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IPP编译，原文标题：《白宫打响科研体制“改革战”，将改变什么？｜IPP编译》
导语：2026年7月21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报告认为，以1945年《科学：无尽的前沿》为基础建立的“政府资助—大学研究—企业负责商业化”的线性创新模式，曾支撑美国科技称霸20世纪，但如今，这套施行80年的旧制度既无法契合当代科技的发展脉络，也难以让美国在与中国这一战略竞争对手的科技博弈中占得先机。
报告直指美国科研体系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科研资助过度依赖传统机构和项目制，科研行政负担过重，评价和激励机制鼓励保守研究而非重大突破，科学发现与国内制造能力相互脱节，忽视技术工人和实践知识等。为此，报告提出四大改革方向：将科研资助重心由传统机构转向科学家个人和高风险、战略性研究，改革经费分配与成果评价机制，重建科研发现向本土制造和产业能力转化的链条，全面推动科研制度、数据体系和实验基础设施向AI时代转型。与报告同时发布的《2028财年联邦研发优先事项备忘录》，则要求研发预算达到30亿美元以上的机构在90天内提交行动计划。
近日，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召集多位科技政策专家及曾任职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前官员，对美国科创体系即将迎来的改革提出了几个重要判断：
1.联邦科研资助规则将发生实质性变化，行政力量对项目审查、拨款和终止资助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扩大。
2.美国有望打通从基础研究、原型开发到规模化制造的“死亡之谷”，重塑大学、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
3.制度创新终难以抵消科研投入大幅收缩的影响，预算削减可能削弱美国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培养能力。
4.报告的人才政策带有明显的本土主义倾向，低估了外国科学家和国际学生对美国创新体系的贡献。
5.特朗普政府正将中美科技竞争视为两套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较量，但如果忽视盟友协同和技术全球扩散，美国仍可能失去优势。
图为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2026年7月发布的《科学：新的黄金时代》（Science:A New Golden Age）报告页面。来源：美国白宫官网。
从总体上看，这对美国研发意味着什么？
二战以来，在美国从事政府资助研究的科学家，很可能供职于少数几所大学之一。如今，华盛顿释放出明确信号：这一格局今后不再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转向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哪些科学家能够获得资助、哪些研究中心得以建立，以及哪些地区、何种类型的突破性成果能够进入美国产业体系。
过去二十年来，美国私人部门基础研究投入迅速增长。从研究执行主体看，企业已逐渐接近高校；从资金来源看，企业也开始逼近联邦政府。来源：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正通过三方面改革，推动联邦科研资助摆脱长期以来对高校的过度依赖：
压低高校科研项目的间接费用比例。近年来，美国高校从联邦科研经费中提取的管理、设施等间接费用不断增加，挤占了越来越多原本可直接用于科研的资金。新政策试图压缩这一部分开支。
要求引入联邦政府以外的配套资金。获得科研资助的机构需争取私人资助者或州、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而不能再由联邦政府独自承担全部成本。
扩大非高校科研机构的资助渠道。聚焦型研究组织（Focused Research Organizations,FROs）、“X实验室”（X-Labs）和产业联盟等，将被正式纳入联邦科研资助体系，与高校实验室共同承接中等规模科研项目。过去，这类经费通常主要流向大学实验室。
——特里莎·雷（Trisha Ray），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下属地缘技术中心副主任兼常驻研究员。
这些文件具体提出了哪些举措？为何受到白宫重视？
《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提出了一套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意在重塑联邦研发资金支持科研活动的方式。
报告吸收了近年来元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前沿设想，包括延长科研资助周期、由“投项目”更多转向“投人才”、支持聚焦型研究组织，以及在评审中引入“黄金票”（golden ticket）机制——即允许个别评审专家力荐那些不合常规、但可能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方案。大西洋理事会近期也曾提出，采用这类机制有助于增强人工智能创新能力。
值得肯定的是，特朗普政府没有让这套构想停留在纸面上，而是为其配套了一项具有实际约束力的行政工具——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联合发布的年度预算指导备忘录。此次备忘录已将上述科研资助方式写入执行要求。研发预算授权额达到30亿美元的联邦机构，须在90天内提交行动方案，说明将如何落实新的指导要求。
事实上，不少联邦机构已经设立相关项目或开展试点。但如果将这些做法全面推广至所有联邦研发资助机构，仍将构成一场实质性的制度变革。尤其是，如果各机构同时设立常设的元科学部门，并建立系统评估能力，就有可能形成一套能够持续试验、总结经验并自我改进的科研资助体系。
但再大胆的改革试验，也无法弥补科研投入基本盘不断萎缩造成的损失。总统提出的2027财年预算案，拟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削减一半以上，同时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预算削减23%，将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预算削减15%，并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削减12%。
图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提出的2026、2027财年预算申请，与国会最终通过的2026财年拨款对比。
与此同时，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还提议重写联邦科研资助规则：凡被认定不再符合“机构优先事项”或“国家利益”的项目，相关机构可以终止资助；所有项目在作出资助决定前，还须交由高级政治任命官员审阅。
科研经费大幅削减，再加上资助决策日益政治化，将动摇美国科技领先地位的根基，也会削弱其培养下一代创新人才的能力。无论开展多少制度创新，都无法抵消这些影响。
——特丝·德布朗克-诺尔斯（Tess deBlanc-Knowles），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高级主任，曾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高级政策顾问。
美国历届总统政府入主华盛顿时，都会提出各自的科技政策重点。通常而言，新政府会启动新的研发计划，将资金重新配置到特定领域，并调整科技政策，使之服务于本届政府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议程。
《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可以被视为特朗普首届政府科技政策重点的延伸和扩展，同时加入了改革研发资金管理方式的主张。在国会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要增加报告所列重点领域的研发投入，各联邦机构就必须从现有预算中重新调配资金，而这将受到诸多法律和行政限制。不过，现任政府已经表现出采取这种做法的意愿。
与这些总体上仍带有愿景性质的政策声明相比，目前正在审议的两项监管改革可能产生更为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提议全面改写适用于联邦政府各部门的统一规则，以重新规定所有联邦科研资助项目的拨付和管理方式。该提案已收到超过5.5万份公众意见，反映出科研界普遍认为此次改革关系重大。
与此同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提议，对其科研项目申请受理、评审和管理规则进行全面修改。
与以前的战略文件不同，这两项监管改革将直接改变联邦科研资助项目的评审、拨款和管理方式。如果最终通过的规则基本保留现有提案的内容，其对美国联邦研发体系的影响将十分显著。
——劳埃德·惠特曼（Lloyd Whitman），大西洋理事会地缘技术中心科技政策高级顾问兼研究员，曾分别在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高级职务。
这将如何改变长期支撑美国科研体系的大学、产业与政府合作机制？
如果能够得到妥善落实并获得充足资源支持，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提出的这一构想，有望增强支撑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三大支柱——大学、产业和政府——协同运作的能力，使其能够跟上当今技术发展的速度。
一项科研突破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往往需要跨越多重障碍，也就是所谓的“死亡之谷”。这些难题既不是产业界能够独自解决的，也无法仅靠政府力量弥合。
以尖端硬件为例，凭借速度和成本优势，越来越多美国初创企业的创始人选择前往中国开展早期原型设计和工程开发。这并非美国创新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其创新生态系统中缺少相应的关键环节。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战略提出了多项弥补这些缺口的举措，包括建设试验平台和研发基础设施，探索新的“产业—政府和产业—高校”合作模式，使高校科研能够接入“前沿规模的资源”，建立人员交流和跨机构流动机制，以及加强区域创新中心建设等。
如果这些举措能够与《2028财年研发优先事项备忘录》所提出的基础研究投入相结合，就既能巩固高校在基础研究中的根本性作用，也能建设推动科研发现转化为实际应用所需的基础设施。总体而言，这些政策有望重塑大学、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使之更好地适应未来数十年的创新需求。
——特丝·德布朗克-诺尔斯（Tess deBlanc-Knowles）
这一人才政策将对外国人才产生怎样的影响？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战略采取了较为鲜明的本土主义立场，将外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人才更多视为一种风险，而非可供美国利用的资源。报告称：
“对外国人才的依赖，使美国学生受到冷落。美国国内拥有庞大的人才储备，却长期未能得到本国政府的充分支持。与此同时，我们付出高昂成本培养了大量出色的全球人才，但当外国政府将其招揽回国、用于发展本国科技事业时，美国的这些投入也随之付诸东流。”
This reliance on foreign talent sidelines American students,a deep domestic talent pool that remains under-supported by its own government.At the same time,we train extraordinary global talent at enormous expense,only to lose this effort when foreign governments recruit them to build up their own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图示2000—2024届中国籍STEM博士毕业生毕业五年后留美比例：该比例由2000届的约75%升至2010届的约85%，此后持续回落，2024届降至约77%。
该战略提出，要打破地域、收入和人口群体等方面的限制，发现并支持美国本土人才。这无疑是一项重要举措。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也曾建议，为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教育改革提供充足资金，并扩大非传统技能培训渠道、推动其制度化。
然而，外国博士生离开美国，部分原因恰恰在于美国移民制度对申请人的评估方式。现行制度往往更倾向于接纳那些能够证明自己与原籍国保持紧密联系的申请人。此外，国际学生在美国完成STEM专业学业后，能够获得的工作许可最长也只有三年。
因此，这项战略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即美国本土人才储备尚未得到充分开发。但它将美国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能力描述为无益于美国，实际上误判了问题的根源。
——特里莎·雷（Trisha Ray）
美国的竞争对手和盟友应如何看待这种新的“国家使命”模式？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战略文件，首先传递出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文件列出的各项重点任务——包括“创世纪计划”（Quantum Mission）、应用开发与发现科学量子计算机（QC-ADDS）计划、聚变能示范、重返月球、通用机器人以及下一代半导体——都对应着未来五至十年内特定的竞争时限或发展里程碑。
该战略还将美国与其对手和盟友进行比较。它所讲述的是一个人们早已熟悉的故事：美国擅长发明创造，却正在失去下游生产能力和关键材料控制力。不过，文件列举的案例也暴露出美国政府内部认识上的混乱——它既强调中国占据领先地位的电池生产，也将荷兰巨头阿斯麦（ASML）领先的芯片光刻技术列为问题。
这种叙事方式会削弱“硅和平”（Pax Silica）等倡议，因为它释放出一种信号：美国的领导地位似乎是在与盟友的优势相竞争，而不是建立在盟友优势之上。事实上，美国的领导力只有与伙伴和盟友的实力共同提升，才能得到真正放大。该备忘录也应当认真对待其自身提出的观点：
“技术领导力也可以体现为战略整合，即提供能够推动伙伴经济增长的平台。”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can also mean strategic integration,supplying the platforms that drive economic growth across our partners’economies.
——特里莎·雷（Trisha Ray）
这对中美在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意味着什么？
最为明确的一点是，特朗普政府如今已将中美科技竞争视为两国创新体系之间的较量。《2028财年研发优先事项备忘录》提出，通过“创世纪计划”（Genesis Mission）将联邦数据、先进算力、国家实验室、基础模型和科学仪器连接起来，以加快多个关键领域的技术进步。
这一思路的大方向是合理的，但白宫对中国发展水平的判断过于静态。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2024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超过美国；《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则显示，截至2026年3月，中美两国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差距已缩小至2.7%。中国在人工智能论文发表量、专利产出和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等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与此同时，美国仍在私人资本、前沿科技企业和算力基础设施等方面保持关键优势。
从国家创新体系的层面看，人工智能竞争优势今后可能越来越取决于技术能力、成本、可靠性、产业应用和全球扩散，而不仅仅是谁的模型性能更强。“创世纪”任务对如何推动技术在美国国内落地作出了较为详细的部署，但对如何促进美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采用，关注仍显不足。
中国企业往往能够将成本较低的开放权重模型，与其在海外已经建立的外交、云服务、电信、数据中心和融资网络结合起来。嵌入这一生态系统的模型，即使性能不及美国系统，也可能塑造技术标准，并形成较高的转换成本。
要真正有效落实这项战略，还需要稳定的多年期资金支持、国际人才、独立的科研环境，以及盟友的积极参与。美国要与中国展开竞争，还必须使其技术在全球市场上更加易于获取、价格更可负担，并在制度安排上更具吸引力。
——肯顿·蒂博（Kenton Thibaut），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下属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高级常驻中国问题研究员。
*内容原标题为“How will Trump’s new science strategy change US research?”，于8月2日发布于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官网。标题为编辑添加，编译内容略有删减，不代表研究院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