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李翔李翔 ，作者：叫我以实玛利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可能是被研究和描述过最多次的人类经济危机事件。安德鲁·索尔金的《1929》是其中最新一本。（索尔金是《纽约时报》大名鼎鼎的金融记者。曾经写过讲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而不倒》，也是美剧《亿万》的编剧。）
索尔金在后记里提到之前的三本经典《泡沫破灭那一天》、《戈尔康达往事》和《1929年大崩盘》。这三本里我读过后面两本，尤其是约翰·布鲁克斯的《戈尔康达往事》，确实是非虚构写作的杰作。
读完了这本《1929》，结合后来我有印象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确实会发现，每一次的危机和泡沫，都有一些不变的事。
这些不变的事情包括：
1，当时的人们总以后“这次不一样”的笃定和自信，无论这些人有多聪明。
在1929年时，最著名的就是当时全世界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费雪的言论。费雪在1929年的9月5日说：“股价并不虚高，华尔街也绝不会遭遇崩盘之灾。我们正身处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因而企业与个人的盈利能力都在持续攀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规模生产和世界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工业巨头们建立的庞大实验室，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催生出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成果。”
1929年年末《纽约时报》金融版在总结这一年时的文章《1929年的流行理论及如何受到秋季事件的检验》中，列出的第一条理论就是：“我们已进入新经济时代，旧有经济规律已不再适用。”
2008年时的“这次不一样”建立在对房价和美国经济的信心上。而现在（2026年）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对AI这种革命性技术上。
而且，即使经历了1929年10月24号这个号称华尔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美国人的乐观精神仍然未被破坏。索尔金在书里说，当1929年交易结束，道琼斯指数收于248点，全年仅下跌17%时，银行家和交易员们看着这个数字，完全可以自我安慰说，这也不算太糟！在8年之前的1921年，道琼斯全年下跌近33%。
当然，这种乐观精神，从长期来看是正确的，虽然在短期而言可能对那些身背负债、借助杠杆的人是种灾难。
2，精英阶层们有自己习以为常但在大众看来不道德的行事方式或圈内规则。
而这种圈内人人都在做的事，一旦被公开，就会引发众怒。
在1929年时，这些行事方式包括，顶级投行以折扣价向自己的圈定的客户提前出售公司股票，这些股票可以在公司股票正式流通之后卖出，让自己圈定的客户获得收益。
以及，把自己持有的下跌的股票，卖给亲朋好友，以收入亏损来合理避税。
《1929》里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也是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美国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长查尔斯·米切尔就采用了这种方式。他在1929年把自己持有的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的所有权转移给了自己的太太，由此可以在当年申报280万美元左右的亏损。
当然，在把股票“卖给”自己老婆的时候，米切尔也是真心认为，这些股票的价格会涨回去的。他其实是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
后来参议院的调查里发现，摩根财团也做过这两种操作。
这些内部俱乐部式的操作，当然都有律师把关，确保合法。但是在圈外人看来，表现出的是精英阶层的厚颜无耻和自私自利。前一种方式是从大众手里赚钱——后来罗斯福总统表示，这感觉就像是在从自己手里抢钱；后一种方式则表现出了某种自私——那么有钱还在想办法避税。
3，大众情绪永远都有寻找替罪羊的需求。
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危机，从政治家到大众舆论都需要找出一些人来承担责任。
最容易被解释的就是其中有一些“坏人”，搞砸了经济系统。好与坏，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总是更容易被理解。
前面讲到的银行家查尔斯·米切尔就是这出大戏里被揪出来的坏人之一。
在米切尔的庭审现场，他的辩护律师说，这场审判是政治表演，米切尔不过是政府为平息“暴民”心理而献祭的“大鱼”，当局要为股灾寻找替罪羊。“当暴民心理占据上风时，该让谁来当牺牲品？某个小角色？不！我们需要的是一条大鱼，米切尔就是那条大鱼！”
今天来看，连当时的总统胡佛也是“替罪羊”之一，是胡佛的应对不足导致了危机越演越烈。因为跟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绑定在一起，他几乎成为最有名的无能总统。
以及，我也是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是胡佛坚持要用“萧条”而不是“危机”来命名这次由股灾引发的经济危机。这可能是经济史上最失败的通过命名来影响舆论的尝试了。因为危机是短暂的，而萧条则是一种可延续的状态。当然，就当时而言，胡佛也是希望能通过不使用“危机”，来避免引起恐慌情绪。
当危机发生时，如何跟公众沟通至关重要。可惜胡佛总统是个糟糕的沟通者。
当然，也不能说美国政治家们就没有修补这个系统的行动。
其实1929年大萧条留下了相当丰厚的制度遗产，最著名的包括禁止金融机构同时从事银行和投资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结果之一就是导致摩根财团被拆分成摩根大通和摩根斯坦利；引入了存款保险制度；以及罗斯福总统设定了专门的监管证券交易的机构美国证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