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作者：李迅雷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放缓
过去4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相随，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但随着2011年起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为主，2013年起制造业就业人口数量出现了下降，同时，我国以农业人口转移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进程也开始放缓。
2010年，我国新增农民工数量达到1243万人，成为历史峰值。2025年，全国新增农民工比上年仅增加142万人，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至0.5%。新增农民工数量的减少，一方面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持续减少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到工业化达到一定深度后，城镇第二产业就业机会的减少。
城镇化进程放缓
此外还观察到一个现象是农民工跨省流动比率的不断下降，东部地区尤为突出，这似乎也与老龄化率加速相关。2025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达到43.3岁，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上升至32%。告老还乡的农民工数量在今后将不断增加。
因此，大量农民不再远距离跨省务工，转向县城、市域就近就业，异地大规模跨城转移规模收缩。2025年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6765万人，比上年减少75万人，下降1.1%；省内流动11241万人，比上年增加210万人，增长1.9%。
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突破64%后，近5年年均增幅仅为0.80%。按此增幅计算，我国城镇化率将于2028年前后突破70%的理论拐点，进入城镇化稳定期，城镇化年均增幅还将持续下降。
为何城镇化必然转向大城市化
从全球各大发达经济体看，大城市化率水平都非常高，例如，大东京都人口要占到日本城市人口的30%以上，首尔都市圈（加上仁川和京畿道）要占韩国总人口的50%以上。而伦敦、巴黎等大城市也分别占英国和法国城市人口的20%左右。可见，当经济越发达，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人口的集聚度越高。
中国在工业化的早中期，处于供给短缺阶段，工业品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产品为主，故涌现出大量乡镇企业。因此，城镇化实际上是城市化的早期形态。
正如张五常所说的，过去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县域经济”来推动。但随着重化工业化鼎盛期的结束，社会化大生产对产业链、供应链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产品的升级换代，产学研一体化要求也随之提高，故大城市的优势就愈加明显。
2012年工业就业人口在达到2.32亿之后逐年减少，至2024年降至2.13亿。2020年以来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相对变化不大，但相比2012年高点已回落1.4%。
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2012年见顶
来源：WIND，中泰国际
更重要的变化是，我国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不断加大，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数量也快速上升，而服务业对GDP贡献大的通常在大城市。从下图中可以发现，工业（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从2006年以后就开始下降了。
我国第二产业占比逐年降低
来源：WIND，中泰国际
若把我国东部的八个城市：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广州、深圳做个组合（分别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域的核心城市），发现其GDP在全国的占比从2006年的20.3%，一直下行至2011年的18.5%，之后则震荡上行。
为何2011年以后开始中国东部的核心大城市GDP占比止跌了呢？2011年确实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拐点，如进城农民工数量开始减少的第一年，GDP增速跌破10%的第一年，也是劳动年龄人口见顶的那一年。之后中国重化工时代步入后期，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经济增长更依赖于资本投入。
东部核心八城市的GDP占比
来源：WIND，中泰国际
因此，中国大城市化加速的主要原因是第二产业的占比下降，制造业中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占比上升。当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超过30%后，产能利用率不断下降，如2021年二季度为78.8%，到今年二季度则降至73.5%；同时，制造业投资也出现了负增长，但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看，先进制造业的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如电子、通讯、计算机等。
此外，由于国际航运业步入上行周期，船舶制造业的需求大幅增加，而造船业也都集中在东部沿海，而且我国造船业的全球订单占比在三分之二左右。
推动大城市GDP占比提升的更重要的是，我国第三产业的在GDP的中占比持续上升，如北京和上海的服务对GDP贡献均超过80%，故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大城市的优势产业。如北京、上海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分别为5.4%和5.6%，已经从早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如今的轻松超越。
2021年我国房地产结束了上行周期，全国房价出现了普遍下跌，但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及新一线城市的房价平均跌幅小于三、四、五线城市。今年以来，北京、深圳、上海的二手房交易持续活跃，房价也有企稳迹象。尽管北京连续多年出现人口净流出，但这只是政策引导的结果，北京人口的“潜在流入量”依然可观。
因此大城市房价相对坚挺与大城市的人口基本处于净流入状态有关。2021年以后，我国总人口首次出现几百年来的下降走势。而且，农业转移人口数量也逐步减少，由于大城市的服务业发达、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优势明显，既适合居住，又能带来就业机会，所以，我国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透过人口流向——
看我国大城市化的特征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看，从2017-2025年，我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剔除台湾省、香港和澳门后）中，只有11个行政区的人口净流入（剔除自然增长人口）。其中浙江人口的净流入量超过广东，位居全国第一。常住人口从2017年的6170万增加至2025年的6701万，增幅达到7.6%，同期广东为2.1%。
2017-25年各省人口净流入增速
来源：WIND，中泰国际
广东省、江苏省、四川省在庞大的常住人口存量基础上，同期常住人口净流入增速维持在1%—2%区间，进一步强化了国内人口向核心区域集聚的发展格局。海南、新疆、重庆、上海、福建、陕西及西藏，虽然常住人口总数相对偏低，但也在近八年间保持了净流入态势。河南、湖南、湖北、河北、山东、安徽六个人口大省，则在同期呈现人口净流出特征。
然而，如果进一步拆解人口净流入省份的分布情况，会发现净流入的人口大部分都流向省内大城市。以四川为例，如果剔除成都，则从2017-2025年，四川常住人口净减少520万。实际上，作为全国GDP第二大省江苏，剔除南京和苏州，常住人口也是下降的，当然主要是因为自然增长人口的减少。
大都市圈人口集中度持续提升
来源：WIND，中泰研究所，数据未剔除人口自然增长因素
从上图中不难发现，即便是中国发达地区，也同样出现了分化，其中长三角的浙江和广东省的珠三角是中国各省份中最强的区域。
对于过去8年人口净流出的省份而言，其省会城市人口大部分都是净流入的。省会城市如长沙、太原、河南、南昌、沈阳、西宁、长春、兰州、武汉、呼和浩特等人口都是净流入，对其所在省份则是人口净流出。
对发达地区而言，大城市往往能起到增长极的作用，即带动周边城市发展；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大城市则具有虹吸效应，即不能带动周边城市发展，而且从周边城市吸走了人力和资本等生产力要素。具有增长极效应的如上海、深圳等；具有虹吸效应的如北京、成都等。
从发达地区看，2017年至2025年的八年中，广州和深圳常住人口增量占广东省全省的一半以上，杭州和宁波人口增量在全省占比超过了95%，而苏州和南京、成都的人口增量远大于全省的人口增长规模。
2025年，江苏和四川省全省呈现常住人口收缩的环境下，苏州和南京、成都仍保持人口增长。可以预计，都市圈的人口聚集度还将进一步提升（由于城市数据的出生/死亡数据披露不完全，涉及城市的常住人口统计暂未剔除人口自然增长）。
我国发达省份通常呈现双子星现象，即一个省通常有两个经济体量比较突出的城市，如浙江的杭州与宁波、江苏的苏州与南京，广东的深圳与广州、山东的青岛与济南等。截至2025年，浙江、江苏、广东、四川的主要城市（杭州+宁波、苏州+南京、深圳+广州、成都）常住人口已经占至全省人口的30%左右。今后，这些双子星城市或单一省会城市的人口占全省的比重还将不断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大城市化进程还在加速中。
大都市圈人口集中度持续提升
来源：WIND，中泰国际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即便是特大城市，城市人口占我国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仍不高，最高大约在3%左右，这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有关。从今后看，我国超过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数量将会显著增加。目前为四个：重庆、上海、北京、成都，从不久的将来看，广州、深圳、郑州、武汉、杭州、西安、苏州等都有可能成为2000人口级的超大城市。
从个税等角度看城市竞争力
衡量一个城市的竞争力，通常有经济规模和GDP增长率，人均GDP水平、劳动生产率、单位产值耗能、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占比、创新能力、人才流入量、研发占GDP比重等，同时设置权重，进行综合打分。
但这种评价往往会与现实脱节，可能与人们的实际体验感有差距。笔者喜欢用“四大流”——人口流、货物流、货币流和信息流来衡量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当然，有些时候可能这四大指标可能有量化的难度。
限于本文篇幅，只从个人所得税角度去揭示一些现象。笔者选择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最具竞争力的八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宁波、苏州、南京、深圳、广州，因为2025年这三大经济区域的GDP之61.24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约为43.7%。
从2006年至2025年，上述八大城市的个人所得税占全国的比例从40.5%上升到53.4%，至少说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或高端人口流入增速都超过全球其他城市的水平。当然，其背后是否还与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或金融、房地产等服务业的体量较大有关？
八城市个税占全国个税的比例
来源：WIND，中泰国际
如果按这八个城市的GDP在全国的占比看，尽管已经从2022年18.7%提升至2025年的19.1%，但仍远远落后于个税的占比。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首先，反映出我国高净值人群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这三大城市，2025年的个税规模分别为2577亿元、2085.7亿元和1461亿元，占全国个税收入的37.8%。第四名为杭州，为705.3亿元，不足深圳的一半。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杭州和宁波的个税收入均超过南京和苏州，但浙江的GDP总量全国第四，而江苏排名第二。而且，2025年浙江的个税总额为1651.6亿元，江苏为1435亿元，江苏落后浙江200多亿元，但常住人口超过浙江2000多万，GDP则超过浙江近5万亿元。
八大城市个税的各自占比
来源：WIND，中泰国际
从上述的诸多数据比较看，GDP这一指标在反映经济质量方面的意义似乎不大，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如浙江尽管GDP排名第四，但对全国人口的吸引力则排名第一，过去8年浙江人口净增长7.6%，远超任何一个省份。
从全国范围看，长三角的江浙沪都非常具有竞争力，包括杭州、宁波和苏州、南京等城市；安徽稍弱，但合肥在产业基金投资方面可以与杭州、深圳相媲美。苏州与上海的紧密度要超过杭州和宁波，故苏州应该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城市。但江苏的地域和人口均大于浙江，跨越长江南北，故兼容北方和南方文化，而浙江则更偏向于海洋文化。
笔者并没有对海洋文化有确切的定义，但与浙江文化类似的省份还有福建和广东，共性是当地人的风险偏好较大，如历史上大规模出海谋求生路，走南闯北等，故这三个省的海外侨民数量较多，且在国内创业的数量也较多，见拙作《温州人的“一带一路”始于计划经济时代》。
从资本市场的历年数据看，全国的交易主要集中在三城（上海、北京、深圳）和三地（浙江、江苏和剔除深圳后的广东），其中历年来股票交易额方面，浙江一直领先于三地，尽管浙江的人口数量和GDP总量均落后于广东和江苏。在期货交易方面，浙江的交易额更是遥遥领先——均可以说明浙江人的风险偏好大于江苏和广东。
以上通过人口净增长率、个税收入的占比对比及居民风险偏好等多个角度去评判城市的竞争力。总体来看，全国最具竞争力的地区应该在东部，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最强，京津冀次之。核心城市中的竞争力排序，应该是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广州、苏州、宁波、南京、合肥，而非通过GDP规模大小来排序。
中西部地区竞争力最强的当属成都。今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人口净流入量仍将继续增加，这两个经济区域与其他经济区域的差距也将继续扩大。从个税分布看，2025年东部的五省两市的占比已经达到65%，接近全国的三分之二。
五省两市的个税占全国地方个税比例
来源：WIND，中泰国际
尽管区域间的分化难以避免，如中国东部十个省市的GDP已经占全国的52%（2025年），今后占比还会上升。但在大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中西部各省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或其他核心大城市具备更强的竞争优势。如下图显示中西部制造业强市对周边人口形成了虹吸效应。
中西部省会对周边人口的虹吸效应
我国中西部覆盖18个省及直辖市，国土面积占全国70%以上，涵盖超5亿人口，是国家战略腹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正在推动中西部地区形成更强的产业承接能力，以成渝、武汉、郑州、长沙、西安、合肥为代表的中西部核心城市，一方面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等产业布局完整产业链，一方面依托庞大本地消费市场改善城市基本条件，形成对内吸引力，吸引周边人口就近务工。
如今，外出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大，已经出现告老还乡、“孔雀西南飞”的现象。
2017年至2025年间，成渝、武汉、郑州、长沙、西安、合肥常住人口增长均超百万，成都更是以549万的人口增量领先。2025年这些城市依旧保持人口正增长，重庆常住人口总数虽有下降，但主要因人口自然因素影响，剔除人口自然增长后，2025年重庆人口净流入11.5万人，位居全国省/直辖市第四。
那么，如何来提高大城市的竞争力呢？合肥应该是一个教科书级的案例。但合肥的“股权财政”模式难以复制。合肥作为长三角的一个省会城市，其区位优势不如杭州、南京，更不如苏州、南通等毗邻上海的城市。正是基于此，可能也是触发合肥采取更加进取的方式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开展“股权财政”业务。何况它背能北靠中科大，具有一定的专业人才优势。
但对于大部分大城市而言，股权财政的成功率恐怕不高。尤其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在自身财力不强、人才优势不明显、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股权财政的风险偏大。
目前全国大城市中，股权财政成功率高的也属少数，如上海、杭州、合肥等。因此，要提高大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恐怕还是应该在营商环境的改善及投资于人方面多下功夫。
（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