，聊到出海的事情。下面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思考。
在前几天的《两极还是多极：特朗普访华预示的世界走向》一文中，我曾说过，现在准备出海的企业，等到真的出去，企业在海外开始运转时，可能面对的已经是后特朗普时代。所以，那篇文章更多谈的是未来的可能变数。
如果讲两年多后的情况，我想也许需要有一个基本判断，那时的基本趋势是什么？我的一个大胆猜测是，全球化将回归。当然，不会是简单的回归，但总的趋势是，世界会更明确地朝着全球化的方向走。
李显龙说的惊涛骇浪
一年多前，我在《八面来风》栏目中转发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一段话：中美将有一场80年来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
李显龙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爆发前的几十年中，国际贸易的增速一直高于全球GDP的增长。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拐点，全球化进程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增速有所放缓，但尽管如此，国际贸易的增速与全球GDP的增速仍然差不多是持平的，占比维持在危机前的55%左右的水平。
但到17年后的今天，世界又在面临一个拐点：贸易的增速无法与全球GDP增速保持同步，贸易占全球GDP的比例很可能将开始下降。
李显龙说，最近几个月，这些结构性转变还在加速。他特别强调，如果中美经贸争端无法踩住刹车，导致贸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下降，那么届时世界将迎来“二战以来未有之大变局”。
逆全球化发生了吗？
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化几乎成了众矢之的，无数人宣称全球化时代已经终结，后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时代已经开始。特朗普的关税大战更被视为对国际贸易的重重一击。李显龙的话就是由此而发。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李显龙的预言是否应验？我们可以看有关数据：
根据WTO数据，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为2.4%，全球GDP增速为2.7%；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5年，全球贸易增速为1.8%，GDP增速为2.3%。数据表明，2025年全球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已经发生。根据WTO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增速为0.5%，全球GDP增速为2.6%，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更为明显。
在这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按照IMF的判断，在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中约有1.0个百分点是来自"提前拉货"效应；二是国际贸易增量中有将近一半是由AI相关商品贡献的。
但尽管如此，李显龙担心的国际贸易在全球GDP中占比低于55%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要看到，去年至今国际贸易的增长是在地缘冲突加剧（俄乌战争和伊朗战争）、关税大战及疫情结束之后的产业链重构的不利背景下发生的，因此，正如WTO原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得出结论说，国际贸易体系表现出“显著的韧性”。国际贸易并没有崩溃。
霍尔木兹海峡的启示
这次伊朗战争，特别是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你在房间里，窗子是打开的，空气是流通的。这时你可能感觉这一切都是无感的，甚至并没有感觉流动空气的存在。而一旦窗子关上，空气不流通，你感到憋闷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空气的流通是多么重要，窗子打开是多么重要。
这个空气就是自由贸易，就是维持自由贸易的秩序和条件。原来，货船在大海中自由航行，是有一系列东西作为保障的。
我想，现在海湾国家的感觉可能是最为明显的，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日韩和东南亚国家也会有切肤之痛。甚至其他国家，哪怕是作为这次战争赢家的美国的民众，都会感觉到一个小小海峡航路的中断对他们钱包的强烈冲击。
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实：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在1990-2023年间，全球经济规模从22.8万亿美元增至105.4万亿美元；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约23亿锐减至8.3亿，全球收入最低40%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了50%，全球基尼系数从70降至62。
这与来自全球化的三大驱动有关。一是全球贸易扩张，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年均增长3.4%，2008年全球贸易占GDP比重一度达到63%；二是投资驱动，跨国直接投资（FDI）从约2,050亿美元飙升至峰值超2万亿美元；三是技术扩散，技术扩散很难用具体数据来表示，但事实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可以说，正是全球化带来了一次世界经济空前的繁荣。
澡盆中的水与婴儿
当然，这场繁荣炫目而又脆弱。
脆弱在什么地方？贝塔斯曼基金会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耐人寻味。在新兴经济体中，64%的人认为全球化是“一股好的力量”，73%认为贸易对本国“有好处”。而在发达经济体，仅有44%的人认为全球化是“好的”；另有69%认为贸易对本国“有好处”。
话说得直接一点，首先带来的是发达国家的失落。在二战结束之后，发达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其GDP占据了全球GDP约80%的份额。但在2000-2020年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了3.8倍，同一时期发达国家GDP仅增长了0.9倍。在1990年，发达国家GDP全球占比约79%，到2012年下降到约60%，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则从约17%上升到约36%。
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数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都在急速恶化。在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掌握着全国近32%的净财富，而最贫困的50%家庭净资产合计仅占2.5%。这种贫富差距演变的趋势，在发展中国家要表现得要相对复杂一些。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这次狂飙猛进的全球化过程中，很多事情确实没有解决好。
这当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本、劳动力、人口这三者流动性的差异。资本的流动性最强，在全球化时代甚至可以说是无国界的，于是一些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现象出现了；劳动力的流动性远没有资本那样强，不可能完全跟着资本走，于是，铁锈地带的失业者形成了；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人口的人的流动性，特别是衣食无着的人的流动性，却会大于本来有工作的劳动力，而这些人是不可避免带有自己种族、宗教和文化特征的，于是，移民问题就成为很多发达国家普遍的麻烦。颠覆性不论，文化冲突不论，如李光耀所说，处处见到长相、口音、行为举止与我们不太一样的人，你会觉得自在吗？
而所有这些问题，人们并没有想出很好的解决办法。
以一种新面孔重返舞台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这种现象没有：不同人群对全球化的态度和反应是很不一样的，我的印象是，空谈的人对全球化最为痛心疾首，尤其是一些右翼人士，更觉得全球化是白左弄出来的万恶之源，甚至为此捶胸顿足；而市场里的人，至少就我接触到的而言，他们对全球化并不反感，而是努力在全球化中寻找机会，尽管很多人不会过多在这个层面谈论问题，但能看得出来，他们实际上是希望全球化能往前走的。
综上种种，我大胆猜测，在两年多后，即在后特朗普时代，全球化会回归。当然，不可能是原来那种全球化的重现，而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对这场新型全球化，我想可以有如下的预期：
第一，安全与韧性将成为第一位的考虑。在“后特朗普时代”，即便关税战的烈度有所缓和，安全焦虑已经深深嵌入了各国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框架。企业也不会忘记2025年因为政策不确定性而被迫大规模提前囤货的教训。供应链的配置逻辑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第二，产业链经历新的重组。在安全与韧性的考虑之下，产业链的多元化、多元连接器的建构，将会成为一种新的共识和选择。在新的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高度集中在单一世界工厂的格局，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近看到一则消息，2025年越南外贸额超过江苏浙江的总和。还有人指，中国每年出口额中机械设备就占一万亿美元，这些机械设备到了国外都会变成新的工业产能。
第三，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可能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现在，货物贸易增速已经放缓至1.9%，而服务贸易则以4.8%的速度在扩张。人工智能、云计算、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交易，这些无形资产的全球流动，将成为新全球化的核心引擎。有一种说法，在人工智能上真正在玩的只有中美两家，两家都需要全球市场。
第四，区域化与阵营化的交织。世界在碎片化、区域化，阵营虽然人们都愿意重组，但暂时不发成形。以东盟、欧盟为代表的各方正加速构建排除特定大国的区域性贸易安排，美国也在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贸易圈，世界正从“一个平坦的市场”走向“分层化、集团化”的贸易格局。
一个更脆弱但未必更糟糕的体系
当然，必须承认，新全球化将是一个更脆弱的体系。脆弱性一方面来自地缘政治的剧烈动荡，另一方面来自重构中的贸易格局具有抱团取暖、临时抱佛脚的权宜性。
但不管怎么说，人类经济活动的互联互通，建立在技术扩散、需求差异和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深层的结构性力量，不会因为地缘政治和政策周期的更迭而消失。全球化会改道，但不会终结。从历史的意义上说，还会不断往前走。
时光不会倒流，回归的本质是重构。在两年多后，人们谈论的全球化，可能会是一个以区域化为底盘、以数字服务为新引擎、以多元化为新动力、以安全与韧性为新规则的复杂重构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