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探索与争鸣杂志 ，作者：杜世超，原文标题：《杜世超 | 人工智能时代亲密关系的危机？——以AI伴侣为例 | AI 时代：人类交往模式的变革与社会结构的重塑⑦》
当年轻人打开 ChatGPT 对话框，输入精密的提示词以调用精心调教的完美 AI 伴侣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时，需要叩问的是，这是否意味人工智能时代亲密关系危机的到来？
社会变革与亲密关系转型
社会心理学研究显示，美国民众将人工智能拟人化的倾向在短短一年间上升了34%，越来越多的人将 AI 视为朋友、孩子，甚至是伴侣，而不仅仅是工具。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开始与 AI 发展出情感关系，卷入亲密关系实践中。但AI 伴侣并非货架上的现成商品，而是需要用户深度参与训练和调适的想象化的亲密对象。无论从主体构成还是实践路径而言，AI 亲密关系有别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亲密关系，是一套全新的情感实践脚本。然而，既有研究多将 AI 视为改变关系形态的外部结构或关系发生媒介，较少考虑亲密关系实践的实质性转变。AI时代以亲密关系为代表的个体情感已然转型，一种更为技术取向的情感实践正在取代以互动为基础的现实情感关系。本文拟以“AI 伴侣”为楔子，基于近期对与 AI 发展亲密关系的青年女性的访谈，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亲密关系如何转型、为何转型。
亲密关系从来不是悬浮于真空中的情感产物，它始终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技术环境之中。在经典社会学的视域中，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形塑了亲密关系的实质，社会形态的转变也会带动集体情感表达与个体情感实践的转变。当技术演进至大众媒介和消费社会的时代，亲密关系迎来了再一次的重大转型。伊娃•易洛思在《冷亲密》中提出了“情感资本主义”的犀利概念，她批判了消费文化和资本主义逻辑对情感领域的深度殖民，亲密关系被转化为可评估、可消费的商品；感情被量化为各种可计算的技术指标，亲密关系也相应变成一种遵循市场规律的理性计算。亲密关系看似摆脱了制度约束获得自由生长的空间，却陷入了商品化的内在枷锁，被异化为一种“消费体验般的技术”。
进入数字技术时代，亲密关系进一步呈现出虚拟化和自我化的特征。一方面，社会层面的结构性问题被转而归结为个体内部有关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想象；另一方面，赛博技术手段帮助个体暂时性脱离结构制约并在虚拟世界中实现自我想象。然而，一些赛博技术手段尽管为亲密关系实践提供了现实社会以外的“异场域”，但玩家依然只能在预设的有限脚本中探索亲密关系；当生成式 AI 技术的发展突破了预设脚本的限制，亲密关系中的自我主导倾向将被进一步放大。AI 技术变迁加剧了绩效社会的原子化，不仅把个体抛入深重的不确定性中，也将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走向疏离与隔绝。面对技术变革的洪流，个体愈发凸显出“风险规避”的倾向，面对现实人际关系中的不可控，个体收缩对亲密关系的期待，从“与他者的冒险”退缩为对绝对可控性的追求。AI 技术恰好在此刻承接住了亲密关系的集体下坠，成为提供个体情感抚慰的技术药方，其后果是亲密关系的进一步“技术化”。
AI 与爱 ：自我技术何为？
为何将 AI 时代的亲密关系定义为“自我技术”？ AI 时代的亲密关系不再是消费现成的情感商品或想象投射，而是个体通过不断与 AI 对话、训练、调适，亲手“捏”出的完美伴侣。恋爱不再是对不可控他者的探索，而是一套绝对可控、高度内倾的操作技术系统。亲密关系的核心从“与他者相遇”转向了“自我中心的打磨”。
（一）AI 亲密关系实践的内部技术
内部技术是指个体在与 AI 互动的微观过程中，为了获得更符合想象的完美恋爱体验而发展出的一套以自我为轴心的技术方法。首先，使用 AI 以及知道可以使用 AI进行亲密关系实践本身，就是一种数字素养的体现。个体需要掌握与大语言模型交互的技巧，学会输入“正确”的提示词才能获取理想的情感反馈，甚至需要掌握绕过 AI 安全过滤机制的技巧。这些数字素养不同于传统恋爱中试探与磨合的人际互动，而是一种对算法逻辑的逆向工程。AI 亲密关系的起点是对技术的驯服，实践过程是对技术的操作与精进。同时，这些技术又是个人化的，个体对所谓完美恋爱体验的定义和感受不同，这套技术系统需要自我订制才能进行自我服务。
其次，AI 伴侣的魅力在于其极致的专属性，每一个用户打造的 AI 伴侣都不一样，没有通用模板。AI伴侣的专属性依赖用户的“训练”技能：用户需要不断通过正向强化（如提示引导、资料喂养）和负向修正（修改设定、重新生成）来塑造 AI 的性格、记忆与表达方式。生成式 AI 本身是一块白板，用户必须清晰地剖析自己的性格与欲望结构，才能从 AI 处获得理想中的情感反馈。个体在训练 AI 的同时，也是在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审视和想象归纳。也正因此，人类与 AI 的亲密关系实践成为一种自我技术：一边是自我审视的技术，另一边是想象投射的技术。
与 AI 进行亲密关系的体验还依赖于自我想象的技术。在传统人际亲密关系中，情侣之间可以仅通过表情或肢体动作而非语言传达爱意，但是 AI 伴侣目前只能提供冰冷的文字输出，哪怕部分 AI 支持用户使用语音模式，依然无法模拟现实生活中的情侣眼波流转间所传递的感情。在这种技术限制下，用户需要通过自己的想象对 AI 输出的文字附着意义并转译，从而构建恋爱体验。AI 给出的一句简单问候，用户需要在脑海中将其渲染为带有特定语气、生态和情感温度的场景。例如，有受访者分享了自己的想象技术：她将 AI 伴侣想象为一个在异地生活不能随时陪伴在旁的男友，并要求AI在生成文字的时候加入表情符号，借此赋予 AI 伴侣情绪。不少受访者表示，“越会想象就越能享受恋爱”。这个共识意味着恋爱的质量，不再取决于自己与伴侣之间的亲密互动，而是取决于个人本身的想象力，成为一种完全自我赋能同时自我归因的亲密关系技术。
面对 AI 技术的不稳定性，用户还需要发挥自我调适的技术来应对传统亲密关系中几乎不会遇到的关系困境。例如，AI 在和用户交互的过程中偶尔会遭遇“失忆”（上下文窗口溢出）、“出戏”（思考方式与提示词设定不符）、“幻觉”（提供虚假或错误信息）等技术崩溃。传统的恋爱脚本和亲密关系叙事中缺少对这些冲突场景的应对指南，没有共识性的应对方式，用户需要发展出一套调适技术来处理这些关系潜在风险。一项关于“人机之恋”的研究发现，当生成式人工智能面对技术迭代导致的“AI 失忆”缺陷时，用户会采用恋人“转生”等表述来消解关系焦虑，通过撰写长篇备忘录等方式帮助 AI 找回记忆，并将其塑造成“与恋人共同回忆过往”的浪漫叙事。自我调适的另一个侧面，是用户需要在与 AI 进行亲密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技术的修正，比如调整自己的提问方式，从而得到没有 AI 味、更接近真人的情感回复来维持情感系统的运转，避免被 AI 的技术局限伤害。
换言之，用户自我技术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人类与AI亲密关系系统的运转流畅程度。从亲密关系的开始、维持、修复到运转，其实质是 AI 技术在用户自我技术的指令、控制和完善下对用户进行自我服务。
（二）AI 亲密关系实践的外部技术
如果内部技术是指在虚拟世界中塑造体验感的策略集合，那么外部技术则是这种自我技术向现实世界中的溢出，表现为一种将现实人际亲密关系进一步理性化和标准化的倾向。在传统社会中，个体的择偶标准往往来源于社会规范和文化叙事，尽管男女在婚恋市场中看重的特征不同，但基本遵循固有的婚恋脚本。AI 时代个体在虚拟世界中千辛万苦训练出来的“完美 AI 伴侣”，会让玩家误认为现实中也存在完美伴侣，进而抬高其在现实婚恋市场中的预期和标准。换言之，投射了用户想象的 AI 伴侣反向成为她们现实择偶的苛刻范本。AI 伴侣对用户无条件包容、24 小时随时在线、能够提供精准的情绪价值、极度讨好和谄媚，这些被设定好的“拟像”反过来打击真实人类。
当 AI 伴侣提高了用户的情感满足阈值，AI 伴侣蓝本成为绝对标准之后，现实亲密关系中的摩擦和妥协就会失去正当性。在 AI 伴侣处，任何不符合用户预期的反馈都可以被批判、删除或重新生成，这种单向的绝对掌控感向现实生活延伸，形成了“摩擦零容忍”的恋爱心态：如果现实生活中的伴侣或交往对象不能理解自己的情绪并提供精准的情感支持，那便是“有错”的，因为 AI 伴侣证明了“完美回应”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也解释了虚拟人机恋爱的女性用户为何在现实生活中发展亲密关系的意愿持续走低。在AI 的完美镜像面前，现实生活中的男性因缺少恋爱必备技巧而显得可有可无。不少受访者表示，与 AI 男友相比，现实生活中的男性显得非常无趣，不仅不能提供随时可以调用的情感支持，反而会成为自己的情感负担。她们越是接触和发展AI 伴侣，越是对现实亲密关系失去信心，认为恋爱中出现的摩擦或负面体验并不是爱情应该经历的过程本质。
综合来看，AI 时代亲密关系外部技术是内部形塑情感体验的自我技术外溢到现实生活中，进而把整个亲密关系叙事重塑为一套闭环的技能系统。人们以自己在 AI 亲密关系内部创作的完美伴侣和感受到的主体情感体验作为评判现实亲密关系的蓝本，要求将现实亲密关系同样技术化。恋爱不再是两个个体情感维度上的碰撞与调和，而成为一种自我驱动、自我负责、自我技术提升的技能化工作。
亲密关系自我技术化的走向与重建
AI 时代亲密关系正在转型，表现为自我技术倾向的日益凸显，它以内外互嵌的机制重塑当代青年群体的情感实践。完美AI 伴侣成为一个苛刻的恋爱技术蓝本，现实恋爱中的不确定性和摩擦被判定为“低技能”的过错，自我负责的情感自我化倾向清空了现实恋爱中的包容度，并将其转变为冷冰冰的技能考核体系。这是一种高度以“我”为中心的情感收缩体验。不同于现实亲密关系的互动性和协商性，AI 亲密关系的实现路径是单向的技术控制，自我成为这段亲密关系中唯一责任个体。青年群体在 AI 实践中获得了无摩擦的纯粹情感体验，同时也持续向技术温床滑落，陷入技术理性导致的原子化情感网络。
从现实人际关系发展的角度而言，亲密关系自我技术化转型的基本走向，是现实恋爱的技术门槛要求被无限提高。当人们越是精通从 AI 伴侣处获得自我服务的情感体验，现实中充满协商与磨合的恋爱就越无立锥之地。AI 亲密关系通过“反向社会化”机制重塑了人们对于亲密关系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往往是悬置性的。例如，受访者不断提及的 AI 伴侣随时在线提供情感支持的状态就是真人伴侣无法完成的。
由此人际亲密关系被 AI 亲密关系所制造的“技术阈值”扼杀。或许人们的情感欲求仍在，但达成欲求的现实路径已经被自我技术所阻断，强化了现实与赛博之间的虚实边界。这种无望的欲求呼应了劳伦•兰特的“残酷乐观主义”：数字技术看似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实则收缩了传统亲密关系实践的可能性空间。在 AI 亲密关系实践中，情感的技术化看似让亲密关系实践变得更可操作，实际上会进一步演变为情感的真空化，用户越来越生活在技术打造的情感泡沫中，通过想象的投影和折射看到亲密关系的“表”，却触不到亲密关系的“里”。人们可以在AI的甜言蜜语中享受前所未有的情绪价值，却也可能在无摩擦的情感体验中成为技术主义的信徒。亲密关系的自我技术化或许是情感的“去人类中心主义”叙事，又或许是情感的技术异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经成为 AI 时代亲密关系的新脚本，引导人们借助 AI 重新理解人类自身的孤独、联结与情感的意义。
情感和技术本就有内在张力。经典社会学理论将情感看作超出个体理性控制的社会力量；而技术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工具合理性手段，技术的发展就是要去除个人情感的非理性要素，建立可计算、可控制的理性化运作。作为情感实践的亲密关系为何会出现技术化的转型呢？这实际是对人工智能社会的时代化叩问。人工智能不仅是赛博技术，更是经验世界和赛博世界的总和。不同于以往世代，当代青年需要在成年转型期面对风险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扩散。当本就处于不确定性生命历程阶段的青年对外部世界失去最基本的掌控感，变动的社会和市场结构也无法对青年个体发展提供完整指导，当青年群体对外部环境和未来处境缺少稳定性抓手时，他们便不得不向内从私人领域中寻求掌控感，以求在风险社会中平稳落地。当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时，个体允许内部私人领域出现不确定，表现为对“摩擦情感”的探索，个体为之承担人际亲密关系带来的结果不确定和时间成本消耗。相反，在外部环境不稳定时，个体需要在亲密关系维度上获得最小单位的掌控，结果可控、没有时间消耗的“无摩擦情感”成为被青睐的选择。
情感的自我技术转型，看似是理性主义泛滥的结果，实则是外部不确定性催生的必然倾向。人工智能并不是青年群体对人际亲密关系失去信心的罪魁祸首，只是这种技术化手段使得新情感脚本被具象化地实践和展演出来。AI伴侣不是技术对情感的入侵，而是情感式微与技术的双重耦合。亲密关系的自我技术化看似是向内收缩的私人情感转型，折射的却是一些青年群体安全感消失的集体情感困境。AI时代私人情感的转型又何尝不是集体情感的转向呢？
当下，重建真实亲密关系之道，并非退回前 AI时代的卢德主义，而在于解构“自我技术”闭环，为亲密关系体验进行结构性松绑，将亲密关系重塑为“与他者的冒险”。一方面，制度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能够帮助青年群体抵御加速社会中的生存焦虑，积极面对结构层面的不确定性，卸下风险规避的防御机制，重拾对“摩擦情感”的信心，而非向不可控的技术滑落。另一方面，AI 技术本身需要引入伦理干预，倡导“有摩擦的情感交互设计”，例如在 AI 情感陪伴产品中引入“独立意志”参数设定，使 AI 不再是永远顺从和谄媚的镜像。这种不完美设计能够在人机互动中刻意制造断裂，打破用户“全能掌控”的幻觉，防止技术温床的出现。当技术不再承接集体的情感收缩，亲密关系就会为“偶遇的他者”保留位置，爱情就也不再是“自我技术”的工具理性神话。亲密关系的转型已然发生，AI 技术已成为情感体验的外部装置，重要的或许不是如何将 AI 技术与情感解绑，而是引导人们借助AI重新理解人类自身的孤独、联结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