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北大汇丰PFR ，作者：张燕生，原文标题：《张燕生：大国博弈与货币的未来——历史镜鉴与中国路径》
历史的钟摆从未停止，今天，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大国兴衰与货币体系的剧烈重构。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场涉及地缘政治、技术革命与制度博弈的结构性裂变。旧的秩序正在崩塌，新的秩序尚未成形，而在这片混沌与风险交织的迷雾中，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究竟指向何方？
世界经济专家张燕生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中美竞争的本质，比的是“刀刃向内”，看谁能更好地解决本国的矛盾和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国债、中国进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为中国对冲全球失衡的公共产品和安全资产？大国博弈，谁也不可能直接打倒对手，只有可能自己打倒自己。因此，下一步的较量，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当我们站在21世纪20年代的门槛上回望历史，会发现1820年是人类社会大转折时期。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高达32.9%，而美国仅为1.8%，彼时的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不过是个“小不点”。然而，短短七十余年，这个“小不点”便在1890年经济规模超过中国，在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改变世界和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主要是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和大国的和平相处。在这个开放时期，英国作为当时的霸权国家在1821年建立了金本位制，并在1870年创立国际金本位制。但接续的是1914—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金本位制崩溃的风险期。
历史的钟摆从未停止，今天，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大国兴衰与货币体系的剧烈重构。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场涉及地缘政治、技术革命与制度博弈的结构性裂变。旧的秩序正在崩塌，新的秩序尚未成形，而在这片混沌与风险交织的迷雾中，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究竟指向何方？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命题。
历史的镜鉴：从孤立主义到霸权之路的百年轮回
从历史视野来看，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是英国霸权转变为美国霸权，货币体系从英镑本位到美元本位，从金本位到信用本位的历史性转变阶段。其背后的驱动力主要是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自由贸易理念和实践、国际金本位制创立三者的共振，这构成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然而，美国把握住开放期而成为世界老大后的路径选择，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镜鉴。从1894年到1945年，美国经历了长达50年的“顺周期”国家行为。即便在1924年，美元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首次超过英镑，但美国真正加冕为世界货币与金融中心，是在1945年。这意味着，所谓的“美元霸权”，是在美国登顶世界第一强国之后，又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大国学习与积累过程才最终确立的。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开放与危机总是如影随形。1870—1913年的黄金开放期之后，接踵而至的是1914—1945年的世界大战、大萧条与金本位崩溃。1950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蓬勃发展，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抓住开放期而崛起，但随之而来的又是1973—1991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与所谓“历史的终结”。
那么，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究竟更像是一个开放期，还是一个风险期？答案不言而喻。我们正处在一个逆全球化、地缘政治猖獗与大国竞争的高风险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国际环境的判断极为精准：未来五年，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背景。
再看货币体系的演变。过去两百年，真正称得上国际货币体系的只有两个时期：一是1870—1913年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那是英国霸权的巅峰，也是德美崛起的前夜。二是1950—1971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能躲过两次世界大战而德国落入大国冲突陷阱？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在这个时期信奉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另一个原因是金融手段功不可没。一战期间，美国黄金储备占比从28.3%升至32.6%，动摇了英镑根基；二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500亿美元物资，要求以美元和黄金支付，到1945年，其黄金储备已占全球62%。这段历史对中国应对当下的货币变革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战争不仅在战场上，更在账房和去地缘政治的战略选择。
旧秩序的黄昏：从“基于规则”到“基于交易”的范式转移
那么，美国为何要颠覆自己亲手建立的全球秩序？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大国责任将发生变化，如安全资产要付费，开放要“对等关税”（对美国推动开放付费），安全要自我承担费用，即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转向“基于交易和对等的全球秩序”？这对国际货币体系而言，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个大国及其朋友圈的竞争，将直接决定未来全球治理的架构和国际货币格局。
这场竞争的核心焦点有二。第一是人工智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科技革命、货币金融革命与产业革命渐次交替推进的，谁掌握了AI，谁就掌握了下一代货币的定义权。第二个焦点，也是最残酷的，是大国之间货币与金融的竞争。牙买加体系确立已50年了，为何没有走向货币多极化，反而在美元霸权的打压下，欧元、英镑、日元的地位相对下降？答案是美国在将美元武器化，将对手货币边缘化，将货币体系独裁化。这正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逻辑，将自身优势武器化，采取“一锅端”战略阻遏其他货币的崛起。在这种态势下，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武器化“一锅端”的目标？大概率会。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突围之道是如何去地缘政治化、再全球化、加大国内高质量发展和货币体系改革。
向内求解：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突围之道
面对如此险恶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应对之策是以国内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如何突围？我认为，中美竞争的本质，比的是“刀刃向内”，看谁能更好地解决本国的矛盾和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国债、中国进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为中国对冲全球失衡的公共产品和安全资产？大国博弈，谁也不可能直接打倒对手，只有可能自己打倒自己。因此，下一步的较量，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纠正一种片面认知：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为了与美元进行零和博弈或简单互换位置。如果仅仅是为了占据美元当前的生态位，那么伴随美元霸权而来的特里芬难题、产业空心化和债务危机，中国也将被迫承受且无解。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旨在为世界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产品，而非成为第二个利用货币地位向全球转嫁风险的霸权国家。
如何应对？我们或许应该再次认真研究1944年凯恩斯的计划。当年，凯恩斯明白英国霸权已逝，因此他设计的“国际清算同盟计划”，核心是超主权货币（Bancor）和共同监管机制。他知道维护英国霸权没有出路，唯一的出路是为世界设计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今天，中国也需要想明白：我们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提供一个更有希望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方向，还是要重蹈覆辙？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应当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努力推动全球货币多极化，在美元体系内争取更多话语权；另一条腿，也是更重要的，是探索和践行非主权货币的各种方案。我们要避免“特里芬困境”和“新特里芬困境”，就必须建立三大机制：货币与安全资产的失衡再平衡机制、损益补偿机制，以及全球治理与大国冲突的协调机制。在这方面，中国作为大国，要努力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同时在中美竞争中，不断提升“国家能力+市场作用”的综合治理能力。
未来的三岔路口：平行体系、多极陷阱还是超主权货币？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面对一个三岔路口：是两大平行体系、多极化体系还是超主权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往往发生在高风险时期，从失衡到崩溃，再到失序和重构。从美元本位到后美元体系，存在几种可能的路径，每种都充满风险。
最坏的选项是碎片化的失序。世界分裂为两大平行的货币体系——美元体系和非美元体系，彼此隔绝，甚至对抗。这将是全球经济的灾难。
第二种可能是“多极化”。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过去50年的历史证明，在美国的打压下，英镑、欧元、日元都未能真正挑战美元，反而趋于同质化和附属化。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币身上，希望中国成为下一个“接盘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如果没有替代方案，“光破不立”只会带来世界大乱。渐进变化、平行体系的逐步演进，或许是不得已的选择，但绝非理想终点。
第三种可能，也是中国应当追求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超主权货币体系。这需要回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当时有两种方案：怀特计划是为美国霸权服务的，而凯恩斯计划是为世界共同利益设计的。如果当时采纳了凯恩斯方案，今天的世界会不会不同？历史无法假设，但未来可以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不应是取代美元成为新的霸权货币，而是通过探索SDR（特别提款权）的升级版、数字货币桥等形式，最终走向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全球公共产品。
当然，还有一种中庸的可能，即中美“G2”模式，形成两个平行的体系。但这需要中美各自实现战略目标，进行正和博弈，难度极大。如果中美博弈是零和博弈，如兰德公司所言，中国被边缘化，或另一个假设双赢。那么中等发达国家联盟、金砖联盟能否构建新体系？我也持怀疑态度。失去秩序的全球治理，只会陷入更大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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