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培长期将行业困境寄托于AI等技术解决,但技术无法改变教培作为社会竞争产物的本质,决定行业命运的是它服务的社会而非技术。 ## **1. 技术成为行业困境的延期解决方案** 教培是竞争制度而非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出售的是机会商品,每当行业找不到社会答案,就会将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只更新行业叙事却难以改变行业存在方式。 ## **2. 技术重构了社会对未来的理解方式** 技术让人们相信所有问题终会被工具解决,将未来方向问题转化为工具能力问题,把深层根本问题后置,要求人们要么跟随技术要么被淘汰。 ## **3. 技术决定了行业问题的提出边界** 技术会将不可量化的深层问题挤出公共讨论,教培的招生、教学、竞争都被转化为流量、产品、效率等可优化问题,AI时代需警惕丧失提出技术外问题的能力。 ## **4. 技术无法突破教培需求的社会逻辑** 教培是社会竞争系统的产物,需求由人口结构、考试制度、就业竞争等塑造,AI仅能改变供给方式,无法改变教育需求背后的深层社会逻辑。 ## **5. 技术进步会加剧而非消解教培竞争** 教培存在类似杰文斯悖论的困境:技术提升供给效率,反而扩大需求加剧竞争,符合红皇后效应,技术只会改变规则,不会终结竞争本身。
AI也救不了教培
2026-08-03 10:35

AI也救不了教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芥末堆 ,作者:左希,责编:Rachel


2026年,TIME与Statista发布全球教育科技公司榜单时,榜首换成了Duolingo。中国公司猿辅导位列第八。


一年之前,编程猫、有道、好未来占据全球教育科技公司前三,中国教育科技成为当年最醒目的行业叙事。教育科技史的迁移是一场不断更换主角的未来想象。


很少有一个行业,像中国教培一样,如此迫切地等待下一项技术。回头看,教培行业有两个历史,一部是技术史,一部是产业史。过去二十年间,它们经常同时发生,却很少朝同一个方向演进。互联网,MOOC,直播,大模型……技术兑现承诺,行业却始终没能兑现寄托于技术的希望。AI来了,可为什么每一次,都像第一次来。


“AI能不能救教培?”只是老问题的新版本,也许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问错了的问题。一个问题如果连续二十年都没有答案,值得怀疑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本身。


01


技术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延期机制。每当一个行业找不到社会答案时,它会更热烈地投奔技术答案。技术不仅提供工具,也提供未来。技术越来越像一种语言,凡是暂时无法回答的问题,人们会本能地把它翻译成技术问题。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在更新行业的叙事方式,鲜少改变行业存在的方式。教培,不过是时代症候的一个样本。


技术乐观主义有一个基本假设:社会的问题终究可以被技术吸收。教培几乎天然相信这一点,因为它出售的从来不是知识,而是对不确定性的管理。互联网承诺消除教育的信息不对称,直播承诺复制优质教育,AI承诺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老师。


这些承诺共同绕开了同一个事实:教培从来不是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它首先是竞争制度的一部分。教育是入口,知识是媒介,机会才是商品。


当教育陷入困境,人们讨论的是模型、算法和算力,而不是教育究竟为什么存在,又该通向怎样的社会。当教育只能以技术语言被讨论时,教育本身就退出了公共讨论。


02


人们常常低估技术真正改变的东西。他们以为,技术改变的是生产方式,更快的机器,更高效系统和更低的成本。但技术的影响往往发生在另一个层面,它改变了一个社会理解未来的方式。技术之所以令人着迷,不只是因为它能够解决问题,更因为它让人们相信,那些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终有一天会被解决。


整整六十年前,一名叫布鲁门贝格的德国人注意到现代社会有一种特殊的不安:它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却越来越难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究竟希望把世界改变成什么样?传统、宗教、共同价值曾经提供答案。现代社会摆脱了这些答案,也失去了这些答案。


技术承担了这种期待。它让未来不再是等待到来的东西,而成为一种可以被制造、被加速的东西。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换算成一个能力问题。人们更关心有没有更好的工具,有没有更高效的方法,有没有一种技术能帮自己赢得竞争。


技术不要求回答那些更困难的问题,它只要求你相信:他们就是未来,要么加入他们,要么被未来抛弃。它告诉人们,未来已经来了。真正的问题,可以以后再谈。


03


1954年,法国人雅克·埃吕尔出版《技术社会》,预判技术将成为衡量问题价值的标准。凡是能被计算的,优化的,复制的,被认为值得解决;那些无法被量化的问题,即将淹没。


教培是这种变化最显性的领域。招生问题被理解为流量问题,教学问题被理解为产品问题,竞争问题被理解为效率问题。


技术最大的力量不是它能够解决多少问题,而是它决定了哪些问题值得被提出。这也是为什么,AI时代需要警惕的,不是AI是否足够强大,而是当我们面对困境时,是否还保有提出技术之外问题的能力。


04


1944年,卡尔·波兰尼出版《大转型》。他提出,市场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嵌入于社会之中。价格、交易和效率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力量:制度、文化、关系、人的选择。


教培不是教育制度的附属品,它是社会竞争系统的产物。人口结构塑造需求,考试制度决定方向,就业竞争制造焦虑,家庭选择影响支付,社会流动承载期待。AI可以改变教育的供给方式,却无法改变教育需求背后的社会逻辑:


为什么一个家庭需要为教育倾囊?


为什么一个孩子需要在竞争中证明自己?


为什么一个社会可以规划下一代的人生?


这是技术革命反复遭遇的边界。行业不是孤立的机器,它生长于一个社会对机会、流动和未来的想象之中。


05


1865年,英国煤炭年消耗接近一亿吨。此前六十年里,英国煤炭消费增长了八倍。这发生在蒸汽机效率不断提高之后。


人们原本相信,高效的机器意味着更少的消耗。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发现,事实恰好相反:效率降低了成本,也扩大了使用。技术节约下来的资源,最终被更大的需求吞噬。他在《煤炭问题》中记录了这一“杰文斯悖论”。


教培面对类似问题。当效率成为公共能力,效率本身就不再创造优势。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扩大了供给,但供给能力的扩大并没有降低竞争。它让竞争更加汹涌。


“红皇后效应”揭示了另一种困境:在持续竞争的环境中,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不断进化,才能维持原有位置。技术不断改变比赛规则,但它不会结束比赛。


06


物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洛施密特佯谬”,说的是宏观世界有明确的时间箭头,微观粒子的运动却不包含这种方向性。所谓秩序与方向,不是单个粒子的属性,是在大量互动中涌现出来的结果。


社会统计力学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宏观趋势只是概率背景,从来不是个体命运的涨落。一个行业整体衰退,仍然会有新的组织生长;行业迎来技术浪潮,也不会阻止海量失败的发生。技术改变行业的边界,却不替任何一家机构完成进化。任何一个个体,一家公司想要维持稳定、有序成长,必须持续向外获取资源、信息和现金流。一旦停止输入,内部必然走向涣散。


一个行业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拥有一个看似万能的答案。


决定一个行业命运的不是它采用了什么技术,而是它服务于什么社会。或许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AI能不能救教培,而是当一个行业开始把全部未来都押注于技术,它是否还能想象技术之外的未来?

AI创投日报频道: 前沿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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