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作者：叶克飞，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段时间集中出现了不少考编舞弊案，比如雷州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受笔试第二名人员亲属请托，通过微信联系笔试第一名考生，以金钱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面试。
这个案子很可笑，因为副校长公然用微信与笔试第一名联系，留下铁证。不过正如我的朋友苏琦老师所言：“这些事情以前一直有，但没多少人在乎，如今是存量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下沉，县城婆罗门的资源围城正面临越来越多革命小将们的攻城锤。”
像这种非经济发达地区县级市的非重点学校教师编，固然是稳定选择，但过往绝非热门。当年的县城婆罗门觉得这些编制都是自留地，你家亲戚他家孩子的都是人情，而且还不是什么大人情。因为相比县城里的重要部门，这些学校编制在整个县域编制生态里都是最底层的，婆罗门里的直系根本不屑于这个。但现在不同了，大家都很难找到体制外的好工作，一个编制岗位再无趣也有几百上千人争，有点猫腻立马举报闹大。
将高副校长这种又蠢又坏的人揪出来，当然不是坏事。不过在我眼中，如今动辄成千上万人涌向一个毫无价值的编制岗位，是最坏的事。河南“三支一扶”舞弊案需要重考，很多考生表示不满，认为遵纪守法、正常考试的自己不应该为少数舞弊者买单。道理是这个道理，不公平显而易见，但既然你主动参与到这个十万人参加的毫无价值的游戏里，那就无法对抗制定规则的人。我敢担保，嘴上抗议的人还是会屁颠屁颠去重考，如果考上了，家里人也会乐得烧高香。
当区区一个县城编制都能成为博弈目标时，意味着个体的空间已经极度狭窄。外来者如此，县城婆罗门也是如此。
这几年，随着大城市压力日增，很多人将县城视为避世所在，县城编制更是避世良方。在他们眼中，县城编制的旱涝保收、县域生态里编制人员的社会地位、巨大的下沉市场和相对较低的房价，共同营造了一个天堂，但事实并非如此。表面看起来，县城编制是一种理性生存策略，稳定安逸、生活成本低，但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停滞的生存框架。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旅行时极喜欢寻访古村落、老街区和名人故居，在县城和农村打转是常态，但寻访历史是一回事，若让我在县城或农村长居，我住两三天都会烦。
前几天在粤东和闽西旅行，返程时经过河源龙川县，小城历史久远，可探访处不少，但早上驾车离开时，碰上一个拐弯路口，拐弯后通往主路的匝道上，有辆小车靠着外侧绿化带违规停放，内侧则有一辆垃圾车正在慢悠悠装垃圾，两条车道都被堵住。
违规停放的车子当然是全责，但垃圾车完全可以稍微向前或者停在拐弯口，既不妨碍装垃圾，也能把车道让出来，可任由被堵的车子们喇叭声此起彼伏，垃圾车工作人员还是慢悠悠。
这个场景真是极好的县城生活隐喻：不守规则的人会严重破坏公共秩序，掌握权力的人（哪怕只是垃圾车此时此刻的小小道路使用权）也不会考虑客观实际情况，更不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任何技术上或时间上的调整，“按部就班”低效率工作，哪怕进一步加剧公共秩序的破坏，将所有的路都封死。在县域生态的每个环节，这样的情况都是常态。中国社会本就是人情社会，县域更是人情大过天，掌权者以人情衡量一切并寻租，社会个体默认规则可以被人情破坏，每个被堵住的“路口”，背后都是一场自觉或不自觉的合谋。
在县城生活，个体必须面对小地方必然更为复杂的人情生态，更为混乱的公共秩序，更为缓慢的办事节奏，光是满街乱停车、不守交通规则、不愿排队等细节，就能劝退坚守文明和秩序的人。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自己社会关系的中心，如石子投入水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及他人。这一描述在当下中国仍然适用，只是城乡有程度之别，大城市和小县城又有程度之别。北上广深当然也离不开人情关系，但个体的空间会稍微大一点，相比之下，县城更为明显，办事完全靠关系，晋升看人脉，连孩子入学、看病就医都需要“找人”。人在县城，就会是“某个单位的人”“谁谁谁的孩子”“某某的同学”，唯独不是自己。如果说大城市还存在一些按规则办事的空间，那么县城这个人际网络编织的牢笼，会让每个试图按规则办事的人寸步难行。
县城公共秩序的糟糕，同样也是因为人情社会。一个正常社会，公民会出于公共精神，自发解决公共问题，但县城的公共精神几近于无，每个人都在最大化自己的便利，却不愿为公共秩序付出丝毫努力。就像我见到的乱停车那样。
县城生活也必然意味着与文明的脱节，大城市的美好并不在于许多人理解的大商场、高楼大厦，而是在于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和话剧。都市生活固然会带来感官过载与心理防御，但与此同时，都市又以其匿名性给予个体前所未有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很大程度上正是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所赐。
很多人认为这些不重要，“先填饱肚子再说”“钱才是最重要的”。信我一句话：喜欢嚷嚷“先填饱肚子”的人，就算真的填饱了肚子，甚至有了花不完的钱，他也不会真的在意精神生活。因为个体拥有精神生活，并不一定需要钱的加持，经济上的充裕有时确实有助于精神生活的追寻，但前提是个体得有这个意识和能力。
一个人将县城编制视为人生最优解时，实际上就是在用一个较低层次的需求满足替代精神追求，将自己降格为生存工具。
疯狂考公考编从来就不只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下滑导致的追求稳定。它会传导到各个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后退。当大城市无法容纳人们的梦想，社会上升通道收窄，人们要退而求次回到县城这类封闭系统，将体制内视为唯一安稳选择时，其实也交出了自主权。一旦进入这个系统，个体便与特定地域、特定生活方式深度绑定。
考公考编原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经济理性，但如今早已被人异化为生存教条，变成是否懂事、是否成熟的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人生实际上已经被一种标准深度绑定。在经济上依附性极大，一份工资就能将人困在原地。社会评价当然也是单一的，“体制内工作”成为评价个人价值的核心标尺，脱离这一轨道意味着社会地位的直线下降。“稳定”被内化为最高价值时，对心理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任何冒险与改变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
县城处于城乡连续体的特殊位置：它既有城市的行政架构与公共服务，又保留了农村的紧密人际网络与传统观念。在这里，个体的行为受到来自家庭、单位、社区的多重凝视。一个人的婚恋选择、生育计划、甚至衣着打扮，都可能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一旦偏离规范（离婚、晚婚、不生育、职业流动），便成为舆论靶子，进而影响家庭声誉与经济资源分配。这种无处不在的“道德监控”，构成了无形的压迫机制。
这几年流行的“县城婆罗门”说法，刻意强调县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体制内的“代际传承”，将县域体制内群体描绘为生活安逸、社会地位优越的“地方贵族”。但“安逸”绝非永远，在经济联动如此紧密的现代社会，没有真正的避风港，县域的短暂安逸，只是因为它对市场和经济的反应比大城市慢一拍而已。一线城市的问题终究会传导至小城市、县城和农村，而且当这些问题到来时，县域和农村原有的封闭守旧等缺陷会放大甚至激化。
指望在县城“避世”，只不过是短视的饮鸩止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