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信出版 ，作者：唐志军
编者按：
8月17日，《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罕见的措辞严厉的文章，题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却出奇地缺乏说服力》（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is Oddly Unconvincing），直指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文中称，阿西莫格鲁在多篇论文中的数据处理及结论推导“较为粗略”，而他关于制度的宏大命题似乎亦未揭示多少新东西。除此之外，文章还认为，他对人工智能的判断“也悲观到了近乎有损可信度的地步”。
原文刊发两天后，阿西莫格鲁在X上公开表示不满，称文章读来像是刻意针对他的“攻击性文章”（hit piece），并表示自己已要求《经济学人》提供回应机会。21日，《经济学人》刊出了阿西莫格鲁的回应。在回应中，阿西莫格鲁认为，这篇文章“只是把彼此联系松散的种种不满拼凑起来，借此影射我的学术成果并不可靠”，并直言“真正‘出奇地缺乏说服力’的，是你们的批评”。
这场争论，在过去一周持续引发经济学界热议。诚如《经济学人》的文章标题所言，阿西莫格鲁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其著作在中国亦有广泛受众。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场争论？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是否真的“缺乏说服力”？
为此，我们邀请到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著作《现代经济增长导论》的译者唐志军围绕上述话题撰写了一篇深度评论。唐志军教授认为，近期关于阿西莫格鲁的争议暴露出其理论体系当中不容忽视的内在张力：既承认“制度是内生”的（由权力博弈塑造），又需要“制度是外生”的（以便进行因果推断）。当阿西莫格鲁试图让“制度决定论”成为唯一的答案，他对于“什么决定了制度本身”这一追问的忽视，就显得愈发醒目。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的研究。这无疑是对“制度决定论”这一学术纲领的最高加冕。然而，加冕之后，争议并未平息。近期，《经济学人》杂志那篇题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却奇怪地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文章，以及阿西莫格鲁本人措辞激烈的回应，恰恰暴露了这位“学术巨牛”的内在张力和矛盾之处。
他的贡献与局限，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以精巧的实证设计和博弈论框架重塑了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另一面则是过度简化的“包容—汲取”二分法、对历史复杂性的忽视，以及一种潜藏的“制度先验论”。当我们将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Robinson，以下简称AJR）的学术成就置于更宽广的理论光谱（诺思、奥尔森、福山等）中审视时，这种矛盾便尤为清晰。
制度经济学的哥伦布时刻：AJR的三重学术贡献
AJR的贡献，首先体现在方法论层面。在他们之前，诺思已经雄辩地论证了“制度是重要的”，但诺思的论证更多是历史叙事和逻辑推演，其著作中几乎没有计量图表，读者需要通过大量阅读来判断证据是否有选择性偏差，验证门槛极高。AJR的突破在于，他们以工具变量策略将这一命题从“相关”推进到“因果”。2001年那篇引用量超过23000次的经典论文，以殖民时期定居者死亡率作为制度类型的工具变量，论证了早期制度选择对当代经济绩效的长期因果效应。无论这一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假设后来受到多少质疑，它都为制度经济学注入了“可信性革命”的基因，使制度研究从一个规范性命题转变为可检验的实证科学。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不论是否认可其结论，AJR“将对话转向了更量化和形式化的层面”，这正是他们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核心贡献。
在理论建模上，AJR同样也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不同于诺思将制度变迁主要归因于效率追求，AJR构建的动态博弈模型揭示了一个更冷峻的现实：低效率的制度可能长期存续，因为它服务于掌权精英的利益，而制度变革发生在民众集体行动形成“可信威胁”、精英阶层出现分化之时。这一框架将制度从“中性的游戏规则”还原为“权力博弈的产物”，并形式化地分析了政治博弈中的“承诺”问题。正如阿西莫格鲁在《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中所言，政策与制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报酬结构”，而“制度能否促进增长，取决于它能否提供合理的报酬结构，使创新获得奖励而非惩罚”，这一洞见将制度分析从对“规则本身”的描述，推进到了对“规则如何塑造行为者激励”的深层机制层面。当制度不能提供这种激励时，即便“人类有足够强大的聪明才智实现重要的技术突破”，这种增长潜力也只能停留在“潜在的可能性”状态。他强调，理解现代增长过程，必须研究“哪些个人和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哪些受损”，并关注“受损失的个人或群体能否得到补偿并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这正是其制度变迁博弈论模型的底层逻辑：制度选择内生于不同集团间的权力博弈与利益分配，而非某种外生的最优设计。
此外，AJR提出了一套简洁而有力的概念框架，即“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这一框架虽然被批评为过于简化，但其理论穿透力和传播力恰恰源于这种简洁性。它提供了一种直觉上可理解、跨案例可比较的分析语言，使得关于国富国穷的讨论不再停留在“地理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模糊层面，而是聚焦于可观察、可比较的制度特征。
“包容—汲取”二分法的内在裂痕
然而，这种简洁性也恰是AJR理论最脆弱之处。当“包容性制度”被定义为“保护产权、鼓励竞争、激励创新”时，它实质上是以制度的结果来定义制度本身：繁荣的国家当然看起来是“包容”的，失败的国家当然看起来是“汲取”的。批评者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先射箭再画靶”的循环论证。当新加坡作为“高集中+高增长”的案例被质疑时，AJR的回应是“这种模式不可持续”；当海地作为“民主但贫困”的案例出现时，解释是“它多元但缺乏集中”。这种理论上的弹性空间，使“包容—汲取”框架难以被证伪。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AJR对“制度类型”的讨论主要停留在表征描述，而未能深入剖析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与维系机制。他们强调“关键节点”和“制度漂移”的重要性，但对这些概念的操作化定义含混不清。批评者泰勒·科恩（Tyler Cohen）曾一针见血地指出，AJR描述的制度变革似乎只来自其他制度变革，陷入了“乌龟一直驮下去”的无限倒退。
此外，AJR的“制度决定论”存在明显的视觉盲点。威尼斯衰落的案例尤为典型：AJR将之归咎于13世纪末建立的“汲取性”寡头政治，但这一制度在此后数百年间并无重大变动，威尼斯的兴衰更可能源于新航路开辟导致的地理经济格局变迁。同样，阿根廷从富裕走向贫困，并非肇始于制度恶化，而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际分工格局变迁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将国家兴衰归因于单一制度因素，无异于将复杂经济系统的所有现象简化为一个“终极变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批评并非否定制度的重要性，而是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制度是重要的，那么什么决定了制度本身？AJR对“制度决定繁荣”的论述越有力，他们对于“权力结构决定制度”这一更根本命题的忽视就越发醒目。这一问题将在第四部分展开讨论。
方法论的创新与争议
AJR的方法论贡献与争议同样引人注目，是当代经济学“可信性革命”在制度研究领域的集中体现。
在创新方面，AJR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制度研究从历史叙事转变为可检验的经验科学。他们通过引入自然实验和工具变量策略，试图解决制度的内生性问题，为制度经济学确立了因果推断的标准。其动态博弈模型则为制度变迁的分析提供了形式化的理论框架，使精英与民众在制度选择中的策略互动变得可建模、可推导。可以说，AJR以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工具箱，将制度经济学从一个“思想学派”提升为“主流范式”。
然而，争议同样不容回避。
首先是数据质量问题。批评者戴维·阿尔布伊（David Albouy）指出，AJR（2001）使用的64个国家死亡率数据中，只有28个来自本国，其余是根据其他国家情况推测而来，其中包括将传教士死亡率乘以4.25后充当殖民者死亡率等可疑操作。在纠正了这些“不一致性、有问题的推测和错误”后，死亡率与制度质量之间的关键关系显著弱化，工具变量面临“弱工具”问题，估计结果不稳定。
其次是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假设。欧洲殖民者带往殖民地的不仅是制度，还有人力和文化资本。即便殖民者死亡率通过制度影响了发展，它也可能通过定居者人力资本、地理生态条件等其他渠道发挥作用，这使得排他性约束难以满足。此外，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也被反复提及：AJR的样本主要包含非洲和拉美国家，却遗漏了韩国等实现了显著增长的经济体，选择性样本可能放大了制度因素的解释力。
更深刻的认识论批评在于：对计量精确性的过度追求，有时反而使研究者忽略了对社会机制“如何”和“为何”发生的深层理解。我们“带着一箱精密仪器，却只享用一份单薄的概念菜单”。当数据质量、工具变量有效性和样本代表性备受质疑时，精巧的方法本身便成为争议的焦点。这种张力，即形式上的严谨与实质上的不确定并存，或许正是当代经济学“可信性革命”的内在困境：问题越重要，测量越困难；工具越精巧，假设越脆弱。
权力结构研究的突破与未竟
阿西莫格鲁对权力结构的研究，既有重要突破，也存在明显局限。在突破方面，他将“权力如何分配”置于制度分析的核心位置，强调政治权力分配决定了经济制度的性质，当权力广泛分配并被有效制衡时，才会产生保护产权、鼓励创新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当权力被少数精英垄断时，经济制度就成为汲取工具。这一视角超越了诺思将国家视为“暴力垄断者”的静态框架，引入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动态博弈。
然而，这一理论在权力结构本身的形成机制上仍存在解释盲区。在AJR的分析框架中，权力结构往往被视为制度的“背景板”或“前定变量”，而非一个需要被独立分析和动态考察的核心机制。尽管他们反复论证政治权力分配决定了经济制度的性质，但对于政治权力结构本身是如何形成的、由什么力量塑造、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变迁，AJR的讨论却出奇地浅薄。他们倾向于将权力结构的起源追溯至某个遥远的“关键节点”（如殖民征服、制度移植、革命等偶然历史事件），仿佛一旦跨过这个节点，后续的制度演化就被锁定了。这种解释策略本质上是用一次性的外生冲击替代了对权力结构内生演化逻辑的系统分析。
以普鲁士—德国的现代化历程为例：19世纪初，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掌握土地与军事权力，主导了自上而下的制度改良（如农奴制改革、关税同盟），形成了“专制+高效官僚+有限经济自由”的独特组合。这一权力结构并非AJR式的“关键节点”一次性锁定，而是在拿破仑战争压力、1848年革命冲击，以及工业化催生的资产阶级崛起之间，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反复博弈与渐进调适。权力结构既塑造了制度（如1871年帝国宪法对君主权力的保留），又被制度运行的结果所重塑（如工业化扩大工人阶级组织力量，倒逼福利国家萌芽）。这一历史轨迹清晰表明，权力结构的演化是内外冲击与制度反馈交织的动态过程，而非某个殖民时期偶然因素的静态遗产。这一动态演化逻辑，对AJR倾向于将权力结构归因于遥远“关键节点”的静态解释策略构成了经验上的质疑，而AJR对此类案例的系统回应尚付之阙如。
AJR理论最深刻的张力在于：他们既承认“制度是内生”的（由权力博弈塑造），又需要“制度是外生”的（以便进行因果推断）。这种张力体现在方法论层面，也体现在理论框架的内部不一致中：当他们强调殖民时期偶然因素决定制度类型时，他们潜在地假设了制度的外生性；当他们讨论精英与民众博弈决定制度变迁时，他们又回到了制度的内生逻辑。这种双重性格，使AJR的理论既具有实证上的可操作性，又在理论上留下了“制度最终从何而来”的未解之问。而这一追问，恰恰指向了远比“制度”更底层的权力结构问题。
事实上，权力结构与制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而这种循环恰恰是AJR理论中最被忽视的维度。一方面，制度→权力结构存在反馈效应：制度一旦确立，会通过资源分配规则、税收权限、法律保护范围，反过来强化或削弱特定群体的权力基础。例如，包容性经济制度培育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后者会持续诉求政治参与，从而重塑政治权力格局。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制度构成前向效应：权力分布决定了制度的起草、通过和执行偏向，这是AJR的核心贡献，但只是故事的一半。更重要的是，这种双向关系可能形成循环累积：良性循环表现为“权力制衡→包容性制度→中产阶级壮大→更强制衡”；恶性循环则呈现为“权力集中→汲取性制度→精英财富积累→更强权力集中”。将这一互为因果的动态纳入分析，才能完整理解制度变迁的驱动力，也才能跳出AJR将权力结构视为“前定背景板”的静态陷阱。
回应与反思：超越制度决定论
面对这些批评，阿西莫格鲁的回应更多是防守性的：他指出《经济学人》的批评依赖匿名来源和断章取义，强调自己的论文已经包含了相关局限性的讨论，质疑对手未能提出更实质性的学术反驳。这些辩驳在战术上是有力的，但在策略上，它们并未回应一个根本性的质疑：制度决定论是否承诺了太多，而解释得太少？
诚然，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制度及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理解，但政策制定者在援引他们的研究时，“必须避免以单一的制度因素解释复杂经济系统的所有现象的误区”。地理、文化、国际环境等因素虽然可能通过“制度漏斗”发挥作用，但它们并非仅仅是制度的“背景板”。一个更完整的理论，需要在制度决定论的基础上，接纳更丰富的历史分析、更精细的制度类型学，以及对制度变迁内生动力更深入的探索。这既是AJR理论的边界，也是后AJR时代制度经济学需要面对的核心命题。
正如笔者在《国家兴衰成败探源——权力结构变迁的经济绩效》一书中论证的，制度归根结底是权力结构的产物，而非独立的自变量。一个社会的制度类型——是包容性的还是汲取性的——本质上是由其权力结构的三个维度（权力的集中度、制衡度与开放度）共同塑造的。当权力结构处于“适度集中+有效制衡+相对开放”的均衡状态时，制度更可能朝向包容性演化；而当权力结构失衡（过度集中且制衡失效、格局封闭）时，即便形式上移植了所谓“好制度”，也会在实践中蜕变为汲取性工具。这提示我们，与其追问“什么制度能带来繁荣”，不如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才能催生并维系能够带来繁荣的制度？”AJR的贡献在于出色地回答了前半个问题，而对后半个问题的回答，则需要将分析焦点从“制度”进一步下沉到“权力结构”这一更底层的变量。这正是笔者书稿试图推进的方向——将权力结构从AJR框架中的“背景板”提升为分析的核心自变量，系统考察其通过政府类型、制度质量、激励结构和动态能力等多重渠道影响一国长期增长的具体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阿西莫格鲁教授的最大贡献，是让经济学家无法再忽视制度；而他最大的困境，或许是让制度成为唯一的答案。当一种理论从“重要因素”演变为“终极决定因素”时，它便从科学假说蜕变为一种意识形态。AJR的理论正处于这一临界点——它既是被诺奖加冕的学术范式，也是需要被超越的研究起点。未来的制度经济学，需要从制度决定论走向一种更完整的“权力结构—制度—绩效”分析范式，在继承AJR方法论遗产的同时，补上其对权力结构分析不足的理论短板。