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扬之
5月26日，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长赖歇（Katherina Reiche）启程前往北京与广州，展开其就任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与其同行的，还有来自巴斯夫（BASF）、西门子能源（Siemens Energy）、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等德国工业巨头的高层管理人员。此次代表团规模接近40人，堪称近年来德国经济界规格最高的访华团之一。
与德国总理或外交部长出访时通常提前公布随行名单不同，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在赖歇启程前始终对代表团构成保持低调。据德国媒体披露，无论是对企业代表名单的最终确认，还是与中方就访问行程、会见安排及接待规格进行协调，都经历了相当复杂的沟通过程。部分报道甚至以“迟来的确认”和“些许混乱”来形容筹备阶段的状况。
抵达北京后，赖歇先后受到了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海兵、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的接见。双方围绕市场准入、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稀土供应以及中德经贸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据报道，赖歇在会谈中多次强调“公平竞争”和“互惠原则”（Reziprozität），同时表示德国希望与中国保持稳定、可预期且具有韧性的经济关系。
5月27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会谈。商务部网站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问正值西方世界热议所谓“中国冲击”（China Schock）与“中国冲击2.0”之际。与此同时，欧盟正持续推进“去风险”（De-risking）战略，对中国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等领域展开反补贴调查，并不断强化贸易防御工具。在这一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正面临近年来少有的紧张局面。
从表面上看，赖歇此行旨在就中德经贸议题展开沟通与磋商；而从更深层次看，其背后折射出的则是德国经济界与欧盟战略界之间日益显现的张力：前者难以忽视中国市场、供应链体系和产业合作所带来的现实利益，后者则越来越倾向于从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角度重新审视对华关系。
正因如此，赖歇此行被不少观察人士视为一次兼具“风险管控”与“利益协调”色彩的重要访问。其核心任务不仅在于缓和当前中欧贸易摩擦，更在于为德国企业争取更大的政策确定性，并在欧盟整体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的背景下，为双方保留务实合作的空间。
当部分西方政客持续呼吁降低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依赖时，德国工商界却以大规模代表团访华的方式传递出另一种现实判断：中国不仅仍是德国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也是全球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对于众多德国企业而言，中国已不仅是销售市场，更是产品研发、技术验证和产业协同的重要平台。
然而，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此类高层访问究竟能否从根本上缓解中欧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当前德欧对华政策面临的真正困局，究竟是源于贸易失衡、产业竞争与技术博弈，还是源于更深层次的战略认知分歧与地缘政治考量？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
“中国冲击”是“黄祸论”的现代版？
“中国冲击”或“中国冲击2.0”概念，虽然最初源于国际贸易与产业竞争研究，但它与19世纪末德皇威廉二世大力鼓吹的“黄祸论”（Gelbe Gefahr），在某些话语逻辑上存在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
当时，深陷内忧外患、屡战屡败的大清帝国在军事和政治上已极度衰弱。然而，恰恰在这一时期，西方部分政界人士和媒体却不断渲染所谓“黄祸”。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既有殖民扩张时代的战略考量，也折射出西方社会对于经济竞争、人口流动和国际权力变迁的复杂焦虑。
彼时的中国虽然缺乏对西方构成现实挑战的能力，但其庞大的人口规模仍被一些舆论夸张地描绘成所谓“黄色洪流”（Yellow Flood）或“亚洲入侵”（Asian Invasion）的威胁；与此同时，大量华工因被雇主以较低工资雇佣而形成的劳动力竞争，也被部分政客和工会组织塑造成对白人工人生计的威胁，从而成为排华运动的重要舆论基础。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塑造了许多人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方式。在这种“零和”竞争的思维框架下，中国未来可能获得的发展潜力往往被直接等同于现实威胁；而长期的殖民扩张经验，也使部分西方观察者担忧，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将面临来自东方的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黄祸论”成为德意志帝国极具实用价值的外交话语工具。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亲自设计构想《黄祸图》，以“捍卫基督教文明”为号召，试图说服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承担防范“东方威胁”的使命。其更深层的战略考量，则是引导俄国将注意力转向远东事务，从而减轻德国在欧洲所面临的俄法同盟压力。
这一地缘政治操弄，不仅表现为德皇借“黄祸论”鼓动欧洲列强共同警惕日本崛起，也体现在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争后联合干涉，迫使被欧洲舆论塑造为“黄祸”代表的日本将已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清朝。
这种话语政治与权力博弈的结合，很快转化为更直接的殖民扩张行动。1897年11月14日，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遣舰队占领胶州湾，随后于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正式建立胶州湾租借地，并开启了对青岛及其周边地区长达十余年的殖民统治。德国的行动随即引发列强竞相攫取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中国”高潮，使19世纪末的中国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争夺的对象。
由此可见，“黄祸论”并非对东亚现实的客观描述，而是一套由西方列强主导建构的种族主义话语体系，其功能在于将殖民扩张、排华政策与种族等级秩序，包装为维护文明与社会安全的必要举措：
心理投射：19世纪末的列强正处于殖民扩张高峰期，其国际政治观深受帝国主义竞争和弱肉强食逻辑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框架下，许多西方观察者倾向于将自身扩张经历投射到中国身上，担忧一旦中国完成现代化并获得与西方相当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便会对既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黄祸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由帝国主义经验催生的焦虑。
转嫁矛盾：晚清时期，大量华工因国内经济困境而赴海外谋生。他们通常被资本家以较低工资雇佣，并集中于铁路、矿业和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面对经济波动和就业竞争，部分工会组织和政客并未将矛头指向资本对劳动力的压榨，而是将华工塑造成威胁本国工人生计的“异族竞争者”。通过将社会经济问题种族化，国内阶级矛盾被部分转化为族群对立。
夸大威胁：“黄祸论”最具影响力之处，在于它并不依据中国当时的实际国力，而是着眼于一种被想象出来的未来威胁。尽管晚清中国在军事、工业和外交层面都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但西方舆论仍不断强调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潜在发展能力，将一种尚未出现的可能性塑造成迫在眉睫的危险。这种将未来潜能直接等同于现实威胁的逻辑，为排华法案、移民限制政策以及种族隔离措施提供了重要的舆论基础。
如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再次成为西方舆论与战略讨论的重要对象。尽管“黄祸论”式的种族主义叙事已难以被公开接受，但围绕“中国冲击”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将中国发展视为外部威胁的思维模式。
所谓“中国冲击”，通常指中国加入WTO后，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对部分西方产业和就业造成的影响；而近年来所谓“中国冲击2.0”，则更多聚焦于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和高端制造等领域竞争力的提升。
然而，这类论述往往容易忽视若干重要事实：首先，西方企业在对华投资和产业转移过程中，获得了长期而可观的经济收益；其次，中国最初承接的大多是全球产业链中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其后续产业升级更多建立在长期技术积累、研发投入和制度支持基础之上；再次，中国在部分中高端产业的突破并非外部主动让渡的结果，而是国家政策、企业创新和社会投入共同作用的产物。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近年来面临的产业竞争力下降、制造业空心化和技术转型压力，也与其自身经济结构和政策选择密切相关。如果将这些复杂问题简单归因于中国崛起，而忽视内部改革和产业调整的重要性，那么相关对华战略很可能建立在对现实的误判之上。
欧盟对华经济批评的逻辑困境
当前欧盟及部分西方国家对华经济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产业补贴”、“产能过剩”以及“市场准入”等议题。在这一叙事框架下，中国被视为对欧洲产业竞争力构成挑战的重要因素，而关税壁垒、反补贴调查以及“去风险”战略，则被包装为维护“公平竞争”和“经济安全”的必要手段。
然而，这种解释往往忽视了与全球产业竞争相关的历史背景与结构性因素。若从产业发展阶段、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国际市场供需关系出发审视相关争议，许多问题实际上并非简单的“市场失灵”或“规则破坏”，而是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与调整。
长期以来，欧盟始终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市场竞争原则，并对国家补贴和产业保护保持相对严格的监管态度。然而，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光伏、电池等绿色产业领域迅速崛起，以及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通过后大量投资向美国市场聚集，欧洲对自身产业竞争力的担忧显著上升。
在此背景下，欧盟近年来陆续推出《欧洲芯片法案》、《净零工业法案》等产业扶持计划，并大幅放宽国家援助规则，积极推动所谓“欧洲工业政策”的回归。换言之，当欧洲批评中国依靠国家力量推动产业发展时，其自身也正在越来越频繁地运用类似工具参与全球产业竞争。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与欧盟的产业政策完全相同，但至少说明，关于“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的争论，早已不是简单的原则问题，而更多反映了全球产业格局重组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对发展权、技术优势与产业主导权的激烈争夺。
例如，号称对抗中国绿色产业的“核心武器”——《净零工业法案》（NZIA），虽然不像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那样直接配置大规模财政资金，但它通过放宽国家援助规则、简化审批程序和设定本土制造目标，为成员国大规模扶持绿色产业提供了制度基础。其目标之一是到2030年使欧盟本土生产满足至少40%的关键净零技术需求。
又如《欧洲芯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计划动员超过430亿欧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以提升欧洲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份额，并允许成员国向战略项目提供大规模支持。
再如“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Important Projects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简称IPCEI），作为欧盟最强大的产业干预工具，一旦被纳入该框架，相关项目即可获得欧盟国家援助规则的“特殊豁免”，从而使成员国能够向企业提供远超通常标准的财政支持。
各成员国的补贴强度更是惊人：德国马格德堡的英特尔超级晶圆厂，总投资约300亿欧元，联邦政府直接承诺补贴100亿欧元——补贴规模约占项目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德国德累斯顿的台积电厂，政府补贴约50亿欧元，约占项目投资规模的一半；法国北部的“电池谷”，为本土的“汽车动力电池公司”（ACC）及台湾辉能科技提供数十亿欧元直接现金补贴及长期税收减免。
那么，既然双方都在进行国家资助，为何欧盟还能理直气壮地指责中国？
欧盟的论证主要建立在两方面差异之上：
其一，是所谓“规则导向”与“定向扶持”的区别。欧盟通常强调，其产业支持措施建立在公开规则和竞争框架之上，原则上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开放，而非将资源集中配置于少数指定企业；相比之下，其批评中国的重点在于政府长期定向扶持特定行业和企业，从而可能对市场竞争产生扭曲效应。
其二，是透明度差异。欧盟认为，其国家援助项目通常需要经过公开申报、委员会审查和信息披露程序；而中国的产业支持则被部分西方观察者认为更多通过国有银行优惠贷款、地方政府土地和财政支持以及政府采购安排等间接方式实施，因此透明度相对较低。
如果跳出欧盟自身设定的法律框架，从全球产业竞争的实际运行机制出发观察，这种区分是否足以构成原则性差异仍值得讨论。因为国家对产业的支持并不一定表现为直接财政拨款，其形式还包括税收减免、优惠贷款、政府采购、基础设施配套以及市场准入安排等多种手段。
以美国为例，《通胀削减法案》向新能源产业提供的大规模支持，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税收抵免（Tax Credits）和“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等机制实现的。从经济效果看，这些措施同样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并提升市场竞争力。
欧洲的情况亦类似。以英特尔马格德堡项目为例，除了巨额直接补贴之外，当地政府还承担了土地整理、电网扩容、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这些支出虽然未必全部以现金补贴形式体现，但客观上降低了企业投资门槛，其经济效果与直接财政支持并无本质区别。
因此，围绕补贴问题的争论，真正的分歧或许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国家干预，而在于何种形式的国家干预被视为合法、何种形式又被认定为扭曲市场。换言之，这场争论更多反映的是国际产业竞争规则解释权的争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效率问题。
更深层的争议，则集中于欧盟对“产能过剩”（Überkapazität）的定义及其适用标准。
按照传统经济学逻辑，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超过本国消费需求，并通过出口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本身并不必然构成“产能过剩”，而是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德国汽车、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大量出口全球市场，其出口规模远超国内需求，持续创造巨额贸易顺差。这种能力通常被视为“德国制造”具有竞争力的体现，而非市场失衡的证据。
正因如此，当类似现象出现在中国电动汽车、光伏面板和动力电池等产业时，围绕“产能过剩”的争论便显得格外复杂。欧盟认为，中国政府的大规模产业支持使企业能够在缺乏充分市场约束的情况下持续扩张产能，从而对国际市场形成扭曲；而中国则认为，其出口优势更多源于完整产业链、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以及激烈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成本优势。
事实上，中国企业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取得突破，并不仅仅依靠价格因素。无论是动力电池技术、智能化软件生态，还是高度集成的供应链体系，中国企业都已形成较强竞争力。对于许多欧洲消费者而言，选择中国品牌电动车并非出于政治立场，而是基于产品性能、价格和使用体验等综合因素所作出的市场判断。从这个角度看，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本身正是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
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欧洲产业竞争力为何面临如此大的压力，答案显然并不完全来自中国。
过去几年间，欧洲制造业普遍受到能源价格上涨、地缘政治冲击、产业投资外流以及监管成本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与此同时，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通过大规模补贴吸引全球资本流向北美市场，也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换言之，欧洲当前面临的竞争力焦虑，既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升级有关，也与欧洲自身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
在此背景下，部分欧洲政界和媒体倾向于将产业压力归因于“中国冲击”，这种解释猛一看似乎具有现实依据，却难以完整解释欧洲经济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因为从逻辑上讲，中国商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市场份额，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消费者和企业在现有价格与性能条件下主动选择的结果。若忽视“需求侧”（Demand Side）和竞争力层面的因素，而将问题单纯归结为外部竞争，则容易将结果误认为原因。
对于面临选举压力的西方政治人物而言，将复杂的产业转型问题归因于外部竞争者，往往比推动艰难的内部改革更容易获得公众支持。然而，这种叙事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它会使关于产业政策、能源成本、创新能力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更深层次问题的讨论边缘化。
这种矛盾在欧洲对华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欧洲以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理由，限制中国企业参与5G通信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欧洲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来自中国的光伏组件、电池材料和新能源产业链配套产品。因此，如何在战略自主、安全考量与市场效率之间取得平衡，已成为欧盟对华政策面临的重要难题。
从历史经验来看，贸易保护措施能够为产业调整争取时间，但很难替代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本身。如果保护政策无法转化为更强的研发能力、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具竞争力的产品，那么其效果终究是有限的。产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最终仍然取决于技术、效率和创新能力，而非关税壁垒本身。
中国近年来通过“双循环”战略扩大内需市场，同时持续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欧洲则正在努力重建制造业竞争力并推进绿色转型。未来全球产业格局如何演变，最终取决于谁能够在能源成本、创新生态、产业协同和市场效率等方面建立更具持续性的优势，而不仅仅是谁能够在政治叙事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至于欧盟反复强调的“市场准入不对等”问题，同样需要放在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加以观察。
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大众、西门子等德国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时，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和技术追赶阶段。彼时中国所实行的合资经营、技术合作以及市场换技术等制度安排，虽然长期受到西方批评，但欧洲企业最终仍选择接受这一框架，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可观的市场回报和投资收益。
从结果来看，这种合作模式既推动了中国工业体系的成长，也为欧洲企业创造了长期利润来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逐步积累了产业能力，并最终在部分领域完成从技术引进者到技术竞争者的转变。
如今，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和智能制造能力的快速提升，中欧之间的竞争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更多关注市场准入的欧洲企业，如今开始更加关注公平竞争、产业补贴和市场开放等问题。这种立场变化固然有其现实依据，但也反映出竞争格局变化对政策偏好的深刻影响。
因此，当前中欧围绕市场准入的争论，实际上不仅是规则问题，更是产业地位变化所引发的利益再调整问题。当中国处于追赶阶段时，现有规则被广泛接受；而当中国在部分领域成为强有力竞争者后，关于规则是否需要重新界定的讨论也随之出现。
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双方是否支持自由贸易，而在于当竞争优势发生转移时，各方是否仍愿意以同样的标准理解和维护自由贸易原则。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前中欧经贸关系最深层的矛盾所在。
欧洲竞争力困境：结构性挑战与政策张力
在全球产业格局重塑的背景下，欧洲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单纯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崛起，而在于如何在能源转型、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之间重新建立竞争优势。从理论上讲，欧洲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科研实力和制度资源实现这一目标；但在现实层面，复杂的利益结构与政治约束使这一转型远比外界想象得困难。
欧洲近年来持续强调绿色转型与战略自主，但竞争力的重建并不仅仅依靠制定更严格的规则或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归根结底，它仍然取决于能源成本、创新效率、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生态的整体活力。对于欧洲而言，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推进低碳转型的同时，避免因高能源成本和制度摩擦削弱制造业竞争力；如何在保护既有产业的同时，为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先进半导体和下一代电池技术等新兴产业创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
然而，任何深层次改革都意味着短期高成本。产业升级往往伴随着旧产能退出、就业结构调整以及资本重新配置，这些变化在经济上或许必要，但在政治上却极具风险。对于受到选举周期制约的民主政治而言，长期收益与短期代价之间始终存在张力。正因如此，相较于推动艰难而漫长的内部改革，将部分压力归因于外部竞争者，往往更容易捞取政治资本。
某种程度上，“去风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政策概念。它既反映了欧洲对于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也体现出欧洲不愿与中国经济全面脱钩的现实考量。与冷战时期的经济隔绝不同，今天的中欧关系建立在高度相互依存的产业体系之上，因此“去风险”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平衡色彩：既试图降低对华依赖，又希望维持经济合作。
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政治层面持续强调风险管理，而工商界却始终保持对中国市场的高度关注。对于德国众多跨国企业而言，中国不仅是重要的销售市场，也是全球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无论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还是数字化应用，中国市场所展现出的规模效应和创新速度，都对全球企业具有重要吸引力。
因此，当德国政界讨论“去风险”时，企业界关注的往往是另一个问题：如何在风险管理与市场机会之间取得平衡。对许多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早已超越单纯的销售收入，而越来越体现为研发协同、供应链优化以及创新资源整合的平台价值。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欧经济合作更多体现为“欧洲研发、中国制造”的模式。然而，随着中国创新能力和产业体系的快速升级，这种分工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近年来，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数字平台、人工智能应用以及先进制造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创新生态。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开始意识到，中国不仅是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也正在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
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欧洲企业采取“在中国、为中国”（In China,For China）的战略布局。其核心逻辑并非简单扩大出口，而是在研发、生产和市场之间建立更紧密的本地化联系，以更快适应中国市场需求并参与当地创新生态。
这种变化本身也折射出当前欧洲对华政策面临的现实矛盾：政治层面强调风险管理，企业层面则强调市场机会；政策层面强调战略自主，商业层面则强调全球协同。如何协调这些目标，已经成为欧洲对华战略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如果说欧洲对华政策存在某种“时差”，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对中国发展的误判，更与欧盟自身的治理结构有关。
与主权国家不同，欧盟本质上是一个由多个成员国共同组成的政治与经济共同体。不同国家在产业结构、对华依赖程度以及地缘政治认知上的差异，使欧盟很难形成完全统一且反应迅速的对外战略。
法国更加重视战略自主和产业保护；德国长期强调出口导向和产业合作；中东欧国家则往往受到安全议题和地区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这种多元利益结构下，欧盟任何重大政策都需要经历复杂的协调和妥协过程。
这种制度安排具有广泛协商和民主合法性的优势，但同时也意味着决策周期较长。当全球产业竞争越来越依赖技术迭代速度和市场响应能力时，漫长的政策形成过程往往难以与产业变化保持同步。
与此同时，欧洲长期以来形成的“规则治理”传统，也正在面临新的挑战。过去几十年，凭借庞大的统一市场和强大的监管能力，欧盟在环境标准、数据治理和市场规则方面拥有重要国际影响力。这种所谓的“布鲁塞尔效应”（Brussels Effect），曾使欧洲能够通过规则塑造全球市场行为。
然而，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仅靠规则优势已难以确保产业优势。技术创新、产业规模和市场应用能力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要求欧洲在维持规则制定能力的同时，也必须提升自身的创新效率和产业竞争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欧洲面临的挑战并非规则与市场的二选一，而是在继续发挥制度优势的同时，如何更有效地适应全球产业竞争的新逻辑。欧洲未来竞争力的关键，最终不取决于能够制定多少规则，而取决于能否在创新、能源、资本和产业协同等领域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结语
基于以上对中欧关系底层逻辑的分析可以看出，赖歇此次访华固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欧盟对华政策的总体走向，也不可能消除中欧之间因产业升级、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因素所产生的结构性矛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此次访问缺乏现实意义。恰恰相反，在当前中欧关系处于敏感调整期的背景下，此类高层互动本身就是维持沟通渠道、降低误判风险的重要机制。
对于随行的德国工商界代表而言，此次访问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于增强对华投资与经营环境的可预期性。近年来，随着欧盟“去风险”战略不断推进，以及贸易调查和监管措施持续增加，德国企业普遍面临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德国政府与企业界都希望通过面对面的沟通，向中方释放继续开展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同时争取在市场准入、产业合作和投资便利化等领域获得更多确定性。
与此同时，此次访问也有助于为中德双方建立更加稳定的危机管控机制。尽管围绕电动汽车、绿色产业、产业补贴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的分歧短期内难以消除，但双方都清楚，全面经济对抗既不符合德国企业的利益，也不符合欧洲经济复苏的现实需求。在这一意义上，双方更有可能围绕具体议题展开技术层面的协商与谈判，在贸易摩擦升级之前寻找有限但务实的解决方案。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当前中欧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本质上并非单纯的贸易争端，而是全球产业格局重组背景下两种发展路径之间的碰撞。一方面，欧洲试图在战略自主、安全考量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另一方面，中国则在持续推进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国内市场扩容。在这一过程中，竞争将长期存在，合作也难以完全中断。因此，赖歇此次访华可能为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中欧经贸关系提供一段宝贵的缓冲期，为双方在竞争与合作之间保留必要的政策空间。
归根结底，中欧关系未来的走向，既不取决于某一次访问，也不取决于某一项关税措施，而将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日益激烈的产业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找到一种既能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又能避免关系持续恶化的相处方式。对于中欧而言，这或许比任何一次具体谈判的结果都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