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杨照
《人的条件》的英文书名是The Human Condition，中译本多称《人的境况》，但我还是比较习惯把它称为“人的条件”，因为“人的条件”彰显了这本书现在跟我们最明确有关系的地方。
当我们在讲human的时候，指的是什么？man指的是作为一个人客观的部分，而human则表示“活得像一个人”。也就是说，人除了有自然的、客观的性质之外，我们更在意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人离开了动物性，我们是什么？可以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
因而《人的条件》讲的，就是让人从man变成human的条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会变成human，变成人文的这样一种存在方式。
这本书出版于1958年，作者阿伦特那一代人，刚刚经历了连续两场战争非常可怕的破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战，到以两颗原子弹告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壕沟战形成僵局的原因，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必须由原子弹来终结？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中间最关键的就是科技的发展。
原子弹投放在广岛和长崎，把文明非常明确地往回推，摧毁了这两座城市所有的文明设施，把人重新化约成像动物一般，只能在街上盲目地走。人还是人吗？所谓人文与文明，在那个情况下，被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科技摧毁一空。
但另一方面，从原子弹结束战争到1958年，经历了十几年战后的重建与复苏，尤其在美国，同样是科技，带来了各式各样民生上的富裕。科技可以是野蛮破坏的力量，同时也可以创造出富裕的社会。在这样的对照刺激下，那个时代的人不得不认真思考文明和科技之间的关系。
阿伦特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把问题推到根本，所以在这本书里，她要问的是：人是什么？人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在文明当中应该如何安排科技？人要在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环境当中生存，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显然，文明和科技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而更复杂的是，野蛮跟富裕之间，还有很多面相。
02.
劳动与工作：维持生命，还是建立世界
读这本书，有一个背景非常重要，阿伦特受到了马克思很深的影响。马克思特别关注人跟劳动之间的关系。他告诉我们，人如何在资本主义的架构下被化约、转化成劳动者，不再是创造者。
更让马克思愤慨的是，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从原来那个高贵的创造者的角色，被降等成了劳动者。劳动者跟创造者之间的差异，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之一。
阿伦特更进一步，在《人的条件》中区分了三种不一样的人类活动。这个区分非常重要，因为在现代的概念下，我们经常混淆，把这三种活动都当作“工作”。
第一种是labor（劳动），它接近于维持生命所必须做的事，吃饭、洗衣服、赚钱、养家，都属于这个范围。劳动最大的特色，是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今天吃饱了，明天还要再吃；今天把家里打扫干净了，过两天又乱了；今天赚到薪水，下个月又要重新开始。
这里有一部分呼应着马克思的批判，我们每天反反复复地不断劳动，但没有完成，所以不可能在劳动当中创造出任何东西。劳动是一直不断的循环，与基本的动物性的生命现象一致，它让生命延续下去，但也随生命现象而变化，没有永久的内容。
阿伦特把人的这部分活动称为“劳动动物”——为了维持生命而不断劳动的人。
第二种活动是work，直接翻译成“工作”其实不够准确，它真正的意思，是借由你所做的，制造出可以完成的东西——写一本小说、设计一座桥梁、艺术家完成一件作品，这都是work，动词是工作，名词就是作品。
这也呼应了马克思的分别：人作为创造者，有想要创造的本能和冲动。就在工作当中，人有了人造的环境。在作品上，最清楚地显现出我们是人：我们跟蜜蜂不一样，跟树不一样，跟石头不一样，我们会造出自己的人造事物。
work还意味着人跟时间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你盖一栋房子，是为了让它存在很多年；你写一本书，可能有更高的野心，希望它超越你自己的生命而存在。劳动的时间是自然循环的时间，是生命延续的时间，创造的时间比它更长。
这正是马克思的悲叹：你们忘记了自己可以做一个创造者，不需要活在被生命延续所主宰的时间观里。人就用这种方式创造出一个持久存在的人的世界。
阿伦特把人的这个面向称为homo faber（制造的人）。劳动帮助我们维持生命，而work帮我们建立人的世界。两者都很重要，但一定要区隔清楚，它们并不是同一件事。
03.
行动：人与人之间的不确定与自由
在马克思观点的基础上，阿伦特提出了人类活动的第三种形式：action（行动／行为）。这一洞见体现了阿伦特作为政治哲学家对于政治生活的思考和主张。而《人的条件》之所以成为一本值得大家阅读的著作，关键也在于她提出了这个独特的概念。
中文的“行动”“行为”没有包含这个概念的全部含义。对阿伦特来说，“action”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行动不是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
比如，讨论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说服别人、与其他人组成群体、共同做出决策，甚至是有组织地挑起革命、争取民主、建立制度等。
阿伦特特别指出，action和前两个面向存在区别：劳动的特点是不断循环，一直不会结束；制造则会产生成品，有完成的结果。而行动的最大特色，是没有既定的结果——行动会产生结果，但没有人能够预见或掌握这种结果。
所以，行动的最大特征就是“自由”；换句话说，就是“不确定”，因为行动总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的另外一个重要表述。她将人与人之间行动的面向称为“natality”，这个词的中文译名是“出生性”，行动的关键在于“出生”，一个人的出生，意味着整个场域的改变，因为每个人的行动都是场域里不可被确定和决定的变数。
群体中每增加一个人，群体的行动就会被改变，每个人的“出生性”自然地使行动变成了一种自由。三个人之间的行动是一种状态。但当第四个人出现时，原有三个人之间的互动就已经发生改变。当第五个人出现时，四个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又会再次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作为“人”的重要条件：第一，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它就被决定下来；第二，它是不确定的，这也使每个人在行动的互动当中都是自由的。
阿伦特还提到，古希腊人认为生命有不同层次，对应不同的场域。劳动发生在家庭，处理我们的生存需求。制造发生在工坊和市场，我们用自己制造的东西与他人交换。而行动发生在公共广场——古希腊城邦生活的重要领域。
不同场域牵涉到人的不同活动。城邦公民穿梭出入于不同的场域，清楚地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不同条件，以及这些条件所激发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
04.
AI时代：什么仍然属于人
反之，阿伦特警告我们：现代社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不再能够清楚地看到不同场域里的不同活动。
更糟糕的是，我们把太多活动都当做“劳动”，用劳动的逻辑理解一切：教育是为了培养更好的劳动力；文化变成文化商品、文化产业；政治变成了有效率的管理；人民变成了购买力的消费者……
在这样的情形下，“劳动”的地位被抬高，“创造”的部分则被贬抑了。甚至，在公共世界里，“行动”还被驱赶到了人类生活的边缘。
于是，我们过得很有效率，但不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阿伦特认为，这是现代人的危机：我们不是工作太多，而是已经忘记了，人在工作之外还有别的面向。
我们有建立世界的面向，有共同生活的面向，共同生活里还有出生性：我出生了，我就是一个变数，整个群体因为我而改变，而且不知道会怎样改变。那是一份自由，是多样的可能性。
1958年，阿伦特绝对不会预见到AI。但当我们在AI时代重新阅读《人的条件》，就会发现它如此贴切，因为AI已经进入了劳动、创造和行动这三个面向。
首先，我们会越来越依赖机器。机器搭载AI之后，许许多多的劳动——为了生存而必须要做的事——不需要人做了，因为机器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劳动将不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它的必要性会快速而激烈地萎缩。
创造也面临着相似状况。以前我们说“内容是王”，但内容现在已经不是王了。内容是创造性的，但现在AI已经完全可以介入这种创造性——它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做出一本书、一幅画或更多形式的创造物。AI正在和我们竞争，逼着我们想清楚：我要创造什么？什么样的创造才是“人的创造”？
举个写歌的例子。以前，我们做一首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是一件过瘾的事，但现在，你只需要对歌词有一点点的想法，就可以喂给AI，下达指令，AI能快速地帮你写一首歌词，而且在音乐性、韵脚、押韵等方面能做出水平。你再拿着歌词叫它谱曲，一首完整的歌曲就出来了。甚至你还可以让它创造一个歌手，在影片里把这首歌给唱出来。
可以说，劳动和创造不再是独属于人的活动，因为AI已经介入了。
然而，早在1958年，阿伦特就为我们留下了一条“活路”——到目前为止，AI还无法取代行动。我们与他人在同一个公共空间中，处理这个空间里各种各样的安排。我们要建立信任、形成承诺、承担责任、相互沟通，完成各种不同的互动，真正展示自己是谁。这不是我们愿意交给AI做的事，也不是AI可以代替我们做的。
阿伦特在书中深入讨论自由、公共广场和公共事务，这刺激我们重新思考：当AI的潮流排山倒海而来时，作为一个私人的个体，有很多的劳动跟创造会被AI取代。但不要忘了，你不只是一个私人的人，还是一个公共的人。
作为公共人，你的出生性会改变公共空间的面貌。你不应该遗忘，更不应该放弃这件事。这是我们在AI时代必须思考的“人的条件”。
一个社会要真正进步，不是要生产更多东西，而是要保留足够的公共空间，让人能够彼此交谈、共同思考、共同决定未来，让每一个人的出生性都有意义。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空间，经济越发达、科技越进步，人反而越会逐步失去作为人的条件。
阿伦特给我们留下的是最关键的提醒：最重要的，并不是每天完成多少事，而是能否仍然保有“可以开始做新的事情”的能力，并且与他人在互动中共同规划、完成、修正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仍然期待技术进步，期待人能更好地运用技术。这是我们在AI时代必须思考的“人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