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谢凯
·资本下乡搞农业
观察者网：从您的观察来看，近年来工商资本“下乡”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
谢凯：在房地产兴起的那些年，工商资本“下乡”的主要驱动力是政策红利和土地增值预期。随着城市房价上涨，土地增值预期增强，工商资本介入农业项目，普遍是为了跑马圈地，抢占城市核心地段或周边的土地资源。
那时候我接触过好些个农文旅项目，其中农文旅并不是主角，配套的商业地产项目才是。换句话说，这些项目在立项之初，就不是以农文旅为主要盈利点，卖房、店铺、公寓等才是真正的目的。还有一种做法是以农业项目立项，配套点状用地和建设用地，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农业项目经营不下去或城市周边用地紧张为由，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或建设用地，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行情下行，疫情又让地方财政雪上加霜，整个农业产业投资因此趋于理性，甚至变得谨慎。现在还能下场投资农业项目的，几乎以国央企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平台为主，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立项发行地方债。
从我这段时间接触到的地方农业项目来看，很多农业项目是不及格的。但业界通常也理解，它们之所以不及格，是因为地方迫切希望把项目做大，以便拿到大额资金，实际上又是将到手的资金挪作他用，比如还债、发工资等，真正能留在项目上的资金很少。基于这种情况，地方政府迫切需要招商引资，引进与立项项目相匹配的企业，到他们规划的园区项目中进行相关的投资与运营。
当然，现在仍有部分民营企业继续投资农业。除了像新希望、温氏、海大、通威等原有大型农业集团不断扩产能之外，还有一些采取农业单品策略的企业在扩张。后者得益于农产品消费升级带来的市场机会，这些企业由于采用单品策略，将农产品商业化，做到一年四季连续供应，且产品质量稳定，深受渠道和消费者的欢迎。这些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国内消费者价值观从“物美价廉”到“物有所值”的成熟。
观察者网：从投资回报周期和收益率来看，农业项目与工业、服务业相比有何特殊性？很多资本反映“农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这一痛点目前有无突破路径？
谢凯：传统的农业项目主要靠天吃饭，拼的就是种养殖规模和个人运气。种养殖规模越大，天时好、行情好，就越赚钱；天时差、行情差，就越亏钱；天时好、行情差，农产品增收不增利，甚至可能亏人工钱；天时差、行情好，大概率有价无市，亏的可能性更大。综合这四种情况，亏的概率更大一些，所以我身边的朋友说，投资传统农业项目无异于赌博。
观察者网：部分地方出现资本“跟风进入、亏损退出”的情况，导致土地基础设施破坏或农民失地失租。根据您的了解，资本最后亏损退出的常见原因有哪些？换言之，您认为资本下乡搞传统农业，其中最容易被低估的风险在哪里？
谢凯：资本退出最常见的原因有三：
一是对农业项目投资的风险和难度判断有误，前期过于乐观，导致项目在建设或运营中问题不断，最后信心丧失，提前退出；
二是项目启动和运营资金准备不充分，部分依赖政府补助资金，一旦补助资金不到位，项目就面临停滞或倒闭风险；
三是不少农业项目由农业科研院校的专家教授主导，他们普遍重科研、轻实践，缺乏项目运营经验，导致项目失败率居高不下。
而资本下乡最容易被低估的风险，是农业、农村与农民之间的风险。
观察者网：对于下乡经营农业项目的资本来说，如何处理好与农村、农民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过去两三年，出现不少种植户农作物遭当地人哄抢的新闻——譬如，2023年，河南周口，药材遭村民进地“捡拾”；2025年，内蒙古赤峰，近200亩白菜被人拎麻袋哄抢。与此同时，媒体上不乏“资本下乡，不能亏待老乡”之类的声音。对于如何理顺这组关系，您有什么看法或建议？
谢凯：我身边好些朋友也经历过类似情况，例如，有朋友去湖南投资农业项目，林下种植的仿野生鹿茸菇时常被当地村民盗采。他与村领导沟通后，给村民发了告知通知书，农场定期向村民免费开放采摘，限定好时间和区域，让村民能采到新鲜的鹿茸菇。村民如果觉得这鹿茸菇好，也可以帮忙卖，以最优惠的代理价给村民，让他们带货，这样还能给村民带来更多收入。
林下种植菌菇的项目作者供图
举这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如何平衡和理顺农业、农村、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的农业项目放在农村，就必然涉及当地农民的利益。政府虽然可能已经协调好土地、资源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跟自己毫无关系——正是因为自己农业项目的导入，才有了当地今天的变化。因此，项目方更需要替当地村民谋福利。例如，可以把自己的农产品有条件地赠送给村民，引导他们宣传、带货，把他们绑定在自己的利益链条上。这样就比较容易与村民打成一片，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形成利益共同体。
我们很多项目方一心扑在项目上，很少与当地村民共情、交集。最常见的现象是筑起篱笆，彼此不来往，似乎谁都瞧不上谁。一旦出现问题，疑心就会在彼此之间加重。时间一长，长期积累的猜忌甚至有可能成为极端事件的导火索。
观察者网：可否从您朋友这个案例出发，总结下目前资本下乡比较成功的模式有哪些？这些模式在利益分配、风险分担上各有什么特点？
谢凯：我了解的比较成功的模式有好几种，但核心都有一定的共性，那就是当地核心产业经济要得到发展和强化。
“非农化”乱象背后的政策与监管
观察者网：您一开始就提到一些“非农化”“非粮化”乱象，近期央视《焦点访谈》也曝光了一起相关案例：山东临沂一个投资7亿元的“现代农业公共实训基地”，里面建满了酒店会堂，却找不到任何农业设施。我们的一位作者所在的三农研究团队曾调研9省42个村的农业项目，也发现这些项目最后几乎都不在做农业。可以说，这类乱象不在少数。
谢凯：在我看来，这类乱象普遍出现的原因是传统农业项目不赚钱，大家心里都清楚，与其把钱像打水漂一样花出去，不如建些实在的项目，日后或许还能用上。但非农项目要发债或争取项目补助资金并不容易，有些地方就利用国家对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视，以农业项目立项发债或争取补助，这样获得国家审批通过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观察者网：有观点认为，资本下乡“非农化”的根源在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和考核，倾向于引导资本投向乡村旅游、康养等“好看”的产业，而非农业本身。作为投资人，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是否也感受到这种GDP导向的压力？理想的政企合作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谢凯：在我与各地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引导资本投向乡村旅游、康养等“好看”的产业的情况是有一些，但并不全是。关键还是在于地方是否适宜做这类产业，这很重要。前些年房地产红火的时候，这类项目比较多，也容易获得资方认可；现在房地产哑火，很多地方政府更注重引入目前比较时髦的人工智能、AI大数据、低空经济等产业。
我认为理想的政企合作模式就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这样才能双赢。政府应该想办法引入或培育当地的主导产业，不能资源分散、遍地开花，那样不利于产业企业的培育。
一些农文旅项目如今冷冷清清作者供图
观察者网：那您认为基层政府在筛选资本、设计退出机制方面应该承担哪些关键职责？
谢凯：我个人与基层政府打过很多交道，发现很多基层政府并不具备筛选资本的能力，更谈不上设计退出机制。不少基层政府是“为上不为下”，看到一些国家级媒体报道某个农业项目，就跟风跟进，缺乏辨别项目的能力。有些项目方为了迎合基层政府的需求，把项目包装得很好，再通过资源和关系让地方政府上马，最后普遍以失败告终。
我个人认为，政府应发挥好“守门人”的角色。如果要引入资本投资，可以充分利用当地产投、农投专业人才的优势，让他们去对接和设计专业方案。当然，有些基层政府没有影响产投、农投的能力，这就需要上一级政府统筹规划，避免资源闲置或过度投入。
观察者网：有学者提出应建立“农业投资风险保障基金”或“土地流转履约保险”，您认为这类制度设计的可行性和难点在哪里？
谢凯：在我看来，农业项目的风险判断和预防处理前置是投资领域的第一位。首先要判断项目的可行性，如果项目本身都没有可行性，再多的保障也无济于事。项目具备可行性之后，中途才可能出现运营风险，这时“农业投资风险保障基金”或“土地流转履约保险”的价值才能凸显出来。
目前，这类制度有一定可行性，难点在于如何判断农业项目的可行性，以及确保资金使用的公平性、合理性、效益性，真正能帮助到这些农业项目。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请您给准备下乡的资本方提三条核心建议，会是哪三条？对渴望引入资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您又有哪些忠告？
谢凯：第一条，要思考自己的资本是否契合当地产业发展，并有机会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之一。第二条，要考虑如何用自己的资本给当地的农业、农村、农民三方赋能，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实现良性发展。第三条，要确保自己的资本足够充裕，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即使不靠项目本身也能存活下来。
对于渴望引入资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我的忠告是：资本很多，逐利是第一位的。如何让资本赚到钱的同时，顺便把农村集体经济也发展起来，这很重要。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时代，任何一方的一厢情愿，后续都可能难以维系。要清楚自己需要怎样的资本，是否有能力和当地政府一起驾驭好资本，这些都非常关键。自身强，才能匹配更强的资本。要避免“等、靠、要”和“抱大腿”的思维，提前做好产业规划，有目标导向，才能抓住机会，引入适合自己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