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作者：经观观察家
中小商户甚至可能无法直接触达消费者，只能争取被平台智能体纳入调用名单
6月16日，AI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并开启邀请测试，内置名为“阿宝”的AI助手。用户只需在支付宝首页右滑进入AI版支付宝，向“阿宝”下达指令，它就可以完成打车、挂号、转账、查找附近空闲充电桩等任务，而不必再在层层菜单中寻找相关功能。
几天之后，微信也开始灰度测试AI助手“小微”。用户不仅可以通过“小微”发消息、打电话、发朋友圈、调整微信设置，还可以用它搜索文章、生成图片，甚至调用微信内部的小程序，完成挂号、买咖啡、出示登机牌等工作。
支付宝和微信相继推出AI功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们过去十多年围绕互联网入口进行的争夺。这一系列竞争不仅塑造了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格局，也推动了全民数字化进程。如今，两强之间的“战火”再起，只不过，它们争夺的入口已经从手机桌面和线下收银台，转移到了自然语言驱动的AI智能体。
那么，与过去对移动互联网入口的争夺相比，这场AI入口大战究竟有何不同？在全球AI竞争的大格局之下，它又有着怎样的价值？又将引发哪些新的监管问题？
过往之战：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入口争夺
在移动支付赛道诞生之初，支付宝曾一度拥有绝对优势。依托淘宝、天猫沉淀的电商交易场景，支付宝率先搭建起完整的账户体系、资金风控与理财矩阵。2013年第四季度，支付宝在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中的份额达到75.9%。彼时，微信只是一款主打熟人沟通的社交软件，其支付功能还只是一个边缘试水项目。几乎没有人相信，微信支付很快会成为与支付宝并驾齐驱的支付巨头。
转折发生在2014年春节。2014年1月27日，微信红包正式上线。用户只需绑定银行卡，就可以参与“抢红包”，并与朋友互发红包。
依托微信庞大的社交关系链，红包以“病毒式”的速度在亲友群中裂变传播。从除夕到初八，超过800万用户参与“抢红包”，超过4000万个红包被领取。据人民网财经频道援引金融业内人士测算，通过微信红包实现成功绑定的银行卡增量至少达到30%。后来，马云将这一事件称作“偷袭珍珠港”。
时隔多年重新审视这场经典的商业突袭，就不难看到，微信投入重金发动“红包大战”，除了抢夺移动支付市场份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战略意图：争夺人们进入移动互联网的关键入口。
所谓“入口”，就是人们进入商品、服务和交易体系的第一道通道。当用户想获取新闻时，搜索引擎和信息流是入口；想与朋友联系时，社交软件是入口；想购买商品时，电商平台是入口；想完成线下消费时，支付工具就是入口。
入口之所以重要，是由互联网经济的“平台化”特征决定的。互联网平台本身未必生产所有内容和商品，却可以通过控制用户通往内容、商品与服务的路径，获得巨大的经济权力。在用户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谁控制了入口，谁就更有可能决定用户先看见什么、进入哪家商户、使用哪项服务，进而获得更多佣金、广告收入和用户数据。
虽然支付本身并不是利润最丰厚的业务，但它对于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十分重要。在“红包大战”之前，阿里系牢牢掌握着支付入口，这为其向消费、广告、金融、生活服务等领域扩张创造了先天优势。对于同样想向这些领域扩张的腾讯而言，拿下支付入口也就成为重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包大战”中，支付宝和微信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逻辑。支付宝的逻辑是“先有交易，后有支付”——用户先在淘宝选购商品，最后使用支付宝付款。因此，支付宝从交易终点出发，依靠账户、资金和信用能力，逐步向理财、缴费、交通、医疗和政务服务扩张，试图把支付账户变成生活服务中心。
微信的思路正好相反。它先掌握用户最高频的社交关系，再把支付嵌入聊天和群组。用户绑定银行卡，不是因为专门需要一种新支付工具，而是为了参加红包游戏等社交活动。微信由此把社交流量转化为支付关系，再从人与人的连接向人与商户、人与服务的连接下沉。简而言之，支付宝是从交易向生活扩张，微信是从社交向交易渗透。
自“红包大战”以来，支付宝和微信关于入口的竞争持续了十几年，两大超级应用背后的不同逻辑也不断发生碰撞。
此后爆发的“扫码大战”，表面上争夺的是用户用什么工具完成线下付款，实质上争夺的是线下商业的数字入口。微信的战略是“高频关系带动低频交易”，让用户不离开社交场景就能完成付款和消费，因此重点推广“面对面收钱”、个人收款码和小微商户收款。
支付宝的打法则是“支付账户聚合生活服务”，以资金、账单和信用为中心，不断吸收商业和公共服务，便利店、连锁商超、餐饮等标准化场景成为其推广二维码的重点。
小程序的出现，是入口竞争的进一步升级。对于微信而言，小程序使社交入口获得了承载商业服务的能力。用户不必离开微信，也不必下载安装大量独立应用，就可以完成点餐、叫车、购物、订票和缴费，微信由此从聊天工具转变为一种轻量化的服务操作系统。对于支付宝而言，小程序则是把支付账户升级为综合生活服务平台的工具。借助小程序，支付宝可以把医疗、交通、政务、金融和本地生活服务集中在同一个账户体系中，使用户不仅在交易末端使用支付宝，也在寻找和办理服务时首先进入支付宝。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微信和支付宝先后在支付、二维码和小程序等领域交锋，但这些竞争始终围绕入口展开。双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商业策略，而这些差异，本质上源于各自的产品基因。在AI时代，这些特点依然是理解两者竞争的钥匙。
AI新局：两大平台的AI入口策略
长达十余年的入口之战，让微信和支付宝达成了一种均衡：微信凭借社交和内容占据需求产生的上游，支付宝依靠支付、账户和生活服务控制交易履约的下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虽然仍在本地生活、金融服务和商业流量上反复交锋，但这一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随着AI时代的到来，这一均衡成立的条件开始动摇。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的角色是“服务货架”加“流量通道”。用户需要自己提出明确需求，搜索、点击、比较，再进入具体服务。AI时代，平台的角色则逐步演变成“需求代理人”和“任务调度者”。用户只需表达一个目标，平台的AI就可以理解意图、拆解任务、筛选方案、调用工具，并在获得授权后完成交易。
伴随着平台角色的转变，入口争夺的关键发生了三重转移。
首先，入口之争从“争夺用户从哪里进入”转向“争夺谁最先解释用户想做什么”。在传统模式下，用户已经明确自己的需求，比如要打车、订票或缴费，平台争夺的关键，是让用户打开哪个App、点击哪个页面。而在AI时代，用户往往只提出一个模糊目标，例如“帮我安排一次周末旅行”或“最近怎样少花一点钱”。这时，意图解释权就成为入口之争的关键。谁能先获得并解释用户意图，谁就更有希望占据后续服务分配的上游。
其次，入口之争从“争夺曝光和点击”转向“争夺服务选择和调度权”。过去，平台虽然可以通过搜索结果、首页推荐和小程序排序影响用户选择，但用户通常仍能看到多个商家。而在AI时代，平台提供的智能体会在后台直接筛选和组合服务，最后只给出一个或少数几个方案。传统条件下被视为稀缺资源的注意力，其重要性将相对下降，而能否进入智能体的服务调用名单，则成为平台争夺的关键。
再次，入口之争从“控制交易的第一步”转向“控制任务的完整链条”。传统入口主要负责把用户引入某项服务，但后续的搜索、比较和支付仍由用户完成。AI智能体则会从需求理解一直延伸到任务执行和交易结算，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一旦平台掌握入口，它所能影响的就不只是用户从哪里出发，而是用户完成任务的整个流程。
这三重转变意味着，传统入口的核心资产是流量、页面位置和用户时长，而AI时代入口的核心资产则变成模型理解能力、工具调用能力、账户与支付权限、真实服务生态以及用户信任。过去的竞争焦点是“谁拥有最多用户”，未来更重要的问题是“用户愿意把多少事情交给谁来办”。微信和支付宝之间原有的均衡，也就难以继续维持。
虽然同样争夺AI入口，支付宝与微信的策略却存在明显差异，而这种差异仍然由各自的产品基因决定。
作为脱胎于电商和金融交易生态的应用，支付宝的核心底色是强交易、强账户、强金融，以及较强的工具属性。长期以来，支付宝深耕资金结算、理财信贷、政务民生等高价值场景，并连接了高德、饿了么、蚂蚁财富等大量内外部服务，拥有较强的金融风控与合规体系。这使支付宝在专业服务场景中具有优势，但作为工具型应用，它也存在打开频次较低、碎片化黏性不足等短板。基于这样的生态特征，支付宝的战略逻辑十分清晰：通过重构应用的核心交互，打造统一的AI入口，用服务闭环弥补流量短板。
蚂蚁集团拥有较强的AI技术积累。得益于长期积累的行业数据与服务经验，其自研的百灵大模型能够处理金融、政务、出行、本地生活等领域的任务。在相关技术支持下，“阿宝”可以解析用户模糊、复杂的办事需求，并将其拆解为多层级任务。
这些积累使支付宝在解读用户需求并将其与垂直场景连接上具有优势。支付宝因此选择将“阿宝”作为AI版支付宝的独立一级页面，用它整合平台内的自有能力与第三方合作服务。用户提出需求后，“阿宝”可以进行服务筛选、资源匹配与场景调度，并在用户授权后完成相关操作。由于支付宝已经连接了较为完整的场景和服务体系，AI智能体可以在应用内串联从需求理解、服务匹配、下单履约、支付到售后查询等多个环节，形成相对完整的一站式流程。
相比之下，依托社交生态成长的微信，在AI入口设计上与支付宝形成鲜明反差。微信拥有庞大而高频的私域社交流量，但自营交易业务相对有限，其服务供给大量依靠第三方小程序，平台整体上更强调对外部商户和服务商的开放连接。与此同时，微信内产生的需求更多具有碎片化、小额、高频等特征。基于这样的生态底色，微信没有完全照搬支付宝以独立AI页面为中心的模式，而是采用“独立入口加原生触点嵌入”的产品逻辑。
微信“小微”并非只依赖单一模型，而是同时使用腾讯自研模型和开源模型。在操作界面上，微信既为“小微”设置独立入口，也将AI能力嵌入聊天对话框、文章阅读、小程序等原生触点，通过社交对话场景捕捉碎片化需求，解读日常购物、团购和出行等诉求。现阶段，微信的AI入口更侧重聊天场景内生的轻量化需求，把社交对话本身变成捕捉用户意图的载体。
由于微信的交易与服务供给更多依赖第三方生态，许多功能都需要外部服务商支持。为此，微信通过小程序AI开发模式和相关接口，推动第三方智能体与小程序接入。微信的AI智能体可以根据解析出的需求，从由第三方供给构成的服务池中进行调用。
这些第三方程序来自不同服务商，微信未必追求像支付宝那样在单一应用内闭环所有复杂任务，而是更重视通过开放调度串联不同服务。对于涉及交易的任务，支付环节仍可以由微信支付承接。
对比两者的AI入口可以看到，支付宝与微信的智能体进化路径，是各自生态基因的延伸。支付宝采用集中式闭环打法，依托垂直AI技术、丰富服务场景和金融级风控体系，力图掌握用户需求解读、服务调度和全流程履约的主动权，主攻高价值、长周期的深度服务场景；微信则采用分布式开放打法，依托高频社交触点、第三方生态和支付底座，覆盖大众轻量化服务和高频日常消费场景。两者路径不同，目标却高度一致：抢占AI时代用户与数字服务的核心连接枢纽，完成从传统流量入口向智能任务入口的转变。
全球价值：AI入口的应用创新路径
如果跳出中国市场，从全球AI竞争的角度审视支付宝和微信对AI入口的构建，就会发现其意义或许早已超出入口争夺本身。
长期以来，在数字经济领域一直存在一种常见说法：许多技术最早源于欧美国家，但中国在利用这些技术进行组合创新、创造新模式上更具优势。例如，微信的早期产品形态曾受到KikMessen－ger等即时通信产品启发，支付宝的早期模式也可以在PayPal等海外支付工具中找到参照。然而，KikMessenger的影响力早已大幅衰退，PayPal的核心业务仍主要围绕支付和金融服务展开，微信和支付宝则已经成长为超级应用。类似的组合创新，似乎正在AI领域重演。
过去几年，全球AI产业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基础模型。AI企业之间比拼参数规模、推理能力、训练成本和基准测试成绩，资本市场也习惯用模型能力判断一家公司的竞争地位。模型像一个不断变聪明的大脑，能够写作、编程、分析和回答问题，但它与现实经济之间仍隔着一段距离。
这种过度重模型、相对轻应用的思路，使AI的生产力效应难以充分体现，也加剧了社会对AI泡沫的疑虑。与此同时，对模型能力的过度追求以及对商业变现能力的轻视，让许多AI公司入不敷出。即使是OpenAI、Anthropic这样的头部公司，实现盈利也并不容易。若这一状况长期持续，显然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
随着AI智能体技术逐渐成熟，许多头部企业开始将AI能力向行业应用输出，同时探索商业模式。OpenAI、An－thropic、谷歌等企业大体采用从通用模型出发的思路，试图以自身模型为起点，将其能力输出到浏览器、网站、办公软件和商业服务等应用上。苹果、微软和谷歌则更多依靠操作系统、办公软件和设备权限，把AI智能体嵌入手机和电脑。其基本路线都是先构建一个足够强大的智能核心，再逐步向下连接应用和服务。简言之，是让智能走向应用。
微信和支付宝的路子则不同。它们对AI入口的构建，更像是在现实服务体系之上增加一个智能层。微信已经连接人与人、人与内容以及人与小程序，支付宝已经连接账户、商户、支付、金融和大量民生服务。它们不必从零开始建设智能体的行动环境，而只需用AI对已有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行重新组织。简言之，是让应用拥抱智能。
与从模型出发的路径相比，这种路径具有几方面优势。
第一，它更容易推动AI与现实经济结合。现实中的服务不是简单的信息问答，而是由身份、账户、价格、库存、支付、履约和售后组成的完整流程。一个通用模型可以推荐医院，却不一定掌握实时号源或完成身份认证；可以分析消费，却未必能够调用真实账单。微信和支付宝的优势，恰恰在于它们原本就处在这些流程中。它们的AI不是从外部寻找场景，而是直接嵌入已有的交易与服务链条，更容易从“会回答”走向“会办事”，也更容易把技术能力转化为实际生产率。
第二，它更容易形成可计量、可收费的商业闭环。许多AI产品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回答更好、写作更快等抽象能力，但这些能力究竟创造了多少收入，仍然难以衡量。服务型智能体则可以直接影响成交率、客服成本、办理时间、复购率和退款率。只要AI帮助平台多促成一笔交易、帮助商户减少一次人工服务，或者帮助用户更快完成一次消费，其经济价值就可以被直接观察和核算。AI也可以通过交易佣金、商户服务费、智能营销和增值服务获得收入，而不必只依靠订阅费。
第三，它有助于缓解AI产业“高投入、低营收”的矛盾。训练和运行大模型需要巨额算力、芯片和能源投入，但普通用户对单次问答的支付意愿有限。微信和支付宝把AI嵌入支付、零售、出行、医疗和本地生活后，模型成本可以由大量真实经济活动分摊。AI的商业模式也可以从“出售模型能力”转向“分享实际结果”：不再只是按词元（Token）或订阅收费，而是按任务完成、交易促成和成本节约获得回报。用户未必愿意为一个更聪明的聊天机器人长期付费，但商户愿意为更高的成交率和更低的经营成本付费。
从这个意义上看，微信和支付宝在AI入口上的探索，或许可以为中国AI企业提供一条更加贴近现实经济的应用路径，并为中国AI寻找差异化竞争方向提供经验。
当然，微信和支付宝都背靠巨头，拥有一般企业难以复制的用户规模、支付体系和生态资源，其经验很难被直接模仿。其他AI企业所要借鉴的，不是像它们那样构造超级应用，而是寻找自己真正掌握的产业入口。制造企业可以从设备、工艺和供应链切入，医疗企业可以从诊疗流程和患者管理切入，物流企业可以从订单、仓储和配送切入。这些入口虽然无法与微信、支付宝的超级入口相提并论，但依然可以提供充足的行业数据和应用场景。只要AI企业能够在某一垂直场景打通“理解需求—调用工具—完成任务—产生收益”的闭环，把AI能力建立在产业入口之上，就同样有可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监管谜题：AI入口的多重治理难题
微信和支付宝构建AI入口，让服务走向智能，虽然能够显著降低用户办事和交易的成本，但也会使平台获得比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大的权力。过去，平台主要负责展示信息、提供入口，大部分操作和决策仍掌握在用户手中；现在，AI智能体可以直接帮助用户完成交易。随着平台对交易过程的介入不断加深，相关问题和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第一是授权边界问题。AI智能体要替用户办事，就需要读取位置、联系人、聊天内容、消费账单、健康信息乃至金融资产。但用户同意AI完成某一项任务，并不意味着同意平台无限制地调用所有相关数据。例如，用户让AI安排一次家庭旅行，AI可能只需要时间、人数和预算，但平台也可能以此为由读取更多聊天记录和消费历史。用户为了使用方便，不可能在每次交办任务时都作出非常细致的授权，由此可能产生纠纷。
第二是责任归属问题。过去，交易纠纷的责任通常可以在用户、商户和平台之间相对清晰地划分。AI智能体被引入后，交易链条变得复杂而不透明。一次错误订票，可能源于模型误解用户意图，也可能是平台调用了错误接口，或者第三方商户提供了不准确信息，责任认定将更加困难。如果平台一方面宣称AI能够替用户自动办事，另一方面又在出错时把责任全部推给“用户最终确认”，就会形成权责不对等。
第三是商业利益与用户利益之间的冲突。AI智能体与普通搜索不同，它通常不会展示大量选项，而是直接替用户筛选，甚至作出选择。平台由此获得更强的需求分配权。如果平台优先调用自营服务、关联商户，或者把支付佣金更高的商品排在前面，用户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选择已经受到商业安排影响，其利益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损。
第四是资金安全风险。AI智能体可以帮助用户填写信息和比较方案，但在涉及转账、借贷、理财、保险和大额消费时，自动执行的边界必须格外谨慎。一旦模型误解用户表达，或者受到虚假信息、恶意指令和接口攻击的影响，用户就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第五是超级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问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通过首页推荐、搜索排序和外链限制控制流量。在AI时代，这种控制可能变得更隐蔽。平台不必禁止用户访问竞争服务，只需让自己的AI不调用、少调用或不优先调用这些服务，就可以影响市场竞争。中小商户甚至可能无法直接触达消费者，只能争取被平台智能体纳入调用名单。
面对这些问题，监管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逐步建立数据调用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商业推荐保持透明、高风险操作保留人工确认、任务执行全程可追溯、第三方服务公平接入等基本准则。只有当监管措施跟上行业发展的速度，AI入口带来的效益才能得到充分释放，相关风险才能得到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