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正和岛 ，作者：丘秋
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
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的会场里，空气是紧绷的。灯光打在讲台上，台下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有人攥着拳头，有人反复看手机上的时间。每隔四年，这个会场都会诞生几个名字，获奖者不超过40岁，在此后被写进数学史。
当王虹和邓煜的名字被念出时，会场静了一秒，然后掌声响了起来。
这是菲尔兹奖自1936年设立以来，第一次把奖颁给中国籍数学家。
而且一次出了两个。
图源新华社（左一邓煜，右一王虹）
消息传回国内，正是北京的深夜。朋友圈很快被刷了屏，各大新闻客户端的推送标题里几乎都带着同一个词——“历史性突破”。
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亲自致电获奖者之一王虹，向她表达祝贺。这位35岁的广西桂林姑娘，不仅是本届最年轻的获奖人，更是菲尔兹奖90年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
马克龙还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发布消息：王虹曾在法国高校接受教育，现为IHES（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教授，她“体现了我们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视频里，他对着镜头说了一句法语：“干得好”。他还说，王虹获奖，“对年轻女孩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榜样”。
另一位得奖者邓煜，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得知自己获奖后，也收到了来自全球同行的祝贺。芝加哥大学官网第一时间发布了消息，称邓煜的研究“架起了数学与物理之间的桥梁”。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邓煜谦虚表示：“能与我一直敬仰的那些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这是莫大的荣幸。”
两个中国年轻人的同时获奖，立刻被国际媒体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法国《世界报》评论道：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两位中国数学家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同时获奖。中国在科学研究领域长期投入，现在开始收获成果。
中国数学界曾讨论过太多次“距离菲尔兹奖还有多远”，学术会议上有人提，新闻报道里有人问，论坛帖子里有人争。每一次菲尔兹奖公布，都伴随着一次“什么时候轮到中国”的追问。
直到昨夜，追问有了答案。
百年难题与一张长椅
要理解昨夜那条消息的重量，首先要弄清楚菲尔兹奖究竟是什么。
它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别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这两个奖项确实很像：都是全球学术圈公认的最高荣誉，获奖者都代表着人类智力的巅峰。但菲尔兹奖有一个诺贝尔奖不具备的“苛刻”条件：它只授予在颁奖年1月1日还不满40岁的青年数学家。
换句话说，它不奖励一生的积累，只奖励那些在创造力最旺盛的年纪做出的、足以改变一个学科方向的突破性工作。
菲尔兹奖每四年才颁发一次，每届“至少选出两位，但强烈倾向于选四位”。平均下来，一年只有一位获奖者。在全世界数以万计的数学家中，能拿到这份荣誉的人，凤毛麟角。
近一百年来，只有两位华裔数学家登上过这个领奖台：1982年的丘成桐和2006年的陶哲轩，但二人当时一个美籍、一个澳大利亚籍。
“中国数学家”这个前缀，此前从未出现在这个奖项的名单上。
直到2026年7月23日，王虹和邓煜各自带着一个困扰数学界几十上百年的难题，站到了讲台上。
先说王虹。她攻克的“三维挂谷猜想”有一个相当朴素的起源。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谷宗一问了一个看起来天真至极的问题：在平面上转动一根“无限细”的针，让它依次指向每一个方向，最少需要多大的面积？这个问题后来被推广到高维空间，形成了“挂谷猜想”，其断言：在n维欧式空间里，任何挂谷集的豪斯多夫维数和闵可夫斯基维数都必须等于n。
挂谷猜想之所以难解，主要是因为其涉及高维空间的几何复杂性、测度与维数的精确关系以及多学科交叉的综合运用。二维的情形在1920年代就被解决了，但三维的情况像一堵墙，近百年无人能翻过去。
2025年2月，王虹和合作者约书亚·扎尔（Joshua Zahl）一起提交了一篇127页的论文，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给出了三维挂谷猜想的完整证明。论文贴出后，整个数学圈“垂死梦中惊坐起”。陶哲轩第一时间更新了博客，他认为王虹的证明虽然走了自己之前设想的部分方向，但这127页里有许多“相当精巧的创举”。另一位数学家Nets Katz的评价更直白：这个成果“完全是百年一遇”。
再说邓煜。他面对的是“希尔伯特第六问题”。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在巴黎提出了23个最重要的数学问题。第六个问题很特殊，它要求从微观粒子系统的运动方程出发，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得出宏观层面的流体力学方程。换句话说，就是要用纯数学证明：为什么一堆看不见的分子撞来撞去，最后会呈现出我们肉眼可见的水流、气流？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牛顿运动定律是可逆的，时间倒流，粒子的轨迹依然成立；但流体方程是不可逆的，一盆热水放凉了，永远不会自动变回冷水。如何从可逆的微观世界推导出不可逆的宏观世界，数学界为这个跨越走了125年。
2025年，邓煜与合作者发表了论文，首次完成了从硬球粒子系统到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再进一步推导出流体力学方程。微观与宏观之间那座缺失的桥梁，终于架通了。
在历届菲尔兹奖得主中，像这般直接改写物理学根本逻辑的工作并不多见。1982年丘成桐证明卡拉比猜想，将几何与物理联系在一起，用了整整六年时间的推演。2022年雨果·迪米尼-科潘证明二维随机伊辛模型的“共形不变性”，被视作统计力学的一场革命。如果以这些先例来丈量，邓煜的工作无疑处于同一量级。
菲尔兹奖历来奖励“改变学科的重要成果”，而王虹和邓煜的工作，恰好一个补上了调和分析领域最核心的基石，一个贯通了物理学从微观到宏观的逻辑链条。
两项跨越百年的难题，在2026年迎来了各自的终结者。
对一个世纪以来的数学界来说，这份等待不算短；而对从未有过中国籍得主的菲尔兹奖来说，90年的空白，在7月23日这一夜，终于被填上了。
两条路，同一个讲台
王虹和邓煜，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的同班同学。
但走到这里的路，截然不同。
王虹1991年出生在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父母都是乡镇中学教师：父亲教数学，母亲教英语。五岁那年，她翻开小学教材，看见有些章节的习题下面有个框，里面写着“想一想”。那些“想一想”的题目，是她最早的数学启蒙。
她小学两次跳级，六年级时再次跳级升入初中。2007年，16岁的王虹以653分考入北京大学。不过第一志愿数学科学学院没录上，她被调剂到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入学第一天她就在为转系做准备。一年后转入数学学院。
在北大数院，她是一个“小透明”。在采访中，同学孙鑫后来回忆：“坦率地说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王虹会从事严肃的数学研究。”王虹自己也曾说，在北大长期觉得“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
她没有竞赛背景，身边同学很多是金牌保送进来的，不少人进校前已经刷完了大学数学。但她也没有为此垂头丧气，而是有着自己的节奏，每天下午固定两小时，坐在图书馆北侧窗边，默默看书、沉思。她说，数学需要“慢思考”。“眼睛离开纸面时，大脑才真正开始工作。很多突破发生在从图书馆回宿舍的路上。”
2011年本科毕业后，王虹通过国际招生考试进入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期间她曾离开数学半年，去学建筑。她一直喜欢画画和设计，特别欣赏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学期结束后又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但后来她还是回到了数学。她发现，建筑师必须先说服别人投资，才能实现设计；而数学不同，她可以自由研究自己想研究的问题，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
2014年取得工程师学位和硕士学位后，王虹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师从数学家拉里·古思。2019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现任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及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首位亚裔终身教授。这所机构此前13位数学终身教授中，有8人拿过菲尔兹奖。
即便走到这一步，王虹仍然保持着谨慎。“也许一个人可以幸运很多年，不断取得成果。但总有一天，也可能会遇到无法突破的时候。也许，不那么幸运的阶段，也会到来。”
在公众视野里，邓煜则是另一种叙事。
他1989年出生于深圳，初中三年便学完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数学课程，初三毕业时做高考数学试卷得分就超过了130分。2006年，16岁的邓煜以世界第六的成绩拿下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保送北大。在北大读了两年后，他转学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到了MIT之后同时选修五六门高阶数学课。2015年，26岁，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
标准天才的剧本。
但天才的路也不全是坦途。博士毕业找教职那段时间，邓煜非常不顺利。他说，自己有过很长时间的自我怀疑，“你不可能总是顺利的，总会有自我怀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不是做不了什么好东西。”他甚至认真考虑过转行去华尔街做金融。更早之前，他还想过走职业围棋道路（小时候他曾差点成为职业围棋选手）。
破局发生在2018年。经历了几年沉淀后，他重新捡起了本科时思考过的问题，发现自己“还是能够做出很多好东西”。从那时起，他的研究一步步走到今天。
邓煜的爱好很广。围棋之外，他喜欢看科幻小说，如果不做数学研究，他可能更愿意去当一名科幻作家。他还爱足球，是西班牙队的支持者。得知自己获得菲尔兹奖时，他正在看一本小说。
他曾经引用过杜甫的一句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翡翠兰苕是精致的方寸之美，掣鲸于碧海，才是他真正要去的地方。
就这样，一个从广西小镇的中学考场出发，一个从深圳的奥赛训练室出发。起点不同，路径不同，节奏不同，但两个人在2026年7月23日，站到了同一个讲台上。
一个夜晚与一条长路
“这是中国数学的重大历史性突破，也是近年来中国人在基础科学领域影响力最大的事件，用‘里程碑’都不足以形容。”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在结果揭晓前夕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在他看来，两人同获菲尔兹奖的分量，堪比当年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过去中国数学长期跟跑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但此前始终缺少菲尔兹奖这一最高奖项的证明。
这一夜之后，中国数学站上了最高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奖项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基础教育的厚度、人才培养的纵深，以及整个学术生态的支撑力。
这样来看，这件事至少给中国教育带来三种启示。
第一个启示：中国数学教育已经具备了培养世界顶尖人才的能力。
王虹和邓煜的本科都在北大完成。这不是偶然。
北大数院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做了一件事，就是让学生在本科阶段打好基础，同时给你足够的空间自己去摸索。1999级到2001级走出了朱歆文、恽之玮、张伟、许晨阳、刘若川、袁新意这一批人。
2007级的代表，就是邓煜和王虹。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田刚在费城现场见证了两人获奖。他说，王虹和邓煜曾多次提到，北大数学为他们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两人在北大期间，数院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做法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这套东西不是一天建成的，是北大数学人多年积累的结果。
王虹被调剂过、邓煜中途转学过，但北大给了他们同一种东西：自由生长的空间。
第二个启示：中国正在从“竞赛大国”向“创新强国”转变。
中国开展现代数学教育的时间并不算长。过去几十年，中国学生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上拿过无数金牌，但菲尔兹奖始终是空白。
金牌证明的是“解题能力”，题目已经摆在那里，你只需要找到解法。但菲尔兹奖奖励的是另一种能力：在没有人提出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走出路来。王虹和邓煜做的，恰恰是后者。
三维挂谷猜想悬置了109年，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困扰了学界125年。他们做的不是“解题”，而是“开路”。丘成桐撰文祝贺时评价：“此番携手登顶，标志着中国正加速由数学大国迈向数学强国。”
国际数学界也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多家外媒评论说，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界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结果。法国《世界报》更直接：中国在科研领域的长期投入，现在开始兑现成果了。
这意味着中国培养的人才，已经从“在既有框架下做文章”走到了“改写学科框架”的层面。这两个年轻人的获奖，会激励一代人。
第三个启示：高校与科研机构还要继续努力。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王虹和邓煜本科毕业后都选择出国深造。王虹去了法国和美国，邓煜转学MIT、博士在普林斯顿。他们的核心突破性成果均在海外完成。
这反映出什么？我们的本科教育已经能跟世界顶尖掰手腕了，但研究生阶段、博士阶段的培养环境，还有差距。有学者直言，中国还没有出现完全由国内自主培养至博士阶段的菲尔兹奖得主。这说明我们在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和科研生态建设上，还有提升空间。国际顶尖大学能让人天天跟“最强大脑”一起讨论最前沿的问题，而且能容忍学者六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出成果。
张继平也坦言，中国顶尖数学家的完整自主培养链条还有短板。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在国内就能接触到国际前沿的学术环境，实现高层次人才的自主培养。
丘成桐说得更直接：他希望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数学家，能在本土完成最关键的研究突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期待八年之内，能培养出全程在中国本土成长的菲尔兹奖得主。
王虹和邓煜已经证明了本科阶段我们能行。接下来要做的，是把这条路修得更长、更宽，让更多年轻人在国内就能心无旁骛做研究，坐冷板凳，攻硬骨头。
中国教育的上半场赢了，但下半场还在赶。
总结
一个奖项的诞生，背后往往是一整套支撑系统在运转：能容忍“坐冷板凳”的学术环境，允许学者以6到10年甚至更长周期去攻克一个难题的评价机制，以及给予自由探索空间的人才培养体系。
90年，一段足够让几代数学家从青丝熬到白头的路。一代又一代数学人推着它往前走，从荒芜走到有了路标，从路标走到能望见山顶。这一夜站在最高处的两个人，脚下踩着的，是整个学科半个多世纪的跋涉。但跋涉的意义不在于终于有人登顶，而在于登顶之后，这条路能不能变得更宽、更平，让后来的人走得更稳。
王虹和邓煜走出了一条路，但要让更多人沿着类似的路走得更远，需要的是系统性的支撑。一个天才的诞生可以靠偶然，但一代人才的涌现，只能靠制度。
中国数学教育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这个速度不慢，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从并跑到领跑，需要的不是更多聪明的年轻人，而是一个能让聪明人安心做笨功夫的环境。
这一夜的掌声，是对过去的回响，更是对未来的提问。
当90年的空白被填上，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比等待本身更需要智慧。路已经走通了一条，但通向山顶的路，从来不只一条。
参考文献：
[1].王虹、邓煜获菲尔茨奖：“北大同门”创造的中国数学历史性时刻，三联生活周刊
[2].2026菲尔兹奖得主王虹，曾经并不那么相信自己的能力，法国世界报
[3].对话菲尔兹得主邓煜：天赋和努力都重要，不做数学的话想写科幻小说，星岛环球
[4].北大「双菲」：天才们的鲜活人生，量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