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返朴 ，作者：陈小美
从2022年起，作为瑞士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机构，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做了一个决定：对于评审者确实无法区分的申请，用抽签决定谁获得资助。
它不是唯一一家这样操作的资助机构。根据《自然》杂志最近的报道，英国、新西兰、德国的资助机构也在做类似的尝试。在一些试验中，评审者发现，抽签并未让更弱的申请涌入，反而让申请者的多样性有所提升。但反对者指出，抽签无法衡量一个项目与其所处知识环境的整合度，而政治上，让纳税人的钱“靠运气”分配可能很难交代。
本文收录于合集#学界观察与指南
Rachel Heyard的工作是在噪声中找到信号，但问题是，信号经常不存在。作为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NSF）数据团队的生物统计学家，Heyard面对的问题很具体：评审者按科学相关性、可行性和申请人过往记录等标准，给每份基金申请从A到D打分。她的任务是检验这些分数到底有多可靠，哪些申请确实排在前面，哪些只是看起来排在前面。
最强和最弱的申请很快就能分出来，但剩下的挤成了一团，Heyard称之为“B proposals的云”，分数接近到评审者无法区分。为了强行排出一个序列，他们给分数加上了正号和负号，试图分出更细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可能根本不存在。
SNSF在2021年分配约1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覆盖所有学科。资助与否的分界线（funding line）从这片云中穿过。分界线两侧的差别，可能只是噪声。
早在2018年，一项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研究，就用数据证实了这种怀疑：43名评审者对同一批25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基金申请打分，结果评审者之间几乎无法达成一致。同行评审的制度设计默认评审者能做出精确的排序，但在资助线附近，这个默认根本撑不住。
一些资助机构决定正视这一点，它们开始抽签。
与其假装精确，不如承认局限
2022年起，SNSF正式改变了做法。Heyard参与建立了一个统计模型，把每份申请的排名视为一个范围而非固定位次，反映评审判断中的不确定性，然后问：排第23和排第27的那两份申请，真的能区分开吗？
在资助线附近，答案往往是“不能”。
当一份申请的可能排名刚好跨越资助与不资助的分界线，它就落入了灰色地带：足够好，值得留在竞争中，但和其他申请太接近，缺少排序依据。对于这些申请，SNSF的评审委员会可以选择随机分配资助名额，也可以决定全部不予资助。也就是说，同行评审仍然设定了入围的门槛，但在迈过门槛后，委员会不再被要求强行排出一个谁高谁低。
“与其问‘我们应不应该在科学流程中引入随机性’，不如把问题换一下：‘我们有多确信自己的决定足够精确？’”如今已在苏黎世大学可重复科学中心工作的Heyard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是——没有。”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认知科学家Tom Stafford更直接：“我们早就知道这些奖项是一场抽签。我们只是应该把它变成正式的，而不是潜规则。”Stafford同时借调在伦敦的Research on Research Institute（研究之研究所，简称RoRI），该机构专门研究科研体系的运作方式。
实际上，SNSF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激进的那个。RoRI维护着一份全球目录，记录了十几家已经使用或测试过部分抽签制的资助机构，其中11例在2022年之后启动。它们的做法从保守到激进分成三档：最轻量的是SNSF的模式，抽签仅在评审者确实无法区分的申请之间进行；更大胆的版本，对所有通过质量门槛的申请实行随机分配；最激进的模式出现在德国，抽签被放在评审之前，申请人先抽签获得提交完整申请的资格。
这些做法听起来像是对传统的断裂，但也可能是一种回归。古雅典用一种叫kleroterion的石板抽签来选任公职人员和陪审团成员。合格公民把刻有自己姓名的青铜铭牌插入石板上的横排插槽，装置侧面的管道里装着黑白两色球，每释放一颗球，对应那一整排公民就被选中或淘汰。把一部分公共决定交给概率，这个想法比同行评审古老得多。
抽签的影响
过去三年中，最受关注的试验来自英国。2022年，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开始对其小额研究资助（Small Research Grants）实行部分随机化：所有通过质量门槛的申请进入抽签池。British Academy想解决的问题不只是评审委员会的负荷，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问题：很多研究者根本不申请。
“有些人在提出申请之前就把自己淘汰了，”英国国家学术院的研究资助负责人Ken Emond说。许多人错误地以为，自己来自名气没那么大的大学，面对牛津、剑桥和伦敦的竞争者不会有戏。抽签释放了一个不同的信号：只要你过了质量门槛，机会均等。
数据印证了这一点。申请量增长了约70%，从随机化之前的约600份增至最近一轮的1,100多份。亚裔及英籍亚裔研究者的申请比例从13%升至19%，获得资助的比例从11%升至17%。获得资助者分布在112家不同机构，其中不乏阿伯泰大学、邓迪大学、阿兰·图灵研究所这些此前很少或从未获得过该资助的机构。试验原定三年，2025年4月，英国国家学术院宣布延长至2028年。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统计学家Adrian Barnett是这项试验的独立评估者之一。每一轮，他收到的就是一份匿名名单。“我拿到名单，第二天就把中签者和未中签者发回去，”Barnett说，“资助机构可以在避免不受欢迎的事后分数调整的情况下，获得多样性增益。这是一个简单改动换来的大回报。”
抽签还改变了“被拒”的含义。过去英国国家学术院不提供任何反馈，现在它可以告诉申请者：你是没过质量门槛，还是过了门槛但没抽中。Emond说，一些未中签者拿着“通过了质量门槛”的认定，在申请其他基金时把它当作一份背书。
德国的步子迈得更大。汉堡的高校创新基金会（Stiftung Innovation in der Hochschullehre,StIL）在其高校教学创新资助项目Freiraum中，把抽签放在了同行评审之前：申请人先参加抽签，中签者才有资格撰写完整申请并接受评审。
图A比较了Freiraum项目在先到先得流程和“先抽签、后评审”流程下的女性申请者与获资助者占比；图B展示2024年的申请、抽签、完整提案和同行评审流程。|图源：Luebber et al.,Nature Communications
与StIL此前的常规流程相比，女性申请者占比从40.8%升至约45%，女性获资助者占比从38.0%升至约47%，而评审的估算经济成本降低了约68%，因为只有抽中的申请人才需要撰写完整申请并接受评审。
当体系承受不住的时候
多家资助机构近年都报告了申请量上升。
2026年4月，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主席Maria Leptin透露，原本为50到150份申请设计的评审panel，现在要面对250份以上。部分观察者将这一增长归因于AI辅助撰写申请，但也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ERC的应对方式不是抽签，而是拟将部分落选者的重新申请等待期再延长一年。结果1000多名研究者签署联名信抗议，信中说这些措施将“惩罚高质量申请”并“打击大胆想法”。13天后，ERC对Starting、Consolidator、Advanced和ERC Plus四类项目撤回了新增限制，但Synergy Grant仍保留了更严格的规则。伦敦大学学院的Bart De Strooper把ERC的困境比喻为一株长势太好的植物：“盆太小了。你不能从四面八方修剪它，你得找一个更大的盆。”
Maria Leptin在2017年一次青年研究者奖项活动上发言。作为ERC主席，她在2026年公开警告申请量增长给评审panel带来的压力。|图源：Rolf Kickuth/Wikimedia Commons
以上这些试验，提出了一个共通的问题：当每七八份申请中只有一份能获得资助，当评审体系承受的压力远超其设计容量，同行评审能在资助线附近做出精确区分的假设，是否还可靠？
宾果厅与哲学家
反对抽签的理由不只是情绪性的。
在成为统计学家之前，Barnett在英国达文特里的一家宾果厅（大家一起玩宾果游戏的场所）上过班。“很多顾客更喜欢自己挑选宾果彩票，”他说，”当然全是随机的，但他们更喜欢有选择的感觉。”
研究者可能也一样。Heyard认为，这种对“自己说了算”的需要，解释了为什么更常见的版本是“modified lottery”：评审做主要的筛选工作，抽签只解决评审解决不了的部分。“某种形式的评审，或者有专家参与决策，比完全抽签的接受度高得多。”
十年前，Barnett的团队向澳大利亚的资助机构推荐过这个想法。但是收到的反应，是“非常消极、畏缩不前的”（very negative and fearful）。他在2016年发表于mBio的文章中记录了一位工作人员的担忧：“这会显得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另一层风险在于公众观感：政客和纳税人可能会把抽签看作对评估责任的放弃，而不是对排名局限性的坦诚回应。
实质性的批评来自更深的层面。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INRAE）的科学哲学家Baptiste Bedessem在202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抽签模式“低估了一个研究项目与其所处知识环境的整合度”。一份申请的价值不能被孤立衡量：它取决于它所依赖的工具和方法，它回应的既有问题，以及该领域是否已经准备好使用它的答案。一个沉浸在相关文献中的评审者有能力把这些关系纳入判断，但一次随机抽签不行。现有的试验也尚未回答长期项目成果质量和跨学科适用性这两个更难的问题。
StIL的Freiraum项目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注脚。调查显示，申请者对新旧流程的偏好几乎各占一半，许多人仍然倾向于传统方式。但评审者没有发现进入评审的申请质量异常偏低。正面的量化结果和对旧流程的持续偏好，同时出现在同一场试验中。
更多数据正在路上。Stafford和Springer Nature的市场情报总监Dan Penny最近完成了一项覆盖约4,000名全球研究者的调查，问题是科研资助应该怎么分配，部分随机化是选项之一。结果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发布，届时也许能显示科学界是否准备好把抽签从一个反常识的想法，变成一个可接受的选项。
“抽签是一个古老的想法，”Barnett说，“很多文化都用过，多数人直觉上也认为它是公平的。但今天的人总觉得我们能做得更好，能把赢家挑出来，哪怕所有证据都在说，我们挑不出来。”
参考资料
[1]Bennett,M.(2026).When the best decision is no decision:the rise of randomization in grant funding.Nature.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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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yard,R.et al.(2022).Rethinking the Funding Line at the 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Bayesian Ranking and Lottery.Statistics and Public Policy,9,110–121.https://doi.org/10.1080/2330443X.2022.208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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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uebber,F.,Krach,S.,Paulus,F.M.,Rademacher,L.&Rahal,R.-M.(2025).Lottery before peer review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female representation and reduced estimated economic cost in a German funding line.Nature Communications,16,9824.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5-65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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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chenkman,L.(2026).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backtracks on stricter grant resubmission rules.The Transmitter.https://www.thetransmitter.org/policy/european-research-council-backtracks-on-stricter-grant-resubmission-rules/
[8]Barnett,A.G.(2016).Funding by Lottery:Political Problems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mBio,7(4),e01369-16.https://doi.org/10.1128/mbio.01369-16
[9]Bedessem,B.(2020).Should we fund research randomly?An epistemological criticism of the lottery model.Research Evaluation,29(2),150–157.https://doi.org/10.1093/reseval/rvz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