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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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经济复兴，不是简单回归凯恩斯或新自由主义，而是重建支撑大众创造力的文化土壤与制度环境；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积累了多少无生命的财富，也不取决于它拥有多少不可一世的巨头企业，而取决于它能否让亿万普通人拥有发挥想象力、迎接挑战与实现自我价值的制度舞台；真正的经济活力、经济奇迹，孕育在千千万万没有特权、没有背书，却渴望改善自身命运的普通人之中。
诺贝尔奖得主的警告：算法正在绞杀大众创新
2026年5月，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以92岁高龄辞世。
菲尔普斯的学术生涯始于1960年代初。他1959年在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1982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荣休；2006年因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菲尔普斯一生的研究路径，从最优资本积累入手，深入宏观微观基础，再到结构性均衡分析，最终转向资本主义活力与价值观。他的研究注重围绕真实世界中的经济摩擦、不确定性与人的创造力展开。他以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为导向，不断挑战主流范式，将经济学视野从效率扩展到人类的“大（众）繁荣”。
在当前全球生产率增长低迷、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加速与社会包容性饱受质疑的境况下，我们重温其重要著作，既是对其学术贡献的追思，也是对AI时代“大繁荣”前景与隐忧的反思。
一
菲尔普斯晚年完成了比较明显的学术转向：从结构性的失业与均衡分析，上升到对资本主义本质、文明活力以及“美好生活”的哲学追问。他不再满足于解释失业率为何波动，而是直面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现代经济为何曾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又为何在二十世纪后期逐渐失去光泽？
他提出的核心概念是活力（dynamism）带来的大（众）繁荣（Mass Flourishing），由草根大众（grassroots）在日常工作中持续进行的本土创新/自主创新（indigenous innovation）造就的现代经济繁荣，并非仅依赖少数天才或大实验室的科技突破。这种草根大众爆发出来的创新活力，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强劲动力。
在他晚年的代表作《大繁荣》中，菲尔普斯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经济史叙事。他认为，十九世纪英美经济爆发的真正秘密，并非单纯的资本积累或技术发明，而是现代价值观的兴起：个人主义、冒险精神、活力主义以及对自我表达的追求。这些价值观打破了传统社团主义（corporatist）的束缚，激发了从农场主到工厂技工的“大众创新”。
《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美]埃德蒙·费尔普斯|著
余江|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3年9月
普通人不再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而是能在工作中面对挑战、解决问题、获得成就感的创造者。这种“大众繁荣”超越了物质丰裕，接近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eudaimonia”（完满），即通过实践智慧和创造活动实现完满的人生。
在2020年与人合著的《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一著中，他与合作者们验证了特定价值观（尤其是个体主义与自我表达）与本土创新、就业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稳健的正相关关系。他在该著中还前瞻性地讨论了自动化与机器人技术的双重影响：短期可能加剧不平等与工作转移，但长期若辅以正确制度和价值观，仍可释放更多创造性劳动，而非将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庸。
《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
[美]埃德蒙·费尔普斯[法]莱彻·博吉洛夫[新加坡]云天德[冰岛]吉尔维·索伊加|著
郝小楠|译
中信·万物|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5月
同时，他批评金融化主导的经济：资本更多流向资产炒作而非生产性创新，企业家精神被寻租和合规监管成本侵蚀。
二
既然草根创新与动态性创造了现代文明的奇迹，为什么这种活力在1970年代之后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出现了显著的衰退？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中给出了自己的诊断：现代主义价值观与经济创新活力受到了“新社团主义”（New Corporatism）复辟的威胁。
社团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范式，起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大陆，最初是作为应对自由资本主义无序竞争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第三条道路”被提出的。其核心主张是：由国家主导，将大企业、传统行业协会、大工会等既有利益集团组织起来，通过行政协商与私下协调来维护社会稳定、避免过度竞争，实现所谓“社会团结”。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这种范式演化为了更为隐蔽而无孔不入的“新社团主义”。新社团主义并不公开反对或追求废除市场形式，而是通过行政许可、行业标准、寻租监管、定向补贴，以及私下利益勾兑，建立起一套“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协同共治的平行政治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公共权力与既得利益集团深度绑定，市场的非人格化竞争被隐秘复杂的行政博弈所替代。
菲尔普斯深入解剖了新社团主义对草根创新的绞杀过程，其作用路径可以精细化拆解为以下四个微观机制。
（1）筑墙圈地与入口封锁：在新社团主义体制下，既有的大企业与行业巨头拥有极强的政治游说与寻租能力。它们通过游说政府出台繁复的合规审查、行业准入许可、极高规格的资质认证以及极其高昂的行政门槛，在事实上将那些没有政治背景、缺乏官僚关系的“局外人”与初创草根企业挡在市场大门之外，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准入壁垒。
（2）短期主义与金融资本的异化：在社团主义架构下，大企业的管理者与机构投资者陷入了对短期业绩和财报指标的病态追逐。大型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不再愿意为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缺乏抵押物的草根突破性创新提供长期支持，转而将流动性大量倾斜给那些拥有庞大固定资产、依赖政府隐性担保或拥有行政特许权的既得利益企业，造成了严重的金融资源错配。
（3）风险厌恶与“秩序优先”的社会契约：新社团主义推崇绝对的社会稳定与既得利益保护。在这种文化与制度下，“创造性破坏”被视为对既有就业和行业格局的破坏性威胁。国家倾向于通过财政救助、关税保护和行政特许去兜底那些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的僵尸企业，阻断了要素向高活力领域的再配置过程，使得全社会丧失了应对冲击的演化韧性。
（4）寻租收益对创新激励的挤出：当向政府寻租、获取行政特许或产业补贴可以比在市场上通过草根创新赚取利润更为轻松、安全且丰厚时，社会的顶尖人才与企业家精神便会大规模从“生产性创新”转向“分配性寻租”。社会的博弈规则被彻底扭曲，人们不再思考如何将蛋糕做大，而是思考如何利用权力或制度漏洞分得更大的份额，全要素生产率由此陷入停滞。
三
当下，人类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比工业革命更加剧烈的技术质变——人工智能（AI）、大语言模型与超级算力的指数级爆发。站在菲尔普斯“大众繁荣”与警惕“新社团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我们可以审视一个全新的课题：数字算法时代的到来，究竟是在增强草根创新，还是在催生一种前所未有的“算法新社团主义”？
表面上看，以生成式AI与低代码平台为代表的数字革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民主化”浪潮。一人公司与微型创业团队能够借助大模型，完成过去需要庞大的科层部门才能履行的代码撰写、数据分析与营销设计功能。这种微观生产单元的极小化，在形式上高度契合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中所追求的“大众参与”——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得以摆脱传统大企业的行政枷锁，直接在市场上进行试错与自我实现。
然而，如果将视线从“应用层”移向“基础层”，我们会发现隐藏的结构性矛盾：算力、数据与基础设施的集约化，正在筑起人类历史上最难以逾越的资本壁垒。这首先体现在要素垄断形式的转移：工业时代的社团主义依赖政府行政许可与土地、矿产等有形资源的分配；而数字时代的新社团主义，则依赖超算集群、海量训练数据与底层大模型的特许控制权。
其次是规则制定权的极化：平台资本凭借算力优势与算法门禁，成为数字生态中的“准政府”。它们不仅决定信息的分配路径，更通过API接口、收益分成与抽成规则，将无数小微草根创业者收编为自身生态系内的依附性节点。
在这种“高科技社团主义”架构下，普通劳动者并未获得真正的自主性，而是面临着沦为算法系统下被动“数字劳工”的隐性风险——个体在看似自由的界面背后，其每一个创造性动作都在无偿为巨头的大模型提供训练数据，进而加速自身劳动价值的稀释。
菲尔普斯“大繁荣理论”的深入之处在于，他强调繁荣不仅来自技术的应用，更来自社会对“非共识思想”的包容。真正的颠覆性草根创新，在诞生之初往往表现为对主流范式的偏离甚至挑战。然而，大语言模型的底层运行机制，本质上是基于全网海量既有数据的概率预测与“平均值回归”。当全社会的知识生产与商业决策高度依赖于算法模型的推荐时，一种隐性的“思想驯化”机制便悄然启动。
首先，是算法对异常值的惩罚：平台的推荐算法倾向于推送符合大众最大公约数喜好的内容与产品，从而在微观层面抑制了那些具有高度异质性、离经叛道的草根探索。其次，是同质化竞争与认知内卷：当所有创业者都使用相同的大模型进行商业策划与产品设计时，市场的供给端迅速趋向高度同质化。试错的多样性被算法的标准化所取代。
最后，是官僚化数字治理的合谋：监管机构与科技巨头倾向于利用AI算法建立起无死角的合规审查系统，这种基于确定性算法的治理模式，极大抬高了“非共识”草根创新在制度层面获得合法性的成本。
“非共识思想”的驯化与消亡的最终结果，是人类社会的“思想市场”被算法重塑为平庸共识的重复循环，失去了菲尔普斯所强调的那种由个人主义与活力主义碰撞出的充盈活力。这印证了菲尔普斯的洞察：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自动等同于大众繁荣。如果没有支持非共识思想、打破数据与算力垄断、保护个人创造力的微观制度配套，强大计算力极易沦为新社团主义维护既有秩序与垄断地位的工具。
在后菲尔普斯时代，要防止数字算法演变为绞杀草根创新的新枷锁，必须建构新的制度防线。第一，构建公共基础设施属性的“算力与数据公地”，打破科技巨头的绝对闭环，通过立法将核心算力网络与基础公共数据集定位为公共产品，降低草根开发者与中小微企业获取底层算力资源的成本，防止要素端的“算力新社团主义”卡脖子。
第二，确立“算法中性”与数据收益的反垄断规则，遏制平台资本操纵算法，造成对草根“局外人”的隐性歧视和隐秘剥削；健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确保草根创作者与劳动者在算力训练过程中的主体性权益与物质回报。
第三，捍卫工作中的探索权与“人类主体性”，在企业治理与公共政策中，明确反对将劳动者绝对“算法化”与“螺丝钉化”的倾向；尊重个体在工作中展现的直觉、情感与非理性探索——这些无法被算法完全预测的人类特质，才是驱动文明迈向真正的大繁荣的种子。
在当今的人工智能大爆发的时代，要创造AI时代的“大繁荣”，需要我们精心建构制度，防止算法将人类社会的“非共识思想”驯化为平庸的共识，用完善平衡的制度，保障每一个独立个体在数字浪潮中的探索权、挑战感与自我实现。
四
总的来看，《大繁荣》等晚年著作是菲尔普斯最具哲学雄心与人文温度的贡献。他将经济学从“增长会计”或“最优政策规则”的技术性讨论，提升至文化、文明层面的诊断——现代性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制度复合体，其可持续性依赖于支撑创新的“精神基础设施”。这一视角既继承了熊彼特对企业家创造性破坏的强调，又超越了熊彼特——菲尔普斯更关注普通劳动者的内在体验，以及创新作为“意义来源”的角色。
对于菲尔普斯的晚年著作，也有批评者指出了其局限。《大繁荣》和《活力》在诊断上相当深刻，在处方上则相对宏观。价值观的测量虽有数据支撑，但主观性与反向因果性问题（经济增长是否反过来塑造价值观？）难以彻底厘清。
对AI时代颠覆性冲击的乐观估计，可能低估了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中低端劳动的挤压，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反噬。此外，他对十九世纪“大众创新”的浪漫化描述，虽富有感染力，却也需要置于当时残酷劳动条件的历史语境中审视。
尽管如此，菲尔普斯晚期思想的意义远超特定的政策建议。它提供了一种人文经济学的框架：在追求效率与增长的同时，不忘追问“经济增长为了什么”。在当下——生产率停滞不前、AI转型、算力爆发、地缘政治碎片化与民粹主义交织的时代——菲尔普斯的思想框架尤其具有启发性。
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经济复兴，不是简单回归凯恩斯或新自由主义，而是重建支撑大众创造力的文化土壤与制度环境；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积累了多少无生命的财富，也不取决于它拥有多少不可一世的巨头企业，而取决于它能否让亿万普通人拥有发挥想象力、迎接挑战与实现自我价值的制度舞台；真正的经济活力、经济奇迹，孕育在千千万万没有特权、没有背书，却渴望改善自身命运的普通人之中。
（作者系社会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