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不懂经 ，作者：不懂经也叔的Rust
最近看到一篇彭博社的报道，说硅谷现在流行一种很奇怪的聚会：touch grass party。Touch grass，字面意思是“去摸摸草”，网络上用来劝一个人关掉屏幕，回到真实世界。
旧金山有人专门举办这种聚会，唯一规则是不谈AI，因为“其他所有地方都已经被AI感染了”。一群掌握着全世界最先进技术的人，最后需要靠摸草确认自己还生活在现实里。
这种荒诞，我之前写《AI让一部分人无班可上，另一部分人无班可下。》时已经谈过。AI原本承诺替人省下时间，现实却是工程师工作到凌晨，创始人带着永不关机的电脑去接孩子、去度假，智能体每隔十分钟追问一次“下一步做什么”。
他们造出了不会疲倦的机器，随后开始按照机器的速度要求自己。整个科技圈像陷入一场被生产力叙事掩住的集体性抑郁。
更深的一层焦虑来自“永久底层”，这个词最先刺痛的，恰恰是最接近AI核心的人。他们担心未来的阶层位置会被永久冻结，错过眼下这个窗口，就再也拿不到通往新世界的船票。于是创业、做网红、经营影响力，都带上了一种末日自救的意味。AI让他们同时成为造浪者和溺水者。
今天分享一篇文章，《为什么科技圈的人都这么幻灭？why-is-everyone-in-tech-so-sad/)》里，把这种情绪推进到了更深处。文章开头，一个年轻人坐在通勤火车上，面无表情地谈了半小时EBITDA、利润率和成本结构；电话结束后，他从包里拿出两根编织针，给侄女织一顶粉红色帽子，眼睛第一次亮了起来。
作者认为，现代知识工作早已发展成一种“工作主义”：人们把过去从宗教、志业和共同体中获得的意义，强行塞进办公室、幻灯片和季度目标里。哪怕许多工作毫无真实价值，只要所有人每天登录、加班、开会，它就能继续维持重要的幻觉。
AI智能体的出现，又抽走了工作里最后一点属于人的东西：亲手完成、共同争论、笨拙探索，以及和同事一起熬过“混乱中段”的经历。
这篇文章问的已经不只是AI会抢走多少岗位。它问的是一件更早发生、也更贴身的事：在工作尚未消失之前，我们为什么已经失去了做人的感觉？
为什么科技圈的人都这么幻灭？
Why Is Everyone In Tech So Sad?
作者aeron horwath
近某天早晨通勤时，我坐在火车上一组尴尬的四人对座里，中间共用一张小桌。对面是一个典型通勤族：三十出头，穿长裤和衬衫，白球鞋有些脏，头发微乱，戴着AirPods，对着打开的MacBook发光的屏幕。
半个多小时里，我听着这位年轻人在电话中用痛苦的单调语气解释EBITDA、利润率提升机会、成本结构、ARR等等。直到列车刹车的尖啸宣告终点站到了，他还没有停。周围人开始起身下车时，我却看见他焦急地翻着身边的皮包。真有意思。我猜他会掏出什么？一本《原子习惯》？一幅Gary V的裱框肖像？一台运行OpenClaw的Mac mini？
都不是。
他拿出了两根长长的编织针，针间垂着一团粉红色毛线。他告诉我，自己正在给侄女织一顶冬帽。那天早上，我第一次从他眼里看到骄傲和兴奋的亮光。
这顶帽子，是出于一种用他的话说就是“做点什么”的愿望而开始的项目。
在我身边的知识工作者中，我越来越常听到类似的话：有人想学陶艺、绘画、钩针编织，或其他带点旧时代气息的手作。在咖啡馆和昏暗酒吧的一角，职业人士谈着“消失”“去某个地方种地”“离网生活”的梦想。这不是不着边际的白日梦。
人们谈起逃离时，语气里透出一种更深的生存焦虑，也透出对工作和职业主义的根本怀疑。越来越多人似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某天早晨醒来，突然站在存在主义的悬崖边，猛然意识到知识工作毫无意义，也许一直如此。你或许也有过那种感觉：一阵势不可挡、说不清的忧郁慢慢涨起，要把你连同宜家办公椅一起吞没。
这种幻灭会传染。一个人说起它，其他人便开始点头：他们也感到过动力下滑，与自己的工作渐行渐远，睡不好觉，对未来忧心忡忡。对话最后难免落到职业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他妈的到底在干什么？这一切他妈的有什么意义？
没错，我们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但这个时期与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在于焦虑本身的性质。AI正在威胁岗位、冲击行业；可知识工作者此前也经历过衰退、外包、新技术和各种自动化。
刚毕业的人总会担心进不了就业市场，千禧一代的职业生涯也一直伴随着经济的不确定性。此刻不同的是，人们问的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存在问题。这种问题会让高薪技术人才认真盘算，要不要抛下一切，到华盛顿州开个养山羊的农场，或去哥斯达黎加当冲浪教练。
我觉得很有意味的是，那些通常最能隔绝经济震荡、也最有条件熬过AI短期冲击的人，譬如高薪高管和积累了数十年组织知识的资深专业人士，在几乎所有行业都经历快速变迁之际，也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不确定。
有人会说：活该，操他们的。2010年代，知识工作者一边喝康普茶、坐在豆袋椅上打Xbox，一边教所有人学编程。疫情期间，知识工作者待在室内，前线劳动者却冒着健康风险替Amazon和Uber Eats送货。如今，还是这群知识工作者在造AI，它可能消灭各行各业的人工岗位，让极少数人富到不可想象。现在这些混蛋还想要同情？
我只能说：有道理。但这种大范围的幻灭感也逼出一组耐人寻味，或者说可怕、悲伤的问题：折磨知识工作者的究竟是什么焦虑？如果整整一个阶层的劳动者在一夜之间失去对职业的信仰，社会和各个行业会怎样？
工作主义：请赞美它
2019年，Derek Thompson在《大西洋月刊》写过“美国工作主义”。他描述了一种趋势：尤其在美国，知识工作者越来越从工作中寻求满足感、共同体和意义感，而前几代人曾从宗教中获得这些东西。
Thompson写道，工作主义“带着情感色彩，甚至带着精神性。受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高、想要什么都能得到的美国人，选择办公室的理由与虔诚基督徒周日去教堂一样：那里让他们最能感觉到自己是自己。”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会从某些职业中获得深刻的意义感。传统上，我们把这类职业称为天职：一种召唤，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种目的。
天职重视技能、价值观和为他人作出有益贡献的愿望。传统意义上的天职，通常指那些有挑战、能影响社会、回报也常常不限于金钱的职业。教师、护士、消防员、社工、急救人员都属于此列；与社区和客户直接相连的服务者也是，例如修车工、水管工、电工。即便在糟糕的日子里，其中大多数人内心深处仍能从工作中获得某些重要而无形的回报。
可年轻人倾注一生的，往往不是这些职业。毕业生压倒性地涌向金融、咨询或科技行业。拿到这些工作当然竞争激烈，工作也要求很高、很复杂：你得穿过层层政治和官僚机制，拼命讨好人，承受漫长工时、沉重认知负荷，掌握高级技能，还要背负几乎从不消失的裁员威胁。但其中太多工作没有任何利他的出口。
“你或许也有过那种感觉：一阵势不可挡、说不清的忧郁慢慢涨起，要把你连同宜家办公椅一起吞没。”
David Graeber大卫·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记录过一些人，他们承认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实质功能：为永远不会启动的项目做幻灯片；就没人需要的软件功能的细枝末节激烈争论；为让钱从一个富人流向另一个富人而苦思行政流程；为没人会留意、没人需要的服务，优化广告里的每一个字。还有“躺着等归属”，指工程师等高薪员工坐着等股票归属；以及“升职驱动开发”，指开发者在晋升关头不做真正有益的事，只做看上去有益的事。
所以，很难从这些职业里找到利他性。人怎么才能做下去而不发疯？
工作主义真正高明之处正在这里：它被制造出来，分散人们对灵魂空洞的注意力，而这个空洞本该由天职来填补。它是穿着半拉链套头衫通勤者的鸦片。而且确实有效。它让有才华的人继续走进办公室，用做小儿心脏手术般的严肃劲头，为报告、战略文件和品牌重塑争得不可开交。
但工作主义有一个弱点。它和宗教一样，靠信仰压过逻辑。要是有东西威胁到这种信仰，会发生什么？要是一场范式转移打破了工作主义的魔咒，让知识工作者开始严厉追问自己的组织和自己，会怎样？要是知识工作者从工作主义的魔咒中醒来，却没有在经济上走得通的替代方案，又会怎样？
看来，AI也许会给我们一次亲眼见证的机会。
戳破工作主义的泡沫
知识工作天生抽象。许多这类岗位，尤其在大机构里，结构像俄罗斯套娃：一个岗位为另一个岗位服务，后者又为再后一层岗位服务，层层嵌套，最后连一个坚实的核心在哪里都看不清。水管工、木匠或后厨厨师很容易把这类工作看成David Graeber所说的那种东西：狗屁。
直到最近，知识工作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仍由人完成。我们仍然被需要。是有血有肉的人坐下来处理难题，做幻灯片，写客户回复，制定战略。即使它在存在层面毫无意义，人类思考、协作与创造力依然被投入其中，让工作有了生命。
如今，AI智能体越来越多地替知识工作者完成这类工作。包括我在内，许多负责把这些工具整合进组织的人，常把未来工作描述成这样：每个人本质上都会成为一支AI智能体大军的管理者。这听上去不错。让软件汇总报告、追数据、整理幻灯片、起草文档第一稿，处理过去悄悄吞掉整个下午的几十件重复小事。
但在不少情况下，员工承受着管理层要求产出更多的压力，使用AI智能体做的远不止杂活：制定完整商业战略，生成整套营销活动，搭建整个网站，为组织的完整事业部起草战略。从一封邮件到整套公司战略，个人、团队和组织的产出正越来越多地由AI瞬间生成。
可这种力量，这一层额外的抽象，会不会在某种意义上把人带得离自己的工作太远？即使最终产品本来就谈不上多有意义，让另一个人或某种东西替你完成几乎全部工作，会不会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
德波的“景观”：我不想再干这个了
“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里，整个生活表现为景观的巨大堆积。凡是曾被直接体验的一切，都已退居为一种表象。”
这是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的开篇。我肯定无法把这本书概括好。它既令人兴奋，又晦涩难解。但德波论证的主旨是：景观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生活不再被直接经历，而是永远隔着中介。
我们与本应亲身体验的事物之间，总夹着某种东西。我不和妈妈说话，我给她发消息；我不旅行，我在YouTube上看别人旅行；我不做爱，我看色情片。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媒介取代了经验。
工作主义是更大景观的一个缩影：显得忙碌、重要、拥有独一无二的知识，与真正具备这些特质同样有价值；工作只需显得有影响力，不必真的有影响力。德波在第12条论纲中写道：“景观把自己呈现为一种庞大、不可接近、不可质疑的现实。
它唯一的信息是：显现的即美好的，美好的必然显现。”这就是工作主义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工作一定很重要，因为我们不都在这里吗？每天登录，熬到很晚，每周如此。
“今天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存在问题。”
AI加入景观，会让人感到存在层面的恐慌，因为它让我们离自己的工作和工作的价值又远了一层。我不亲手做赢下客户的提案；我写一个提示词，让AI去做，然后再检查它的成果。我不收集资料、撰写行业通讯；我的智能体来做。过去，那份工作在内心深处也许廉价、令人不满足，但至少还是我们的。现在，AI正以迫使组织重新审视整个工作主义事业价值的方式，被塞进组织里。
这正是事情开始变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我不认为德波曾想象过某种如此剧烈的范式转移：它把工作抽象到足以动摇劳动阶级的程度，或者放到知识工作者身上，足以撕裂工作主义这种景观的程度。
但AI的出现，仿佛让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一步步离开生活与工作的直接体验；AI有可能把我们推得足够远，远到幻象彻底显形。
组织正陷入两难。它们想把AI整合进运营，股东也想，而且它们一定会做。短期内，潜在效率收益太诱人，无法放过。做对了，企业和员工都能受益。不过，许多高管最为AI兴奋的地方，也就是更少协作、更少人手，却可能拆掉支撑其组织的结构。
要是把人从工作主义中唤醒的，讽刺地说，正是工作主义最具革命性的产品呢？那些把职业生涯都耗在工作主义祭坛前的员工，又该怎么办？
关键所在：混乱的中段有什么价值
要理解为什么AI会特别威胁工作主义，得先理解是什么让人一直相信工作主义。
Thompson在文章中说，知识工作岗位吸引人的一点在于共同体：能和兴趣相近、志同道合的人待在一起，和他人合作解决问题。关系是人类职场的基础，也是知识工作的补偿性价值。没人能进知识工作的天国之门，但至少我们会一起踏上这段虚假的旅程。
讽刺的是，越来越多高管梦想着：配备一群智能体和强大大语言模型的员工组织，再也不必为了收集信息、构思或执行项目而彼此协作。在他们设想的未来里，工作不再是充满学习与探索的凌乱经历，而更像流水线生产。德波在1967年写道：“随着农民阶层事实上被消除，服务业和知识职业越来越受制于工厂式的劳动条件，这一无产阶级在客观上得到了加强。”
但有时，凌乱的低效并非缺陷，而是一种功能。Bill Simmons的播客最近有一期节目，作家Chuck Klosterman和Bill辩论技术在体育中的角色，尤其是裁判。以网球为例。
Johnny Mac因一次糟糕边线判罚而对裁判暴跳如雷的时代已经过去。借助鹰眼技术，判罚可以百分之百正确。NBA的挑战系统如今也更能避免误判改变比赛结果；MLB则引入了自动好坏球系统。这些技术的实际成效各不相同，目标却一样：让判罚更常正确，也许永远正确。谁会抱怨？多有效率。
“要是知识工作者从工作主义的魔咒中醒来，却没有在经济上走得通的替代方案，会发生什么？看来，AI也许会给我们一次亲眼见证的机会。”
Klosterman认为，误判是比赛自然且有趣的一部分。事实上，误判造就过人们至今仍在谈论的标志性体育时刻。体育是人类建构出来的东西，人的错误，无论来自球员还是裁判，都是它的一部分。让判罚百分之百正确，在客观上或许更好，在主观上却更少趣味、更少娱乐性。而娱乐正是体育的目的。
知识工作极其相似。AI能在几分钟内交出过去要花数小时才能做完、而且很到位的项目，当然很酷。但做幻灯片的速度不是留住人才的关键。员工压倒性地因为同事和老板，以及一个职场提供的“混乱中段”的体验质量，决定留下还是离开。这些才让工作有趣，也让它有价值。
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想。以我的经验，知识工作者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结果优先型。他们关注业务、胜利和效率。人的需要、缺点和情绪，都是要跨越的障碍。
第二类则以体验为先。他们喜欢混乱的中段，珍视过程，希望组织表现良好，但希望它是与真正喜欢的人合作、辩论、共同挣扎的自然结果。许多体验优先型的人下班后是艺术家：摄影师、导演、编剧、雕塑家、画家、诗人、作家。许多人还积极做志愿服务。要让这些人离开那些在经济上难以维持的热爱，企业必须拿出某种交换：一个让人有自由去探索、创造、解决问题，也有酷同事相伴的工作体验。
研究显示，这群人需要这种环境，才能产出最好的工作。哈佛商学院的Teresa Amabile花了几十年研究什么能带来真正有创造力、高质量的产出。她的内在动机原则认为，当人受工作本身推动，出于兴趣、挑战和享受，而不是结果或指标时，最能做出有创造力、创新性的工作。
扼杀创造力的环境充满政治、规避风险、执拗地以结果为中心；激发创造力的环境则允许协作、围绕想法运转，并且自由。换句话说，混乱的中段并不低效，它是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得以产生的条件。
“工作主义是更大景观的一个缩影：显得忙碌、重要、拥有独一无二的知识，与真正具备这些特质同样有价值。”
移除“混乱中段”对这两类人影响并不对称。对结果优先型的人而言，这是胜利；对体验优先型的人而言，它掏空了工作的地基。
我写这篇文章时，大公司正在沉迷于裁员。各地都有成千上万人被解雇。高管常声称裁员是AI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眼下，AI自动化带来的效率提升远远达不到足以证明数十万个岗位消失有理的程度。
我们已经无数次经历招聘潮和裁员潮。但这次可能不同。过去，总有新一批劳动者等着被招进来。可要是人才不再回来呢？要是搞砸的AI转型，让顶尖人才，尤其天生体验优先型的人，集体失去对工作主义的信仰呢？等公司要补回人头时，那些从工作主义景观中挣脱出来的人，会不会已经去过另一种生活？要是他们的副业突然赚钱了呢？这个人才池越来越多人不买房，也不打算生孩子，因此转向真正能带来满足感、而企业生活给不了的职业，或许从未像现在这么容易。
德波会怎么说？他对逃离景观的可能性抱着极深的怀疑。
后工作主义：逃离无法逃离之物
德波说：“对现状的自满接受，也可以与纯粹景观式的反叛并存。一旦丰裕经济有能力加工这种特殊原料，不满本身也会成为商品。”
换句话说，在某个时刻，景观会给你施加不得不应对的经济压力。在今天，这可能意味着你开一个YouTube频道和一个Substack，讲自己如何放弃科技职业、开办马匹救助农场，最后把你自己和你的生活变成供给更大社会景观的商品。
也可能意味着你自己创业，突然又得制造一种能吸引潜在员工的景观。无论哪一种，你都注定从一种景观退出，再被另一种吸收。这就是景观的逻辑：它把不满者也重新吸纳进去，以维持自身。
德波相信，逃离景观是不可能的。他宁可解散自己的运动，也不愿看着它被制度化，后来在乡下酗酒至死。
肯定会有人离开知识工作：最幻灭的人，最有艺术天赋或动力的人，对突然的启蒙时刻在存在层面最敏感的人，有经济能力的人。但更多人会因选择或必要而留下，面对一个工作中人性正在不断流失的环境。那些选择留下或根本无法离开的人，是否注定要在职业生涯里持续遭受存在性的苦闷？
“扼杀创造力的环境充满政治、规避风险、执拗地以结果为中心；激发创造力的环境则允许协作、围绕想法运转，并且自由。”
德波也相信，景观可以被有意识的行动削弱：挪用景观图像，反过来攻击景观；以抵抗城市既定地理的方式游荡；创造景观无法消化的、真实而未经中介的体验。放到工作中，这可能意味着你不向智能体提问，而是打电话和同事一起把问题聊透；
也可能意味着以老办法做事，允许漫游和探索，知道这样会慢一些，却可能产出更具人性的东西；又或者干脆认定，有些工作最好完全留给人的双手。凡是能保住工作最初之所以值得去做的那些要素的行动，都算数。
不过，最有力量的行动也许只是始终意识到，并提醒别人：工作主义是一种景观。对大多数员工而言，我们有责任彼此提醒，这份工作放到宏大尺度里并没有那么重要。它是幻象。
没人会因为一张电子表格而死，世界不会屏息等待产品发布，一场营销活动不会改变世界。我们所做的绝大多数工作，几乎不会有人记得。但人们也许会记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拥有怎样的关系，又怎样对待共事的人。
一旦不再从“日常工作正在改变世界”的虚假满足感里汲取力量，我们或许会想用真实的东西填补那个空洞：不是工作主义提供的人工替代品，而是真正的利他主义，真正去影响身边真实的人，真正在社区中做些事。
哪怕一次只织一顶帽子。【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