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苏庆义、姜炀
6月19日，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落下帷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会后表示，要应对“难以为继的全球经济失衡”，并致力于建立“基于规则和互惠的经济关系”。
尽管欧盟官方声明未点名具体国家，但多家外媒认为，这次峰会晚宴长达两小时的战略讨论核心正是中国，议题包括欧盟应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扩充对华贸易政策工具箱。
当地时间6月18日，在欧盟峰会期间，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左）、德国总理默茨（中）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右）出席一场圆桌会议。法新社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5月29日欧盟委员会会议前夕，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立陶宛五国联合提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政策文件，要求对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更激进的贸易防御措施，包括加快加征关税、提高反规避调查门槛、设立“韧性工具”以限制对特定供应来源的依赖等。法国总统马克龙更公开提议效仿美国建立“欧洲版301条款”工具，对实施“不合理、不公正或歧视性做法”的国家直接征收关税。6月3日，欧盟27国投票批准对华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的额外关税，且酝酿扩大至多个行业。
欧盟试图以“产能过剩”为名对华发起贸易战，引发一系列值得深思的议题：欧盟试图发起对华贸易战的逻辑是否可靠？如果贸易战爆发，欧洲将承担何种损失？欧盟应如何正确处理对华经贸关系？
欧盟对华发起贸易战的逻辑存在明显缺陷
欧盟对华贸易战的叙事体系可归纳为三个核心命题：
在事实层面，中国出口规模过大，存在“产能过剩”现象，集中体现为呈扩张趋势的贸易逆差；
在原因层面，中国出口增长并非源于市场规律，而是政府补贴与产业政策等非市场扭曲因素驱动的结果；
在影响层面，中国“过剩产能”的输出对欧洲工业构成冲击，引发就业岗位流失与产业链外迁。
上述三个命题从现象归因到后果评估，构成了一个看似完整的因果论证链条，实则却存在诸多偏差与缺陷。
问题一：中国“产能过剩”？
欧盟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指控，建立在货物贸易总逆差这一单一指标之上。根据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数据，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出口额为1995亿欧元，自华进口额为5595亿欧元，货物贸易逆差达3599亿欧元，同比增长2.7%，这被频繁援引为“中国冲击2.0”的关键证据。
然而，货物贸易逆差规模本身并不构成贸易保护主义的正当性基础。首先，国际贸易遵循的基本逻辑是比较优势，各国依据自身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参与国际分工，促使资源流向最具效率的生产领域，从而增加社会总产出，进出口规模差异恰恰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反映。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具备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的生产能力以及持续提升的技术水平，而欧盟在高端服务、精密机械、创意设计等领域保持比较优势。双方贸易结构的分化源于产业结构差异，而非所谓的“不公平竞争”。2025年，欧盟自华进口中制成品占97.3%，其中机械和车辆占54.4%、其他制成品占33%、化学品占9.8%；欧盟对华出口中制成品占86.2%，这表明中欧货物贸易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双方在机械和车辆领域存在显著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充分体现了产业链的深度分工。
图为2024年、2025年欧盟从中国进口排名前八的产品类别贸易额占比。其中，贸易额最高的两类是电气设备和机械及机械零部件。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其次，单纯关注货物贸易逆差数据具有结构性隐蔽。一方面，从双边贸易的成员国维度考察，中国对德国、芬兰、爱尔兰等国贸易长期呈逆差状态，将差异化的双边贸易格局简化为“中国—欧盟”的二元对立框架，忽略了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贸易地位的异质性。
另一方面，欧方对服务贸易维度的回避，反映出其叙事的选择性特征。2025年欧盟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213亿欧元，中国为欧盟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英国和瑞士。若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纳入综合评估，中欧总体贸易失衡的程度将显著收窄。
问题二：中国对欧出口增长是因“政策扭曲”？
长期以来，欧盟将中国对欧出口增长归因于政府补贴与产业政策“扭曲”，尤其在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不断呈现制度化指责。然而，中国出口规模的长期高位和持续提升从根本上是多方互动的结果，周期性与非周期性因素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是中国本土产业内生性竞争优势的形成。经过数十年的工业化积累，中国已建立起覆盖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业体系。产业链的完整性产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与协同效应，使中国企业在成本控制、交货速度、质量稳定性等方面形成了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
在技术研发领域，中国企业的投入持续增长。2025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024财年全球研发投入排名前2000名的企业中，中国525家上榜，排名全球第二。以电动汽车产业为例，中国企业在动力电池、电驱系统、整车集成等关键环节已形成显著的技术积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的电池能量密度与成本控制水平均处于全球前列，部分核心零部件实现自主可控。
与此同时，本土市场庞大的消费规模也为技术迭代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加速了学习曲线的下降。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对电动汽车产业已基本转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研发税收优惠等市场化激励手段。
其二是欧盟对华投资限制政策的“倒逼效应”。根据国际贸易投资理论，当东道国存在市场准入壁垒时，企业倾向于通过出口服务海外市场；但当东道国允许资本流入时，企业可通过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实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以本地供给替代跨境出口。中国企业本可以通过对欧直接投资，在欧洲设厂生产、就近供应市场，这既有助于规避跨境运输与关税成本，也有利于欧盟吸收就业与技术溢出。
然而自2019年起，欧盟以“去风险”之名，通过《外商投资审查框架条例》及成员国层面的配套审查机制，系统性地收紧了中国企业在欧投资通道，审查门槛不断加高、审批周期大幅拉长、政治干预显著增强，致使中国对欧直接投资流量持续萎缩。2023年降至101亿欧元，2025年第三季度更跌至仅11亿欧元，创下八个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欧盟自中国进口需求激增，进口额2021年跃升至5590亿美元，2022年进一步攀升至658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亦从2019年的2212亿美元，跳升至2022年的4188亿美元并持续保持高位，远超2010年（2253亿美元）水平。
换言之，当投资这一替代渠道被制度性收窄，中国企业不得不回归出口模式以维持对欧市场供给，最终表现为中国对欧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重新加剧。与此同时，欧盟本土供应链“短链化”“断链化”态势日益突出，本地供给能力未能有效补位，进而扩大自中国进口。
其三是欧盟未能利用中美贸易战的机遇。一方面，2018年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并频发贸易调查，直接扰乱了全球贸易布局，大量原本面向美国市场的中国商品被迫寻求新的出口目的地。在此期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由2018年的19.3%持续下降至2024年的14.7%，退居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对欧出口占比维持在16%左右，未呈现明显的出口转移。
另一方面，欧洲本可以利用中国自美国进口下降的机遇，填补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供给空白，但欧洲并没有利用好该机遇。欧洲对华出口占比自2019年达到11.0%的阶段性高点后，连续六年下降，至2025年降至7.4%，对华出口额也从2021年的2607亿美元持续萎缩至2025年的2202亿美元。这说明，欧洲未能有效扩大对华销售，进而削减自身贸易逆差。
问题三：欧洲工业遭受“中国冲击2.0”？
欧盟关于中国出口“冲击”欧洲经济的指控，建立在片面叙事基础之上，不仅武断地牵涉贸易扩张与就业流失的关系，更忽视中国出口对欧洲消费者福利和下游产业的正面贡献。
一方面，欧洲工业的就业岗位减少需置于更宏观的经济背景下分析。德拉吉报告指出，欧盟面临的是“存在性挑战”（existential challenge），根源在于欧盟各国市场割裂、创新投入不足、能源成本畸高等结构性因素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叠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数字化转型的滞后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极大加剧了欧洲制造业的承压。
今年中东局势紧张导致欧洲油价明显上涨，给欧洲民众生活带来压力。图为2026年3月9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一座加油站。新华社
此外，尽管理论上关税通过进口替代效应可减少对外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刺激国内生产扩张、带动就业增长，然而对中间投入品征收关税将推高国内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压缩其利润空间和竞争力，反而可能减少其劳动力成本投入、抑制就业，并可能引致对等报复，导致本国出口部门面临外部需求收缩，进一步对制造业就业产生负面冲击。将工作岗位的流失归因于外部进口冲击，既忽视了欧洲自身结构性矛盾的深层根源，也混淆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分工调整的正常逻辑。
另一方面，从消费者福利和产业链供应角度，中国出口商品对欧洲价格水平的抑制作用具有显著意义。既有研究指出，2023年年内中国低价商品的进口便通过竞争效应（集约边际）和品种效应（广延边际）双重渠道传导，使欧元区总体通胀率下降约0.4个百分点；欧洲央行也估计，若中美贸易紧张导致中国出口转向欧元区，额外的中国商品供应将使欧元区2026年的整体进口价格下降1.6%，并逐渐蔓延至消费者价格层面，使非能源工业品通胀下降0.5个百分点、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降约0.15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对欧洲价格稳定和消费能力的支撑是一个被系统性低估却客观存在的经济效应，充分体现着全球化分工下互利共赢的基本逻辑。
贸易战会让欧盟付出经济代价
若欧盟对华发起贸易战，中国为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必然反制。贸易战将严重削弱欧盟本就脆弱的产业竞争力，破坏其在绿色转型与数字化进程中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关系，最终不仅无法实现“去风险”的政治目标，反而将在出口萎缩、成本上升与福利恶化的恶性循环中承受比中国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结构贸易分析系统的模拟，当欧盟分别对华加征不同层次的关税时，中国若相应进行对等反制，双方将面临诸多福利损失，其中欧盟损失更为显著。若双方将加征关税范围覆盖至全部货物贸易，即实现全面“贸易战”，当双方加征关税税率由10%逐级抬升至30%时，欧盟所受负面冲击呈现显著的边际递增与非对称特征。
具体而言，当税率攀升至30%时，欧盟GDP损失扩大至0.294%，超过中国损失变化，表明关税升级对欧盟经济的边际损害更为严峻；同时，欧盟国家价格变化率在各关税水平下均为正值，由10%关税时的0.124%升至30%时的0.225%，意味着关税成本主要通过进口价格传导至欧盟消费者端，形成显著的通胀压力；而中国价格变化率始终为负，反映其出口结构对价格调整的缓冲能力更强。此外，尽管贸易条件效应显示欧盟有所改善，但贸易量效应持续为负，表明欧盟以贸易规模收缩为代价换取贸易条件改善，实质福利仍呈净损失态势。
若聚焦于欧盟视为战略自主争取重地的汽车行业，互加征关税的结构性不对称效应更为凸显。在30%、35%和40%三种关税情景下，欧盟总体货物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0.759%、0.933%和1.054%，出口增速的收缩幅度约为中国的1.8至1.9倍，呈现出严重的出口导向型产业脆弱性。欧盟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供给方，其高端汽车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一旦面临关税壁垒，出口需求的弹性损失远大于中国。尽管中国在货物进口增长率上受损更深，但进口收缩主要影响的是消费者剩余与产业投入成本，而欧盟出口端的大幅萎缩则直接冲击其制造业就业、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产出及贸易顺差根基，因此，欧盟在汽车业关税博弈中承受的产业层面的福利损失远较整体福利数值所显示的更为深重。
综合来看，无论是全部货物关税的总体经济冲击，还是汽车业关税的结构性产业冲击，互加征关税均对欧盟造成更为严重的实质性伤害。在增长端，高额关税抑制出口需求、抬升进口成本，欧洲本就疲弱的经济复苏动力将进一步被削弱；在通胀端，进口价格上行压力将沿供应链传导至消费端，推高居民生活成本，迫使欧央行在“稳增长”与“控通胀”之间陷入两难。双重压力叠加之下，欧盟所承受的产出损失与福利削减，其影响远甚于中国的贸易收缩冲击。
欧洲应摆正位置再出发
当前欧洲面临的核心困境，并非源于所谓外部竞争者“不公平”的冲击，而在于自身深层的战略认知偏差。在全球产业竞争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时代，欧洲仍以传统强权的姿态自居，未能正视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相对地位的下降，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这不仅难以化解内生性危机，反而加剧战略被动。这种战略被动不只是体现在对华关系，还体现在其对俄罗斯、对美国的关系。唯有调整姿态、务实地回归竞争力建设与开放合作，构建平等兼容的双多边经贸关系，欧洲方能重新获得经济自主与产业韧性。
第一，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是欧洲的当务之急。德拉吉报告指出，欧洲的主要问题是竞争力的问题，这一问题根植于欧洲内部。
在成本端，欧洲长期承受畸高的劳动力成本与能源成本，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后能源价格的结构性攀升，严重侵蚀了制造业的利润率与投资吸引力；在创新端，欧盟在数字化、人工智能及清洁技术等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持续落后于美国与中国，市场碎片化导致规模经济难以实现，企业难以将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化优势。
因此，欧洲首先需要大刀阔斧地推进内部市场一体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重构能源体系与劳动市场弹性，而非将视线外移、寻找外部替罪羊。
第二，与中国进行务实经贸磋商并扩大合作。
首先在制度互信层面，中欧之间已建立起一系列高层经贸对话、科技领域合作平台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沟通机制，应充分利用这些渠道，就产能、补贴、市场准入等议题展开对等与专业的技术磋商，以制度化对话管控分歧、积累共识。
其次在经贸关系定位层面，欧洲需要建立一种更加成熟、平衡的视角来看待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当前，欧洲一方面声称欢迎中国资本参与其绿色转型与基础设施升级，另一方面却以“去风险”为名，通过《工业加速器法案》等政策工具设置隐性壁垒。这种矛盾行径不仅削弱了欧洲的政策可信度，也无助于欧洲弥补投资缺口与技术合作机会。
最后在合作路径层面，中欧应共同探索双赢的投资方案，直面欧洲产业链关注的创新不足与韧性缺失的关切，以竞争促合作，以合作融竞争，例如在电池、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建立合资与技术共享机制。
匈牙利布达佩斯切佩尔港物流园内的中欧班列集装箱货柜新华社
第三，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避免保护主义反噬自身。
欧盟长期以来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然而近期频繁动用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及潜在的单边贸易限制措施，已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构成实质性冲击。这种内顾倾向不仅与欧盟公开宣示的国际承诺相悖，更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后果，其自身出口市场、外资流动及全球供应链稳定都将越发面临更多风险。
唯有以规则回归替代权力政治、以制度开放替代投资封锁、以多边合作替代单边对抗，欧盟方能在日益复杂的大国博弈格局中维系其独特地位，并实现经济安全与贸易繁荣的动态平衡。
参考资料：
1.https://www.euractiv.com/news/france-and-allies-call-for-eu-trade-defence-tool-to-fend-off-china/
2.Di Sano,M,G Pongetti,T Schuler and S G Toh(2023):“Spillovers to the euro area from recent negative inflation in China”,ECB Economic Bulletin,issue 7,November
3.https://www.ecb.europa.eu/press/blog/date/2025/html/ecb.blog20250730~833a22650e.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