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 ，作者：谭嘉慧，头图来自：AI生成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一直倡导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影视剧中也会有”蝼蚁尚且偷生“这样的话语，用小生物的求生本能来劝谏人们应珍惜生命。人或多或少都是有利己倾向的，但为什么有人会选择自杀呢？大概是因为，人的利己倾向的核心，并不是保全生命，而是逃离痛苦。
我想，抛开精神失常这个原因，绝大多数自杀者是想以死亡来终结掉当下的痛苦。一些学者给了我们更丰富细致的答案，他们的目光并不局限于精神失常的医学范畴，而是转向了宏观的社会结构、文化语境、经济剥夺、心理机制等。
一、社会整合与失范状态下的自杀
在《自杀论》问世之前，自杀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个体的病态，比如心理状态、种族特质或遗传倾向等。涂尔干却将观察的重点从“自杀的人”转到“自杀率”上，他发现，在某一时期内的自杀率是相对稳定的，有时又会呈现出规律性的波动。这意味着，自杀并非全然取决于个体意志，而是受到某种力量的支配。
他以详实的统计比较为基础，逐一排除了非社会因素对自杀行为的影响。他证明精神疾病、酗酒、种族特质乃至气候温度，都无法解释自杀率的地区差异和时间波动。例如，犹太教徒中患精神错乱疾病的数量远多于别的教徒，但他们的自杀倾向却很弱。假设自杀受气候影响，那么同一气候带内的不同国家应当有相似的自杀率，但数据并不支持这一假设。这些“排除法”式的论证，将涂尔干引向了一个核心判断：真正左右自杀率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状态。
基于这一判断，涂尔干将自杀的类型分为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反常自杀。利己主义自杀的本质在于个人与社会的疏离，个体因缺乏集体归属感和生命意义而陷入孤独绝望。利他主义自杀则相反，由于社会整合程度过高，个体的个性被极度压抑，甚至为群体荣誉或义务而牺牲生命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军队中的自杀现象即属此类。反常的自杀是由于社会的突然失控，规范和平衡被打破，个人的生活完全失衡，个体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
由此，涂尔干得出一个至今仍具震撼力的结论：自杀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根源不在于个体的心理缺陷，而在于社会整合与道德规范的失衡状态。这一结论将自杀这一非常私人的行为纳入了一个可被科学研究的客观领域，积极探索探究社会现象的因果机制。
那么如何降低自杀率呢？涂尔干认为，宗教与家庭都不能成为维系现代人关系的感情纽带，只有建立职业团体或行会才能恢复社会对自杀的免疫能力。他的方案止步于原则性宣告，并未说明“职业团体”究竟以何种方式组织、靠什么维系凝聚力、又如何覆盖那些游离于正式行业之外的群体。
正因为涂尔干关于自杀的解决方案停留于宏观层面，后续的研究者必须进入更具体的社会情境，比如，文化伦理如何赋予自杀以意义，经济剥夺如何制造生存压力，心理崩溃又如何给人致命一击。
二、生命与人格尊严的博弈
如果说涂尔干追问的是“社会整合的强弱如何影响自杀率”，那么吴飞在华北某县城的田野调查，则把这个问题落实到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层面：在乡土中国的家庭伦理中，自杀是如何被使用的？
在乡村，多是过日子中因琐碎小事引起的自杀，自杀的方式基本是喝农药、吃安眠药、上吊。当地人对自杀者心理状态的描述，通常会落到三个词上：赌气、丢人、想不开。“赌气”是委屈感的呈现，背后往往是人格价值的受挫，“丢人”涉及到面子和人格价值。而“想不开”则暗含对自杀者不符合做人与过日子的智慧的批评。
这三个词引导我们思考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秩序中的委屈和公正呢？家庭生活是情感与权力的游戏的混合。家庭政治不同于公共领域的权力斗争，它不追求消灭对手，而是围绕“谁更占理”、“谁对家庭的贡献更大”等日常问题开展权力的游戏。
当一个人的付出被无视、人格被否定、尊严被践踏，就会感觉到委屈与不公。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自杀就成了报复的手段。自杀的人常常会说：“看我死了你们怎么办”、“我死了你就后悔了”，他们试图通过放弃生命，来惩罚没有公平对待自己的人，企图让他们永远背负愧疚，赢回自己在活着时无法争取到的尊重、权力和道德资本。
自杀，在这个语境中，就不仅仅是“社会失范”的产物——它是一张牌，在家庭纠纷的僵局中被甩出来；也是一句控诉，用生命向不公的伦理秩序发出最后的声音。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如果自己死了，这种胜利是没有意义的。
当我和妈妈分享《浮生取义》这本书时，妈妈随口就说起了她青年时期在老家听闻的自杀事件，用的词也是“想不开”。一对夫妇在水田里插秧，因生活琐事，她的丈夫对她动了手，并且她的头发上也沾有不少泥巴。她一气之下，回家就喝了一瓶农药，当家人和邻居发现后，手忙脚乱地送她去镇上的医院洗胃，她想到自己腹中的孩子，已然后悔，配合着众人的施救。
但当她被送上手术台准备洗胃时，医院却停电了，最终无力回天。我听完之后，无比震惊，这个事件的人物、场景、起因、结果，乃至“想不开”这个解释，都与吴飞笔下记录的华北农村自杀案例几乎一致，只是换了地点和人名而已。
书中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人，周流，他为人慷慨大方、性格刚烈，甚至不拘礼法。年轻的时候风光无限，是县企业家，仗义疏财，捐钱修桥，资助小学，在本地颇有声望。然而，他后来的境遇却急转直下，竟到了要把自己和小媳妇生的两个孩子卖掉的地步，小媳妇也跟人跑了，最终自杀身亡。他不怕贫穷、艰苦、死亡，但是无法承受人格和面子的丧失。
在乡土中国的家庭伦理中，自杀是“想要活得像个人”的极端表达。当事人赌的是“一口气”，争的是“一个理”，“一份面子”。
三、经济衰退下绝望的死亡
在地球的另一端，自杀并不因“面子”和“委屈”而发生，而是指向生存压力：当一个人的财务状况面临崩盘时，他的死亡就不再是一种博弈，而是一种认输。
安妮·凯斯在《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写到：2017年，多达15.8万美国人死于“绝望的死亡”，即自杀、药物过量使用、酒精性肝病和肝硬化。其中，仅自杀就夺去了4.7万人的生命。
在美国，所倡导的是精英制度，随着经济的波动以及绝望的死亡“流行病”泛滥，相对于拥有学士学位的同龄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因绝望死亡的可能性是前者的3倍。值得关注的是，许多自杀行为都与上瘾和抑郁相关。酒精和阿片类药物滥用从一开始出于享乐目的的使用到耐受，再到上瘾，最终导致死亡。
这些人生活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医疗制度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美国医疗支出全球断层式第一，人均医疗总成本高达10739美元，是其他发达国家的2-3倍，药物的价格是其他国家的3倍。与面临竞争的医院相比，地方垄断性医院、私营医院的收费要高出12％以上。当一个人因病致贫、因药费而放弃治疗时，这究竟是个人生活失败，还是社会支持系统的溃败？
当我们追问绝望之死的根源时，不应只归咎于个人的脆弱，我们应该超越个体审视社会。
最近一年，互联网上流行一个词——“斩杀线”，这个词源自游戏领域，在游戏语境中，它指BOSS血量低于临界值时触发狂暴机制或玩家可发动一击必杀的阈值线，是形容游戏中角色完全没有“回血”余地的词汇。在美国社会困境中，“斩杀线”是指一种抗风险能力被压榨到极致的普遍状态。众多虽有工作但积蓄微薄的美国家庭，一旦遭遇失业、生病等意外，财务状况便会“血条清空”，失去住房，信用破产，只能流落街头，在几年死亡。
“斩杀线”现象所揭示的，就是精英思维下的美国冷酷的“资本优先”的逻辑：它不为普通人兜底，而是将资本安全、增值回报置于普通劳动者的生存保障和尊严之前。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秉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成鲜明对照。
四、绝望的心理机制
当一个人身处绝境，他的内心世界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风暴？外部压力是如何变成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的？
在心理层面，当跨过临界点后，个体的选择存在截然不同：有人选择自杀，有人则选择杀人。
曾经，富士康深圳产区12名年轻员工先后跳楼身亡，震惊全国。这些年轻人的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没有分离，没有过渡，似乎每天都是为了工作，每个月加班的时间为110小时~130小时。而这个工作，又非常机械，没有自己意志的展现，只有绝对的服从。结果是既失去了生活空间的爱与珍惜，也没有机会获得权力感。在存在主义哲学看来，如果要做傀儡，生活被别人的意志所决定，那就意味着生不如死。这是个体内在生命力逐渐枯竭、自我意志被剥夺所产生的悲剧。
2010年，郑民生手持匕首刺向了福建南平实验小学，短短55秒，他令13名孩子倒在血泊中，其中8个孩子当场身亡，1名孩子因抢救无效死亡，其他4名孩子也身负重伤。相关调查了解到，郑民生在工作没有了着落，多死恋爱失败后，日常表现出现了一些异常。
从心理学理论来看，如果他自杀，他会觉得非常虚弱、无力，而这是他最讨厌、最想摆脱但又一直无法摆脱的感觉。于是，他残忍地杀害了那些小学生，试图把自己无助的感觉转嫁出去，投射到孩子们身上，通过杀死别人的方式来追求另一种强有力感。他将痛苦转嫁为对生命的践踏，恰恰是其心理扭曲的证明，而非任何合理化的借口。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在同样的绝望中，更多人选择了另一条路：有人把痛苦咽进肚子里，在日复一日的沉默中坚强支撑；也有人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心理咨询热线，或向朋友说出了那句“我快撑不住了”。这些非极端的选择，告诉我们，临界点之后，也有人及时转身。
从涂尔干笔下的社会现象，到华北农家的家庭政治，再美国精英社会的“斩杀线”，最后落回武志红所指的个体心理崩溃——我们发现，自杀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原因可以解释的孤立事件，它是社会结构压制的力、经济分配剥夺的利、文化伦理赋予的名，以及心理防线溃败的痛，在某一瞬间交织成的死结。这也启示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要多元化。
如何尽可能地避免自杀，生活得幸福呢？研究是什么让自杀未遂者停下来或许有启示意义。从国家层面来说，不仅要创造物质财富、提高医疗水平，还要积极促进社会平等，积极维护人们的人格价值，解决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
在社会层面，则需打破长久以来缠绕在精神痛苦之上的沉默与羞耻，让求助既有路可寻、又无后顾之忧，使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都能在被看见、被倾听、被接纳的氛围中找到支撑的力量。社会工作者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在这一领域中也是大有可为的。
对于个人而言，不断培养自己强大的内心，多建立人生的支点，维护真实而温暖的人际联结。
也许，文明的尺度，从来不在于它造就了多少成功者，而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濒临坠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