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老孙荐读 ，作者：立平坐看云起，原文标题：《孙立平｜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前的经济困境》
历史性门槛：从匮乏到丰裕
在我们谈论满世界存在的诸如过剩、通缩、倾销、空心化、产业回流、关税、贸易战等种种经济现象的时候，往往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背景：
我们正处在一个门槛上：从匮乏时代过渡到丰裕时代。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在当今时代面对的诸多问题的关键。
当然，说从匮乏时代过渡到丰裕时代，并不是说，贫困的问题完全不存在了，匮乏的问题不存在了，每个人都能衣食无忧，都能过上舒心的日子了。这些问题毫无疑问都现实地存在着，但在时代的意义上说，它逐步地不再是人类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说法，在特定的阶段上，人类需要迫切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不一样的。
食物的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很长的时间里，食物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的首要问题。就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规模饥荒造成的死亡仍然高达每年约140万人。但到本世纪初，大规模饥荒的年死亡人数已降至约4000人。因此，在时代的意义上说，温饱问题不再成为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当然不能否认，即使是在2024年，全球饥饿人口估算还有约6.73亿。也就是说，食物的问题不是不存在了，而是它不再作为人类的首要问题而存在了。
顺着这个思路说，大约从两三百年前开始，人类在面对和解决另一个问题，即除食物之外的其他物质需求。这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物质财富的创造。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在新的能源和动力的推动下，我们修建了无数的房屋、道路和桥梁，生产了无数的汽车，创造了新的通讯方式和手段，实现了日常生活的电气化，同时也生产了琳琅满目的生活用品和奢侈品。
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物质财富喷涌而出。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种物质财富的需求和创造有没有一个天花板？
门槛上的物质需求饱和
说到这里，我们就面对着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人类对物质需求的满足有没有一个饱和的问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的欲望至少是局部无餍足的，即对任何商品总是多多益善。
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的反例。恩格尔定律本质上就是食物消费饱和的体现，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会下降。既然在食物这个品类上存在这样的现象，那这个现象在一个更大范围的品类上，比如在物质需求上，存在不存在？
以我有限的经济学知识来看，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众所周知，但其实，在1978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著作《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The World Economy:History and Prospect）。在这本书中，他以冰箱、电视、汽车、个人电脑等耐用消费品为例，提出了“需求饱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观点。
这个思路是颠覆性的。因为在传统经济学中，人们认为限制增长的是生产中资本的收益递减或技术瓶颈。而罗斯托的研究则表明，对特定消费品的需求饱和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之后的许多研究也发现，对大多数产品而言，其需求增长遵循一个“S”型曲线：初期增长迅猛，随后逐渐放缓并最终饱和。例如，对冰箱、电视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其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并非技术瓶颈，而是市场饱和。
但尽管这么说，有人还是会以欲望无止境来反驳物质饱和论——吃饱了想买汽车，有了汽车了想买游艇。但必须指出，这些欲望的刚性强度是随层级升高而急剧衰减的。果腹是生存刚需，人人必需；汽车代步是改善型需求，部分人需要；而游艇、飞机则属于极致奢侈，只覆盖极小众群体。
可见，物质需求的满足存在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并不能因少数人的奢侈追求而否认整体饱和的事实。恰恰是因为这种饱和，才让精神需求的兴起成为必然。
需求饱和带来的两个结果
那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当饱和出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按照凯恩斯的说法，饱和会直接导致下面的两个结果：
一个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即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幅度小于收入的增加幅度。也就是说，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会越来越小，而用于储蓄的比例会越来越大。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社会整体的消费需求增长会落后于收入增长，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需求缺口，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另一个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也就是说，企业家预期从新增单位资本投资中获得的预期利润率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逐渐下降。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当预期利润率降低到低于借贷成本（利息率）时，企业就会失去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和意愿，从而减少投资，造成投资需求不足。
从这两个因素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个重要的变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从增量时代到存量时代。什么是存量时代？就是需求饱和的时代。更进一步的，下面的两个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为什么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是难以实现较高速度的增长？过去一般的解释是所谓基数太大，但基数太大是一个数学现象，并不能解释其内在的原因。因为这样的解释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增量为什么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获得？而按照前面所说的道理，我们就会知道，新的增量之所以难以获得，是因为需求和供给两端空间的限制。
第二，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上面所说的两个空间。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落后导致的需求饥渴，导致高的消费边际倾向，会形成巨大的消费空间。而基数小、后发技术容易获得以及通常存在的人口红利，则会形成强有力的供给能力。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物质需求在开始饱和，后发的技术优势开始丧失，加之有可能伴随的老龄化等因素，增长速度的放慢就是必然的。
困境：空心化与产能过剩并存
我们再接着看这个过程带来的直接经济后果。
第一，产业的空心化。这是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以美国为例，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在1950年代的时候，大约是28%，现在已经降到约10%。为此，共和民主两党互相指责，都极力把责任归咎于对方执政时的政策。
但更深刻的原因，其实是在经济的内部。首先，需求结构变了。在总量上，对物质商品的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而对服务（教育、医疗、金融、娱乐）和高端体验的需求相对上升。消费层面的这一变化，必然压低制造业的利润。而且，因为市场饱和，企业难以通过提价来维持利润，只能依靠内卷式降价以求生存。同时，服务业则由于需求的凸现而吸引资金的进入。
在此背景下，产业结构的另外两种衍化趋势也就不难理解了。一是制造业的外迁。既然国内需求遇到天花板，而劳动力成本又高，跨国企业必然会将生产线转移到需求仍在快速上升的新兴市场，或成本更低的国家。这正是美国、欧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的大规模制造业外流的最基本原因。二是产业金融化（即人们经常说的脱实向虚）。企业与其投资生产周期长、利润微薄的制造业，不如将资本投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
其结果，自然是制造业比例下降，服务业比例上升，产业出现空心化趋势。
第二，产能过剩。这种过剩相继发生在两种情境当中。一是早发展早过剩的国家。前面说的转移过程，实际上就是过剩的结果。但要知道，转移的是存量。二是转移的目的地。当落地的存量转化为发展的增量，当目的地也因此而进入饱和，全球意义上的产能过剩就真正发生了。而且这时的过剩无处转移。
这就好比有两个水坑，第一个满了（发达国家），水可以流到第二个（发展中国家），但如果第二个也满了，水也就无处可流了。问题是，恰恰就在此时，突然又来了一场倾盆大雨。这场倾盆大雨是什么？就是去全球化和产业链的重建过程。
一个更麻烦的新因素出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扩展产能，去全球化也扩展产能，甚至在后一个过程中产能扩展的速度会更快。如果说，在全球化过程中落后国家的产能形成还具有平移的含义，而去全球化过程中的产能重建，就纯粹是产能的扩张。
于是，当今的世界就迎来产能的大爆发。一定要知道，产能的大爆发是当今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文章开头我列举的过剩、通缩、倾销、产业回流、关税、贸易战，甚至地缘政治紧张，都往往与这个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概括地说，目前的这场产能大爆发，是三块产能积聚或叠加在一起的结果：
一是在工业革命中形成的发达国家的旧产能，比如欧美日等国的制造业产能。如前所述，产业空心化虽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但各国的空心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凭借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其制造业空心化程度在主要经济体中最为突出。而德国、日本、瑞士等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维持在20%左右，远高于美国。这些国家国内市场相对狭小，饱和时间也更早，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它们主要依靠高端制造业产品出口全球市场，以外部需求来弥补国内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所留下的需求缺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汽车行业和汽车市场。
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在过去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新产能。我粗略估计，这块产能在规模上已经不小于第一块。仅以我国为例，现在我国有200多种商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其中，钢铁产量9.608亿吨（2025年），约占世界产能的52%；汽车产量3453.1万辆（2025年），约占世界产能的35.8%；在最高峰时，我国鞋子的产能达到140亿双，按每人每年平均消费2.5双计算，相当于整个世界一年的消费量。我们经常说世界工厂，世界工厂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庞大的产能是为世界工厂准备的。这还仅仅是中国，如果加上在全球化过程中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形成的产能呢？
三是这几年在去全球化和产业链重构中形成的更新的产能。推动这一过程的，是地缘政治紧张背景下的产业链的安全性和自主性需求。这其中又包括两块。第一块是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形成的新产能，如越南和东南亚国家、印度、墨西哥以及波兰等一些中东欧国家的产能扩张。第二块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回流与重建。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发展，往往是挖掘全新的赛道，以不断地创新来推动经济持续繁荣。但这一次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这一次产业的回流与重建，包括相当部分的传统制造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参与争夺传统产业本来就拥挤的市场份额。
这三部分产能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不言自明。
有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在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四大经济体中，只有消灭其中一个的产能，世界才能达成供需均衡。这话不好听，且说的也有点极端，但由此形成的纠纷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2024年，我曾提出产能战争的概念，说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