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城市进化论 ，作者：杨弃非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4月，广东规上工业营业利润为2744.5亿元，而江苏则为2742.3亿元，二者仅剩2.2亿元的差距。
广东仍是当之无愧的工业第一大省。数据显示，1—4月，广东规上工业营收仍以6.0万亿元领先江苏的5.7万亿元。但在更高的总营收下，利润优势却被不断缩小，这反而能映射出产业结构的更多细节。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营业利润高低的背后，是创新驱动在多大程度上为工业企业带来盈利增长点。换言之，江苏工业整体上似乎创造出了比广东更强的创新动力。
广东如何弥补这一“失分项”？粤苏两省在盈利上的“你追我赶”，又是否可能加速工业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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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点
我国工业利润正处于加速增长的“上升通道”。
从数据上看，去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扭转连续三年下降态势，实现0.6%正增长；而到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更是一路走高，1—4月升至18.2%，较一季度的15.5%再度提升；其中，4月份利润增速达到24.7%，创下2023年底以来新高。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AI被不少人视作此轮增长的关键变量。作为与AI高度相关的产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1.2倍，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1倍。
如申银万国期货研究所所长薛鹤翔等人曾撰文分析，整体来看，当前工业盈利增长不再依赖传统行业，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已成为核心引擎，产业升级红利持续兑现。高端赛道需求旺盛、技术突破叠加市场扩容，形成盈利增长的正向循环。
建立对这一整体趋势的认知，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粤苏两省的工业利润表现。
在江苏再度靠近广东的背后，是两省不同的工业利润增速。在全国整体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广东1—4月利润增速仅为4.2%，仅高于河北（-14.0%）、湖南（-3.1%）、重庆（2.3%）、陕西（3.7%）、黑龙江（3.8%）等少数省份。
相较而言，同期江苏工业利润增速达6.8%，领先广东2.6个百分点。而1—2月，江苏该指标一度达到11%；具体到细分产业，根据江苏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电子、铁路船舶、专用设备、医药、石油加工、有色等行业利润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亦不乏AI相关行业。
两省的增速差异已颇为明显，但如果放眼全国各省，“增长明星”省份更将差距拉至数倍。其中，除了青海（121.8%）、西藏（103.6%）两个特殊省份外，湖北工业以高达111.8%的利润增速居于全国第二、安徽则以58.9%位居第四，两省均为今年以来因存储与光电产业发展而走上台前的省份。
利润率同样能展现出此种差距。若以规上工业利润/营收简单计算，今年1—4月，湖北规上工业利润率达到8.4%，仅次于西藏、青海、内蒙古、新疆和陕西，而就在去年，该数字仅为5.6%；相比之下，江苏规上工业利润率为4.8%、广东更只有4.5%，相比去年的5.3%和5.0%均出现了下滑。
而将视线放长，在该指标上，江苏已早一步实现对广东的反超。2024年，江苏和广东两省的工业利润率分别为5.2%和5.3%，到去年，攻守易势，江苏已经以5.3%超过了广东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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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项
从表面上的数据来看，两省产业格局的不同似乎构成了赶超的一个直接原因。
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胡刚向城市进化论指出，江苏和广东由于发展基础的不同，在制造业的侧重优势环节上也产生了差异。
如果纵观整个东部，最南端的广东制造市场化程度更高，更加面向C端，终端产品也更有优势，具体案例就是在建材、五金、灯具等领域优势突出的佛山、中山、东莞等市；最北端的东北地区强于矿产资源开发开采环节，主要服务产业链上游；而江苏则形成了从上游到末端的完整链条，其中格外擅长制造中间环节。
图片来源：新华社
而此轮AI浪潮中，“起飞”的主要是中间环节。中金宏观发布的一篇研报指出，4月，上游制造业利润增速加速上涨，中下游制造业利润增速整体偏弱运行。其中，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等和AI相关行业利润大幅上升的同时，多数中下游制造业则面临需求平淡、成本上抬的压力，利润空间可能受到一定挤压。
在城市表现中同样可见一斑。在众多“追光”城市中，苏州以“黑马”之姿跃入大众视野，“领头羊”中际旭创市值已突破1.4万亿元，数十家光模块行业相关公司共同撑起苏州完整的产业链条。相比之下，深圳存储龙头江波龙市值超过2000亿元，多家存储行业千亿市值公司“冒头”，推动城市正在加速追赶中。
如果说具体产业发展存在周期性，与AI相关的存储和光模块行业面临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那么放在更长时间线条中看，两省制造业不同的发展轨迹还可能源自企业结构的变化。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提到，广东和江苏制造业拥有不同的发展起点。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开风气之先，大量更具活力的民企和外企构成了广东制造业的基本盘，相比之下，江苏制造则源自大量的乡镇企业。前者更重视利润率，也因此逐渐造就了广东工业利润第一省的位置。
过去数十年间，江苏也在不断追赶、弥补差距。如曾刚所说，苏州以工业园区和昆山、太仓等县域为载体，不断吸引日、德、法企聚集，降低乡镇企业占比，也为工业利润实现“超车”奠定了基础。
而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要求下，江苏集体经济又展现出新的优势。胡刚发现，不少广东民营企业由于体量较小，存在不愿冒险的心态、对增加投资区域保守，而江苏集体经济规模较大，在上海的带动下，可能有更强的转型意愿。
区域发展协调性的区别，是多位专家共同提及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据分析，广东约八成工业集中在珠三角9市，而江苏城市工业更为均衡、“十三太保”各有侧重，这也将影响两省工业发展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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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业利润的变化，不过是两省近年来竞争在具体指标上的表现。
事实上，在整个工业经济的维度上，广东依然面临被江苏赶超的风险，数据显示，今年1—4月，江苏工业增加值增速为6.9%，远超广东的3.9%；进一步看GDP增速，今年第一季度，江苏也以5.4%高于广东的4.6%，两省差距仅为467亿元。
但作为一种质量而非规模指标，工业利润更快出现反超，真正的意义或许在于指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第一省”究竟应如何定义？
在比较两省的制造业时，胡刚特别提到，这种对比实际上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广东和江苏的制造业实则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框架下得以构架的，比起江苏在金融资本、贸易服务等环节上高度依赖“外置大脑”上海，广东更注重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共同推进，两种不同模式可能影响制造业发展的成色和效益。
另一个值得加以考虑的因素是人口。去年，广东人口增长79万人，不仅增量再次登顶全国，而且排除自然增长的29万人之外，机械增长达50万人。相比之下，在总人口减少8万的情况下，江苏人口机械增长仅为22.7万人。换句话说，更多人从外省迁入广东。
在胡刚看来，人的流向代表文明发展的方向，人的聚集意味着广东有能力也有更大吸引力服务更多人口的就业和生活；但反过来，这也可能与制造业机械化程度和地区富裕程度呈现负相关。数据显示，在去年全国11个人均GDP超20万元的城市中，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均来自江苏，而广东则仅深圳一市入围。
归根结底，随着我国城市从外延式扩张走向内涵式提升发展路线，质量愈加成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作为位于塔尖的两个省份，粤苏有关“第一省”的竞争不应止于规模，更多细分指标才将真正影响“第一”的含金量。
在曾刚看来，两个省份会长期处于“你追我赶”的态势之中。短期看来，江苏的“胜算”更高，但在应对现阶段国际经济摩擦可能脆弱性更强；相反，广东如果能进一步用好香港在科技研发能力的优势、拓展与东南亚的合作关系，在之后的发展中也可能迎来新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两个“顶尖”省份如何进一步推进产业链合作，带动更多省份协同发展，这或许也将是“第一”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